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寺院与书院“讲学空间”的比较研究

书院与寺院作为传播儒、释文化的建筑载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用于弘法和传道的讲学空间,更是体现了中国古代的精神教育和文化教育。该文以汉传佛教寺院与传统书院的“讲学空间”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空间布局、平面形制、空间营造三个方面比较分析。寺院的讲学空间位于建筑群的中后部,强调内外空间界面清晰,建筑形制较高,形成凝重且神秘的宗教氛围。书院的讲学空间在建筑群中心位置,注重内外空间的渗透,尺度适宜,整体空间庄严却不失亲切。两者空间特征的形成是受不同教育形式、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并在以人为本思想的指导下与自身文化融合的结果。

云南省佛教寺院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

从佛教地理学视角出发,运用GIS的空间分析方法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对云南省佛教寺院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全省佛教寺院空间分布呈现“三核”特征,汉传佛教寺院呈倒“U”型带状分布,藏传佛教寺院呈“一核多中心”分布,南传佛教寺院呈“两头密、中间疏”分布。2)水平上主要分布于金沙江、澜沧江和珠江流域,垂直上具有“三级阶梯”分布特征。3)云南的复杂人文地理环境是造就佛教寺院分异的关键因素,地理结构是奠定佛教寺院的空间分异特征的基础力量,文化结构促进各部派寺院在交流中形成多元共存格局,制度结构影响的治理方式加剧各部派寺院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分布范围变化。

现代广州佛教寺院城市空间重构的影响元素研究——基于GIS的空间社会学分析视角

将空间社会学引入宗教研究领域,目的是分析宗教与空间的关系,以更深层次地认识宗教的发展规律。本文基于空间社会学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深入探讨了现代广州佛教寺院的城市空间重构。通过分析寺院空间分布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关联,文章揭示了佛教寺院在城市社会中的重要性及其角色变化,强调GIS技术在解读空间重构方面的创新应用。文章还探讨了宗教圣俗观对寺院空间分布的影响及其与全球化的联系。最后,文中指出研究的局限性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为理解现代城市中宗教空间的变迁及其重要性提供新视角。

拉萨市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室内装饰艺术解析

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室内装饰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然而受到藏语和青藏高原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藏族文化的传播受到较大的局限。文章在查阅大量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及装饰艺术的相关资料后,选定拉萨市吉崩岗拉康作为研究对象,并进行实地调研和考察,从吉崩岗拉康的建筑平面、建筑立面、建筑构造、装饰特点与装饰元素意义进行分析。通过归纳、分析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室内装饰设计手法及意义,希望发现藏传佛教寺院建筑设计的规律,了解藏传佛教寺院建筑设计的意义,展示我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室内装饰提供思路。

旅游资源群:概念特征、空间结构、开发潜力研究——以全国汉地佛教寺院旅游资源为例

旅游资源群是指占据一定地理空间同类旅游资源的集合体,是区域旅游资源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它强调从整体出发,研究旅游资源的属性特征,这对于旅游资源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该文讨论了旅游资源群的概念,分析了旅游资源群的基本特征和空间结构组成及其相互作用机制。认为展开旅游资源群空间结构以及作用机制的研究是对旅游资源进行科学评价和开发的基础,是旅游资源旅游开发潜力的重要决定因素,进而设计出了旅游资源群空间结构和开发潜力的表征指标体系,最后以全国佛教寺院旅游资源群为例,进行了案例分析。

神圣与世俗:旅游背景下佛教寺院建筑功能及其空间转化与管理

传统文物寺院旅游业的大力发展造成了寺院功能在神圣和世俗之间的转换和冲突。这种冲突主要体现为游客旅游和佛教徒朝圣之间、地方发展经济和文物保护之间、以及僧侣佛法修持和寺院世俗经营之间对寺院建筑空间利用需要上的对立。本文立足于传统寺院内部建筑神圣和世俗功能的空间分异,分析了不同行为主体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对寺院不同区域建筑的功能变化和要求的差异,将寺庙建筑功能区域划分为佛国象征区、僧人修行区及生活区、世俗接待区、寺庙外围区,并对各个区域的行为主体及行为时间进行调整,提出了一些建筑功能空间转化和管理的建议。

