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蒙古史著作《蒙古佛教史·吉祥法螺音韵》译注

《蒙古佛教史·吉祥法螺音韵》是喀尔喀蒙古僧人罗桑旦真在20世纪初写作的一部藏文蒙古史著作,现已公布的有同属一个底本的三种版本。作者罗桑旦真通过对藏、汉、蒙古等文献中相关记载的辨析,以及对西方探险家发现的回鹘文文献及突厥碑文等考古资料的运用,试图建构一个不同于传统蒙藏佛教史文献的历史叙事,使这部著作成为使用藏文写作蒙古族历史的史学传统在旧时代发展到鼎盛的代表作之一。它既是传统史学的余韵,又是现代史学的滥觞,对研究藏文蒙古族史籍的历史叙事和蒙古族史学史有着重要意义。

胡适晚年的佛教史研究

胡适晚年重新回到佛教史研究,主要是利用敦煌文献和金石碑刻资料所做的拾遗补阙和版本校勘等工作,在史料发掘和整理方面具有一定贡献,扩大了佛教史料的范围。胡适晚年对佛教的批判态度依然没有改变,许多观点均是对前期研究的重复,乏善可陈。而此段时期,胡适与日本学者铃木大拙、柳田圣山等关于禅宗问题的交流和辩论,以及由此提出的研究方法,强调把禅宗放到所在的“时空关系”中考察,对后来中日两国的禅宗史研究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福征《憨山老人年谱自叙实录疏》的编纂和佛教史价值考述

《憨山老人年谱自叙实录》由憨山大师自叙,侍者福善记录,是研究憨山大师生平事迹的重要著述。憨山受法弟子福征即士大夫居士谭贞默作《憨山老人年谱自叙实录疏》。因为福善《憨山老人年谱自叙实录》记载颇为简略,而福征的述疏博引相关典籍,广增各类见闻,补充了众多重要史料,大大丰富了后世对憨山大师的认识和研究。福征《憨山老人年谱自叙实录疏》的编纂时间从获得《憨山大师年谱自叙实录》之顺治庚寅(1650)三月二十日至编纂完成时间之顺治辛卯即八年(1651)闰二月,用时将近一年。结合目前可见版本情况来看,福征《憨山老人年谱自叙实录疏》的《嘉兴藏》版是承前启后之作。福征《憨山老人年谱自叙实录疏》的佛教史价值主要有:增补憨山大师和相关人物的生平事迹,考证憨山大师生平事迹,生发尊崇憨山大师之感叹和增补相关序跋文等。

近代中国佛教史研究综述

2000年之前,许多学者习惯用“复兴”来形容民国佛教的历史。虽有学者提出对民国佛教复兴论的质疑和警惕,但受制于史料、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路径等因素,学界仍然习惯从太虚等革新派僧侣的社会活动、佛教在民国出现的新事物为出发点,继续讨论民国佛教的复兴议题。2000年之后,中外学界对近代佛教复兴论的进一步反思,催生了许多新的议题。在这股民国佛教研究的新浪潮中,民间佛教研究成果渐多,精英佛教的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视角,地方佛教史和佛教社会史亦有新的突破。

中国佛教史的历史分期及其历史线索

中国佛教史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将其划分为七个历史阶段最为合理。中国佛教的制度建设往往具有滞后性与非系统性,具有中国特色,而并不完全与印度相同。佛教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原因,是逐渐摸索出一套处理政教关系的良性模式。中国佛教的发展与经济所结成的牢固关系,超乎一般的想象。寺院筹集生活和弘法费用管道的多元化以及寺院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作为传法中心甚至社会文化活动中心的寺院有发挥更大作用的空间和可能。唐代的佛教宗派实际上是“学派”基础上的“专业”分工强化的必然结果。在强化师承和分工的大背景下,宗派性的固化是一个僧人成熟的标志,也是取得弘法成功的必要条件。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的文化诠释

从文化的视角对《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进行价值诠释 ,可以在对中国佛教典籍进行考证的基础上 ,对其中某些典籍的历史“纪年”和佛教僧人评价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优秀的爱国主义文化传统和道德文化传统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和高度的赞扬 ,体现了陈垣先生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条件下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气节。

政教关系视野下的当代大陆佛教史观——评侯坤宏等著《浩劫与重生:1949年以来的大陆佛教》

近二十年来,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是海峡两岸四地的显学,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和来华留学生也已经加入到这一领域的学术探讨.从研究的范围来看,除了魏晋六朝隋唐宋时期的佛教继续受到人们的关注之外,近些年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从事近现代中国佛教史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外已经出版了近百部相关学术著作.但是,遗憾的是,作为近现代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1949至今)中国佛教历史研究却少人问津.1972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Holmes Welch曾经出版过一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佛教》,之后一直未有相关的当代中国佛教史研究论著出版.可喜的是,2012年底台湾妙心出版社推出了由台湾学者侯坤宏博士等撰写的《浩劫与重生:1949年以来的大陆佛教》一书(以下简称“侯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

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的发展演变——以佛教史考察为中心

本文简要介绍了莫高窟供养人画像调查统计的数据,概括地论述了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的历史分期,并具体论述了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的世俗化演变轨迹,有助于人们从供养人画像这一具体视角见证敦煌佛教艺术在唐代以后日益中国化、世俗化的演变轨迹。

