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差异是否影响了家庭收入不平等？机制、假说与检验

住房差异是引起社会财富差距和家庭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中城镇居民家庭为样本,对城镇住房差异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住房差异可以通过住房产权滋生的资产性收益渠道和住房市值与面积引起的潜在再投资收益渠道等影响家庭总收入并加剧家庭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同时,这一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对于房价上涨较快的东部地区,住房差异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程度较大;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上升,住房产权和住房面积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效果逐渐加强,且住房产权滋生的资产性收益对家庭收入的贡献率在提高。因此,政府在制定房地产调控政策时,除采取传统的抑制投机需求手段外,更应注重采取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及区域差别化的住房政策以预防房价上涨加剧家庭之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从社会分层看住房差异——对湖北省“五普”资料的分析

住房是一种固定资产,它反映着人类的社会生活水平和住房拥有者的社会地位.本文通过对湖北省"五普"资料中有关住房状况的数据分析,显示出不同的社会阶层,住房水平存在着明显差异的现状.

住房差异与居民社会公平感--基于社会阶层视角

依据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有序概率模型,考量住房差异对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显示:较少住房面积和无住房产权负向影响居民社会公平感;较多住房面积和拥有住房产权正向影响居民社会公平感;一套住房产权比多套住房产权更能促进居民社会公平感的提升。社会阶层认同和社会阶层预期在较少住房面积和无住房产权群体中表现出正向调节作用;在较多住房面积和拥有住房产权群体中表现出中介作用。住房差异在社会阶层上向流动时正向影响居民社会公平感。鉴于此,应保障住房权利,强化社会阶层预期,提高居民社会公平感。

中国各地区城镇家庭住房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的城镇家庭住房调查资料,通过建立典型相关分析模型,对中国各地区城镇家庭住房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各地区城镇家庭住房差异主要体现在自有住房拥有率和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两个方面。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经济因素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有着积极影响,而性别比和人口年均增长率作为人口因素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分别对自有住房拥有率和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有着消极影响。

父辈住房差异如何影响青年初职获得?——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青年就业问题不仅是民生问题、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数据分析表明,父辈住房差异对青年初职获得的影响越来越不容忽视。相比农村自有住房,父辈拥有城镇商品住房会显著提升子代的初职获得;父辈住房资产越高(以住房资产划分的住房阶层越高),子代的初职地位越高;以教育为代表的自致因素不但直接影响着子代的初职获得,而且能够改善父辈住房劣势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住房差异不只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果,也可以独立于劳动力市场而作用于不同人群的利益分化。在青年就业形势相对严峻的背景下,以完善城市住房制度来促进青年就业,也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视角。

基于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的我国地区住房价格差异的实证研究

运用加权变异系数衡量了我国地区住房价格差异程度,应用灰色关联度筛选解释影响我国地区住房价格差异的变量,并以2007年地区横截面数据为依据,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方法,建立了对所选变量的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结果表明,1998~2007年,我国住房价格地区差异较大,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提取的成分具有线性无关的特点,对我国地区住房价格差异有较好的解释能力,同时可以消除输入因素的多重共线性。在解释我国地区住房价格差异的变量中,居民收入对我国地区住房价格差异贡献最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次之,住房竣工面积与我国地区住房价格差异水平呈负相关。

城市间住房建设用地供应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间住房建设用地供应差异是造成城市间住房供应、住房价格差异等的主要原因。城市间住房建设用地供应差异是由城市建设用地供应规划、住房建设用地供应倾向、城市住房建设用地的可获得性、住房建设用地市场面临的竞争、土地财政依赖度以及城市规模和发达程度等所造成的。通过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9—201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市建设用地供应面积的增长、住房建设用地供应倾向的提高、城市住房建设用地的高可获得性、住房建设用地市场的高竞争、土地财政高依赖度、城市规模小和相对不发达会推动住房建设用地供应的增长,由于这些因素在城市之间存在差异,导致了城市之间住房建设用地供应行为和供应量的差异,最终造成住房建设用地供应和人口增长的不相匹配。一方面要按照人口增长从宏观上保障各个城市住房建设用地的合理增长,预防空间错配,另一方面要通过城市建设用地供应规划和住房建设用地供应规划的动态调整改变已有的空间错配,既要抑制"垄断性"城市惜供倾向,也要抑制"竞争性"城市的多供倾向。

我国城市家庭住房状况差异和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从城镇住房改革以来,城市家庭的住房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个收入等级家庭的住房状况也出现了较大的差异。根据2008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分析了中国不同收入等级家庭状况的差异,并通过工资分解发分析了产生差异的原因。分析的结果发现,中国城市家庭的住房差异是普遍存在的,家庭特征和收入因素是造成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进一步分析发现收入可以解释66.7%的住房状况差异。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城市住房制度变迁与住房属性演变

住房制度变迁经历了住房福利模式阶段、住房福利模式向住房货币化推进的阶段、社会转型新时期的城市住房制度阶段。伴随着我国整体社会机构、身份结构、个体价值观等方面的转换或改变,不同住房制度阶段的住房差异和住房属性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住房市场化的推进,住房的投资属性逐渐凸显,居住属性受到严重挤压。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发挥住房保障的兜底功能,住房居住属性开始回归。住房属性的演变进程表明党和政府为打造公平的住房格局、增进民生福祉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政府和相关部门要牢牢把握住房的居住属性,正确引导公众的住房消费观念,探索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的长效机制。

住房的凭证效用与城市发展红利分享

自1998年房改以来,基于房地产业发展与土地开发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为各类宏观和微观主体带来了利好,但从城乡居民的角度来看,这一城市发展红利分享的非均衡性及其社会影响越来越不容忽视。城镇住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凭证”,不仅以财富增值的方式直接影响着城市发展红利的分享,进而作用于社会利益分化,也以间接的方式——如工作和生活便利性、公共服务的获取、社会流动等——作用于不同人群间的利益分化。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背景下,住房的红利分享凭证效用不仅意味着要对既有的城市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同时也意味着对住房所导致的利益分化进行调节和规范的必要性。

家庭因素、地区特征是如何影响自有住房消费的——基于广义分层线性模型的分析

本文选取了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的宏观数据,通过分层线性模型来分析经过巧妙对接生成的两层结构的数据,并针对因变量取值是0和1的二元变量,利用逻吉斯回归对这一变量的实践,适当调整为广义分层线性模型。分析家庭因素,地区特征对自有住房消费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自有住房消费的整体差异中,超过18%是由于地区差异造成的,并且显著,进而提出建议。

资本禀赋、区位条件与农民住房配置差异--基于城中村与城郊村调研数据的Blinder-Oaxaca分解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住房状况得以改善的同时,住房配置差异持续强化,从而催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利用武汉市城中村和城郊村共813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在采用T检验、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测算并比较城中村与城郊村农民住房配置差异的基础上,运用非线性Blinder-Oaxaca回归分解法分析家庭资本禀赋和区位条件对城中村与城郊村农民住房配置差异的贡献度。结果表明:在同等资本禀赋水平下,城中村与城郊村农民住房配置存在显著差异;城中村内部农民住房面积配置差异程度大于城郊村农民,而住房条件配置差异则稍小于城郊村农民;城中村与城郊村农民之间的住房面积配置差异主要取决于其资本禀赋异质(58.62%),而住房条件配置差异则主要源于区位条件驱动(57.77%)。为在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改善农民住房状况和维护社会和谐发展,要注重对弱势群体居住状况的改善和农民资本禀赋积累,加强引导农民建设合理适度住房,完善城郊村公共基础设施和住房配套设施建设,通过编制村庄布局规划来加强中心村建设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