历史上横断山区藏传佛教寺院空间分布格局演变

借助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分布测度函数、地形信息提取方法分析横断山区藏传佛教的空间分布格局,探究其演变机制。结果表明:(1)藏传佛教传入期内仅依靠宗教自身力量在横断山区传播,受地形影响较大,会在地势平缓、有宗教区位意义的县域首先发展,在金沙江上游和甘孜州南部形成散点状的分布点;(2)藏传佛教与上层政治环境和地方部族势力结合后快速向高海拔地区拓展,在横断山区北部地区形成高-高聚集区,南部地区形成低-低聚集区;(3)传播过程中,由道路、河流组成的交通网络是藏传佛教文化传播的重要廊道。

明代宦官与佛教寺院

宦官政治是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明代宦官普遍信奉佛教 ,积极营建寺院 ,是天下佛教寺院重要的檀护力量 ,各处的佛教僧团也呈现趋附宦官势力的倾向。因此 ,这成为明代宦官政治史和佛教史的一大特点。宦官营建寺院的活动 ,有种种复杂的表现形式 ,总体上是借助于皇家背景 ,使其势力由宫廷渗入民间社会 ,其实际意义也远远超出宗教范畴 。

青海藏传佛教寺院概述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境内藏族、土族、蒙古族的部分汉族群众信仰藏传佛教,信教人数约一百多万,影响深远。全国解放前,全省有较大的藏传佛教寺院650多座,加上规模较小的活动点等,不下千座。1958年宗教制度民主改革前,全省在册的藏传佛寺尚有618座。这些遍布藏族等地区的佛教寺院不仅是藏传佛教僧侣聚居、诵经修持、信徒顶礼摩拜、进行各种宗教活动的场所,而且是研习佛学和藏族语言、文字、历史、文学、天文、历算、工艺、绘画、雕塑、医学、舞蹈等多种学科的重要地方。寺院保存了浩如烟海般的文献典籍和琳琅满目的艺术珍品,其建筑本身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许多名刹被誉为艺术宝库。1988年以来,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笔者与本院周生文副院长、拉毛扎西同志、马学贤同志以及院外的李庆(多哇·更桑协热布)、赵清阳等同志通力合作。

藏传佛教寺院治理的历史演进及当代启示

一个国家或民族传统文化仍然不失为国家或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内容,藏传佛教是藏族文化的主体和核心,藏传佛教所特有的文化属性无疑影响着藏传佛教寺院治理。从藏传佛教寺院治理制度演进轨迹来看,不同的历史时代,有着不同的环境、组织、形式和内容。但在当下藏传佛教寺院治理中恰恰忽略了藏传佛教及寺院所具有的文化特点和属性,更多关注社会层面的问题。因此,建立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藏传佛教事务社会治理体系,须从藏传佛教及寺院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属性特点,审视藏传佛教事务社会治理,构建起与当下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治理机制。

藏传佛教寺院僧人养老模式研究——以塔尔寺为例

藏传佛教寺院养老模式可称为"在寺养老",其又分为居舍养老和敬老院养老两种形式。通过对藏传佛教寺院养老文化的透视,我们认为居舍养老类似于现代社会中居家养老,它孕育于藏传佛教文化和藏族传统文化之中,是最适合自身文化传统的养老模式。

藏传佛教寺院的汉传佛教音乐

藏传佛教寺院的教义、仪轨、组织、建筑以及在仪式中使用的宗教音乐等,都具有相当高的统一性与规范性。在笔者的田野考察中,发现少数藏传佛教寺院中保存着、使用着汉传佛教的宗教器乐,此类寺院器乐在藏区寺院流传并不普遍,仅存在于个别寺院,但综览藏族三大方言区,皆有此种文化交流的现象。本文列举了5个藏传佛教寺院保存的汉传佛教音乐,这些乐器和音乐在藏传佛教寺院存在的本身,即鲜明地体现出历史上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教派之间文化交流的现象,是一些十分具体而生动的例证。

