产业帮扶政策对低收入农户生计策略与收入的影响——以安徽省凤阳县为例

低收入农户提高生计能力与收入是中国减贫方案的核心要务。文章以安徽省凤阳县9镇18村342户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入户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模拟对低收入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并根据其具体收入情况,解读产业帮扶政策对家庭收入的影响,以期对我国产业帮扶政策的实施提供有益借鉴。

共同富裕背景下低收入农户精准帮扶现状分析及思考--以浙江省富阳区为例

习近平同志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而高质量推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低收入农户是农村地区的低收入群体,是推进共同富裕中的最关键人群。为全面推进富阳区低收入农户精准帮扶,课题组深入民政、残联、医保、教育、妇联、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前往万市镇、湖源乡、新登镇等重点乡镇,实地走访低收入农户120户,组织座谈10余场,收集数据近万户,深入分析原因,结合富阳区实际提出引导多种形式就业、发挥产业帮扶优势、深化农村产权改革、持续强化兜底保障等四个方面意见建议。

低收入农户增收协同治理的内在机制及实践探索

协同治理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内在要求,是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是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必然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剖析低收入农户增收面临的困境,系统梳理多元主体在增收实践中的行为逻辑。坚持实践导向,以W村花卉产业发展案例为基础,对低收入农户增收的治理策略等进行系统梳理,并基于协调治理理论,构建起主体协同、理念协同、资源协同、制度协同的治理模式,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扶贫资源配置对低收入农户收入影响——以青海省18村为例

防止致贫返贫、建立脱贫长效机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落脚点。探究低收入农户收入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可为建立预防致贫返贫机制提供思路和借鉴。基于青海省3县18个行政村农户调查数据,从农户角度将所访低收入农户收入特征进行分析。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和Tobit模型研究影响农户收入和收入结构的影响因子,确定因子的解释力和显著性,并结合分析结果提出政策建议。结果表明:(1)低收入农户的家庭总收入增长明显,增收效果明显,脱贫攻坚成效显著。(2)通过扶贫资源配置,农户增收意愿与内生动力明显提升,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3)收入影响单因子解释力有很大差异,且双因子交互作用驱动力均高于单一因子。其中劳动力人数和建档立卡人数交互后影响力最大。(4)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户的收入结构影响显著,不同的收入渠道影响因子各不相同。在收入提升阶段应重点关注贡献程度较高的影响因子。

现金转移支付政策与促进低收入农户走向共同富裕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而低收入群体持续增收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前提。目前,中国城乡收入不均衡问题依然存在,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呈现扩大趋势,凸显解决低收入农户快步增收问题的必要性与迫切性。立足全球减贫实践中存在的现金转移支付政策争议,尽管转移支付帮扶方案被普遍认为能够缓解收入不平等、提升受助群体福利,但国内外学者亦表达了对于此类福利政策负向劳动激励问题的担忧。本文对上述学术争论进行了解析,以中国脱贫攻坚延续至今的各类转移支付政策为案例,基于课题组大样本的调查数据,剖析了转移支付帮扶资金对于低收入农户家庭的现实作用,为“现金转移支付政策争议”提供了中国减贫转移支付政策的经验证据。基于上述分析结果,论文最后探讨了如何优化完善现金转移支付政策,从而有效促进低收入农户走向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背景下低收入农户人群定位研究

低收入农户增收是推进共同富裕中备受关注的难点问题。本文回顾了2018—2022年浙江低收入农户发展变化,突出特征是收入实现翻番,转移净收入占比快速提高,人口大幅减少。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新阶段,面临低收入农户人口数量少、内生动力不足、帮扶缺乏支点等问题。提出了推动低收入农户认定标准与救助认定标准脱钩、甄别找准增收帮扶对象、因地因情施策的增收路径,对有内生发展动力、有带动能力的户,按实际条件可帮尽帮,培训专业技能、创建资源连接;对救助对象,以政府转移收入托底,突出消费帮扶,注重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生活质量。