中国佛教史上第一篇孟子学文献——《牟子理惑论》新探

东汉末年,浮屠、黄老为一家,神仙家异常活跃,而佛教初来乍到,社会影响小。牟子皈依佛法,又三教并重,十分重视孟子。《牟子理惑论》有实名涉孟语句6例、显性——匿名涉孟语句11例、孔孟并称4例,不仅文献学指标高,而且思想史分量重。孟子的许多思想及语句,尤其是距杨墨、辨夷夏、权时地等核心观点,得到《牟子理惑论》智慧的理论阐释与有效的实际运用,并藉以服务于佛教的自立及其中国化;牟子不仅以孟援佛,还多次并称孔孟,试图在大思想史上提升孟子的地位。《牟子理惑论》既是东汉重要的孟子学作品,也是交州孟子学的代表作,更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篇孟子学文献,其在孟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

元代佛教史评议

任宜敏的新著《中国佛教史——元代》是我国佛教史研究领域的一项填补空白的著作。该著在材料处理和写作方法上都有别具一格的地方,在思想和观点上都有大胆创新的成果。但也正因为如此,该著又有可能成为一部极具争议性的作品。本文抛砖引玉,从“两大特点”、“两点不足”和“一点商榷”三个方面,开诚布公地予以评议。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和佛教界的热烈讨论。

道安在中国佛教史上的贡献及地位

道安在佛教东传之初,作为博学广识的佛教学者、矢志不渝的佛法弘传者以及极具感召力和凝聚力的佛教组织者,对佛教在中土的播扬和发展做出了诸多方面的重要贡献,在中土佛教的发展辙迹上深深打上了自己的思想印记。本文论列了道安之于中国佛教史的贡献和地位,指出,正是由于道安的开拓和建树,中土佛教在两晋之际才呈现一派新面貌,走上一个新时代。

论汉传佛教史学意识的自觉及中国佛教史学的兴起

汉传佛教史学是中国发达的史学领域中一个独具特色的门类,是随着佛教传入汉地而逐步形成的。佛教史学家出现于两晋南北朝时期,但佛教学者们很早就具有明确而自觉的史学意识,注意搜集佛陀传记、印度佛教史和佛教传入汉地的相关史料,并为所翻译的佛典撰写序跋,保留了相当数量的佛教史学素材。有的学者对佛教传入汉地后所译经典目录进行整理,对所建寺院及相关史实进行实地考察,还有一些僧人前去西域、印度等地求学求法,实地考察印度佛教,写出了重要见闻游记,极大地拓宽了佛教史学的视野。在此基础上,汉传佛教史学家们则以更为自觉的史学意识和更为成熟的史学素养,搜讨资料,创制体例,编撰了大量的史学典籍,促成了佛教史学门类的兴起,为汉传佛教史学在发达的中国史学领域争得了一席之地。

20世纪西域佛教史若干问题研究述评

本文是对 2 0世纪中国大陆学者在西域佛教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业绩的回顾。主要涉及早期佛教东渐问题、西域佛教的兴衰、西域的佛教艺术、印度佛教对西域的影响、西域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等内容。

印度早期佛教史研究的新收获——评《净法与佛塔》

《净法与佛塔》是湛如师于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做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出站报告、后经数载整理于200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季羡林先生为之题写书影、王维邦先生为之序,由此而知该书在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概而论之,《净法与佛塔》之特色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研究对象(净法与佛塔)集中、内容丰赡且论述精辟;选题具有双重的价值:以净法与佛塔为支点加深对印度早期佛教的认识、有以点带面之功效,同时深藏着撰写者对当下佛教的思考与焦虑;博引域外文献、引述域外研究成果、

试论胡适、陈寅恪、汤用彤的佛教史研究——以禅宗史为例

胡适、陈寅恪和汤用彤早年出国留学,在1920年前后已完成必要的学术训练,掌握了实证研究的方法和语言工具,成为一生治学的坚实基础。他们充满创新和批判意识,回国后在艰苦的环境中互相扶持,致力于史学和哲学研究,通过考证敦煌文献等新材料,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开始在佛教史的研究中发表具有突破性的力作。虽然学术兴趣和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开辟了以禅宗史为代表的佛教史研究的新路径,为佛教史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树立了标杆。同时,他们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在海外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将佛教的发展看作世界思想和文化传播的一部分,试图从传统思想中发掘新价值,得到有益当代的启示。

中国佛教史与法门寺研究

1、法门寺研究应该从中国佛教史入手扶风法门寺,是我国境内著名佛舍利供养圣地。在唐代,它与泗州普光王寺、代州五台和终南五台齐名,被尊为中国佛教“四大灵境”之一,曾以八次轰轰烈烈的迎佛骨盛举在唐王朝上层建筑领域扮演了重要角色,使佛舍利供养法门在中国达到极致,对中国佛教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对这样一个重要寺院,在佛学界,除过汤用彤先生在《隋唐佛教史稿》一书中有注意外,长期以来几乎完全处于被忽视的位置,直到1987年法门寺塔地宫真身舍利及数千件唐宫秘宝被发现,情况才有较大改变。

杨仁山:中国近代佛教史的开创者

在中国近代佛教史学史上,佛教史的撰写及其方法的开创者成为重要的疑问。通过考察杨仁山撰写的《佛教初学课本》和《十宗略说》等佛教史作品的内容,指出了他的佛教史观及其主线,概括了他撰写佛教史的方法及其目的。由此得出杨仁山是具有时代精神的佛教史开创者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