从敦煌文书看唐五代佛教寺院的“唱衣”

敦煌寺院的"唱衣"制度,相当于现代的拍卖,它来源于佛教律藏的有关规定,即僧侣圆寂后,其衣物等便分给别的僧众。当分配不均时,可能就采取竞卖的办法,将亡僧的轻物变卖,然后由僧尼均分钱财。敦煌寺院所唱卖的全是衣物。"唱衣"不是某一个寺院的单独活动,而是整个敦煌教团的集体行动。唱卖所得也不是货币,而都是麦粟、绢帛、布疋等实物。

犍陀罗地区与塔里木盆地周缘佛教寺院形制布局的比较研究

从印度发源的佛塔、佛寺在向中亚地区和塔里木盆地周缘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吸收沿途的文化元素,因地制宜,逐渐形成了“(多层)方形塔基-柱形塔身”的佛塔形制,以及“塔院-僧院”并列分布的佛寺布局模式,可见佛教寺院风格渐趋简单、封闭,反映了佛教发展和传播过程中,不同自然地理、历史文化、思想观念元素之间的矛盾与调和。

元代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的时空分布

藏传佛教在形成后,开始了向外的传播,青海是藏传佛教传播的重要地域,在元王朝的大力推崇下,藏传佛教在青海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不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地域上,青海藏传佛教的发展都具有不平衡性,本文依据统计资料,分析了元代青海藏传佛教寺院分布的时空特点及其产生原因。

试说乡村社会与中国佛教寺院和僧人的互相影响

中国古代的乡村寺院之社会作用有别于那些在城市或"名山"中的寺院。鉴于在古代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乡村民众的信仰成了宗教在社会存在的基础,所以乡村寺院对佛教的社会作用至关重要。这些乡村寺院和当地社会互相影响,寺院作为地方民众的重要公共场所,促进了农村的文化经济、习俗信仰和慈善事业,地方社会则影响寺院的僧人和信众之素质、宗教形态,甚至寺院建筑。

论藏传佛教寺院在传播《格萨尔》中的作用——达那寺及其格萨尔文物馆藏

藏传佛教文化的兴起,对藏族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佛教思想不仅在藏族民间文学作品史诗《格萨尔》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同时藏传佛教寺院对《格萨尔》的保护和传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以达那寺为例,就藏传佛教寺院在史诗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等问题展开讨论。作者认为,在史诗《格萨尔》的流传过程中,藏传佛教寺院发挥了传唱、收藏、撰写、研究、收集格萨尔文物等重要的作用。

从衣单口粮制度看清代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的兴衰

1724年,清廷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后,加强了对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的整顿和管束,其中关于喇嘛衣单口粮的规定,就具有控制藏传佛教寺院经济、限制寺院规模的作用。虽然青海的藏传佛教寺院并没有完全受衣单口粮规定的限制,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藏传佛教寺院的兴衰。

民国时期川边土司与藏传佛教寺院矛盾调处机制研究

经过清末赵尔丰改土归流,川边土司政治影响力逐渐式微,在民国时期逐渐向地方乡绅转变。此间,川边土司一方面依然依靠传统的藏传佛教力量维护其在地方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则与藏传佛教寺院因各种利益关系产生矛盾。民国时期川边土司与藏传佛教寺院之间冲突体现在"大白事件"和"朱倭土司与灵寿寺械斗"事件,调节这一时期川边土司和辖区外相互没有政教隶属关系的藏传佛教寺院的矛盾,倚重于国民政府以政治调处结合军事威慑的调处机制化解双方矛盾。国民政府对双方矛盾调处的掌控力不断加强,成为民国时期土司与藏传佛教寺院矛盾调处的主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