聚焦低收入农户信贷需求的农村小额信贷研究

大国小农是我国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的基本国情,小额信贷是满足农村金融体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农村小额信贷还存在一定问题,突出表现为商业性机构“目标偏差”无法满足低收入农户小额信贷需求;金融过度与金融抑制并存加剧农村小额信贷供给不足;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成本较高;缺少专门针对低收入者的小额信贷产品,贷款利率较高;在培育生产能力方面作用有限;小额信贷机构为商业银行做“助贷”,进一步拉高农户借贷成本。建议应重构农村合作性和社会性金融机构,构建差异化的农村金融供给体系,制度松绑与强化监管并重。

健康中国视角下农村地区低收入农户医疗保障现状研究——以天台县赤城街道为例

农村地区低收入农户的医疗保障制度的完善,是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最薄弱环节,为这类人员提供兜底医疗保障,阻断因病返贫、因病致贫,更是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文通过对天台县赤城街道低收入农户医疗保障现状的研究,阐述了该地区低收入农户目前享受的基本医保待遇,分析了当前农村地区低收入群体医疗保障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在政府、社会层面,要加强对农村地区医疗保障体系的研究,制定和完善的医保政策,加大资金补贴投入,提高基金统筹层次,鼓励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发展,宣传普及医保政策和健康行为知识等政策建议,为进一步完善农村低收入农户的医疗保障提供借鉴参考。

数字化赋能低收入农户增收的探索实践与经验启示

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日益富裕是农户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提升的前提与基础,是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照进现实的必由之路。如何探索低收入农户同步基本现代化路径,促进精准帮扶与农村振兴有机衔接,实现平衡发展、共同富裕,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而将数字化改革贯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过程,推进低收入农户精准帮促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的“三个有机衔接”的地方实践为我们提供了素材与镜鉴。

构建“六化协同”帮促机制 助推低收入农户致富

围绕“帮促谁”“怎么帮”“帮什么”,全力帮促低收入农户增收致富遂昌是山区26县之一,也是革命老区县,全县总面积2539平方公里,总人口23万,辖7镇11乡2街道,是全国绿色发展百强县、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省首批大花园示范县。近年来,遂昌瞄准“缩小收入差距”,扎实推进“扩中”“提低”行动,开展“六化协同”全力帮促山区低收入农户增收致富机制探索,入选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第二批试点名单。2022年,全县低收入农户人均收入增幅17.5%,位列丽水第一、26县第三,且连续8年增幅超过15%。

“联大带小”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

低收入农户作为“扩中”“提低”九类重点人群之一,自我发展能力弱,增收难度大。近年来,长兴县探索“联大带小”促增收机制,开展了农合联会员单位与低收入农户对接帮扶的助农增收行动,有效破解了低收入农户“增收无门、致富无路、创业无技、发展无资”的困境。自2018年以来,累计帮扶低收入农户2425户、5942人,实现总增收2.09亿元,连续帮扶户人均增收6.42万元,低收入农户人均增收增长203.75%。2022年长兴县相关做法入选全省第一批共同富裕最佳实践案例。

关于湖州市吴兴区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的实践与思考

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是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为进一步提高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低收入农户的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在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强村富民和政策托底等方面,总结了吴兴区促进低入农户增收的主要做法,并针对增收渠道较窄、增收动力不足、农村“造血”功能不强等问题,提出了完善激励帮扶机制和制度设计、提高低收入农户增收能力、增强村集体“造血”功能等促进低收入农民增收的相关对策与建议,旨在为提高吴兴区及其周边地区低收入农户的收入水平提供参考。

浅析桐乡市低收入农户持股增收模式

实现共同富裕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目标。浙江省桐乡市针对低收入农户发展后劲不足、收入渠道单一等制约因素,积极探索了“共富大棚”持股增收模式,带动当地低收入农户获得“一地三金”的稳定增收。为促进精准帮扶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特对“共富大棚”持股增收模式的主要机制、筹资模式、分红模式等进行介绍,并对其主要做法和实施成效进行分析,旨在进一步推动桐乡市低收入农户共享现代化红利,同时为周边地区提高农户收入提供“桐乡样板”。

欠发达地区低收入农户内源式增收机制探讨——源于温州的实践

文章基于温州低收入农户增收现状,分析增收政策瓶颈,提出低收入农户内源式增收的长效机制。并基于理论推导,为实现内源式增收,提出了保护和培育村级经济发展资源、构建村级产业发展"孵化器"和发挥政策引擎作用等三方面的低收入农户增收的政策思路。

欠发达地区低收入农户增收困境分析及“内生驱动”增收机制探索——源于温州的实践

本文着眼于低收入农户扶贫监测数据,深入探究低收入农户增收难题,指出存在增收内生驱动力缺乏、农户的"贫困陷阱"、要素禀赋薄弱和高物价水平影响等四个方面。同时考虑到扶贫政策资源整合不够和政策效应递减的政策困境,提出了突破"贫困陷阱"的内生驱动模型。该模型突出"扶贫智力发动机"——科技综合帮扶团队,形成村级经济发展规划,选择基于资源禀赋的特色产业,产业动态演进,最终以产业致富。最后,基于模型视角,提出了保护和培育村级经济发展资源、构建村级产业发展的"孵化器"和发挥政策引擎作用等三个方面的政策思路。

北京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的实践探索

为贯彻《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和按照中央提出的"东部有条件地区要提高扶贫开发水平,探索减少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的要求,北京"十二五"期间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实践探索了低收入农户和低收入村增收的综合帮扶措施,增收效果显著。在"十二五"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北京确定了"十三五"时期低收入农户、低收入村的认定标准并完成了低收入农户和低收入村的精准识别和建档立卡工作。针对新一轮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和低收入村的特征,北京将探索实践系列分类帮扶措施,帮助低收入农户和低收入村增收。

苏州市低收入农户快速增收的制约因素分析

对低收入农户在增收方面的制约因素进行综述,制约因素主要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研究了江苏省苏州市低收入农户的界定标准,通过对苏州市低收入农户增收的现状分析和苏州市低收入农户制约因素的调查,发现苏州市低收入农户快速增收的制约因素主要是家庭状况的影响、农业经营效益不高、创新意识薄弱、过于依赖政府的补贴等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提出了构建苏州市低收入农户快速增收机制的建议。

山西省低收入农户收入状况分析

提高低收入农户收入水平,就是帮助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山西省低收入农户人均收入水平低,收入结构不合理,人均工资性收入和人均财产性收入偏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总收入的比重小,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偏少。要通过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发展现代农业、挖掘农村"三块地"在增加财产性收入方面的潜力和作用、加大救济扶持力度等措施,提高低收入农户收入水平。

北京市低收入农户增收的制约因素及措施

北京市存在部分农户的收入水平较低的现象,远低于当地农户的平均水平,如何提高这部分农户的收入水平,对于率先实现"十二五"规划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科学地界定低收入农户的基础上,结合历年统计数据及其相应的变化趋势图,分析了低收入农户的增收受诸多因素制约,包括农业不具备量的优势、农业资源有限、某些低收入农户存在无收入家庭成员等等。应当采取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合理开发农业资源、转移无收入的家庭成员就业等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

北京低收入农户增收的产业政策及成效研究

解决低收入农户增收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北京市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的产业政策效果明显,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借鉴东部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今后北京市在解决低收入农户增收问题上既要大力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又要在农业外部寻求增收途径;既要全方位开辟农民就业、增收的渠道和领域,又要实行分类指导,突出重点;既要从当前出发采取能尽快见效的具体措施,又要着眼于长远效果,从而探索低收入农户增收问题的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