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教学还是宗教学：汉语佛教研究方法的再反思

宗教研究有两种范式,即护教学的研究和宗教学的研究,护教学的研究是指站在信仰的立场用学术的方法对宗教进行辩护,而宗教学的研究则是指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对宗教进行科学的研究因而也可叫宗教科学。反思近代以来的汉语佛教研究,我们发现汉语佛教研究在研究范式上徘徊于护教学与宗教学之间,护教学的研究和宗教学的研究没有明确的界限,两相混乱,被印顺法师形容为是"东倒西歪,非驴非马",从而导致了这两种范式的研究都得不到纯正而深入的发展,影响了汉语佛教研究的整体推进。相比之下,西方学界的基督宗教研究则能保持这两种研究范式的平衡发展。

“学”、“证”之间——近代以来佛教研究方法的困境及其反思

近代以来,受西方现代学术思维的影响,"唯证乃知"的传统佛学研究原则受到挑战,佛学研究方法也出现了多元化的局面。但是,由于佛教的实践性要求,佛学的内在诠释原则和体证方法始终有其重要的地位。这种"学"与"证"之间的冲突,导致了近代以来佛教研究方法的分裂和困境。在研究方法多元化的背景下,研究者应该对各自方法的界限与有效性具有清醒的自觉,不李代桃僵,也不厚此薄彼;同时,也应该在整合多种方法的基础上,探索佛学研究方法的新范式。

季羡林与佛教研究

本文从七个方面论述了季羡林先生６０多年来的佛教研究，介绍了季先生佛教研究的特点、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研究成果以及这种研究方法的地位与现状，指出它对当今佛教研究的借鉴作用。

方法与领域:佛教研究在中国的新进展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凭借"传统文化"与"宗教学"的双重名义,佛教研究在中国得以全面展开,从编纂大藏经、撰写佛教史,到研究重要的佛教人物、典籍与宗派,从佛教文献、哲学,到佛教艺术、建筑等领域,涌现了一大批重要学术成果。在上世纪90年代,宗教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学科,在中国取得博士学位授予点,佛教研究的专业人才培养得以快速增长。尤其是在本世纪初的十余年间,佛教研究在中国呈现出新趋势与新领域。首先是研究立场的反思,以往主要是在中国的语境里思考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现在还从世界史的角度研究佛教,跨学科、跨区域的佛教研究变得越来越常见。其次,文献学研究全面升级换代,从关注敦煌遗书等汉文写本,到关注梵语、藏语或中亚古代语言等佛教资料;在汉传佛教研究方面,开始尝试"解经学"的研究方法,关注印度佛典的汉译与注释、讲经传统,剖析中国佛教宗派典籍的文本结构与时代特色。

关于吐蕃佛教研究的两个问题——顿渐之诤和朗达玛“灭佛”

顿渐之诤和朗达玛灭佛是发生在吐蕃王朝时期的两大佛教事件,它们的发生既是长期政治斗争的结果,也是两种文化碰撞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俄国汉学家巴拉第的佛教研究

19世纪中叶,俄国汉学家巴拉第曾致力于利用汉语文献研究早期佛教史,在研究佛教徒与沙门的关系、佛陀是否反对种姓制度、佛陀语言、早期佛教史体系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的研究不但具有学术上的借鉴意义,同时还有利于加深俄、中两个民族之间精神文化的交流。

2009～2010年佛教研究综述

2009~2010年的佛教研究呈现了新的面貌,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佛教历史的研究,这是中国学者的传统强项,涌现出一批重大成果;第二,佛教文献的研究,在汉文文献的整理和佛教文献丛书出版方面成果丰硕;第三,佛教思想研究亦有新的突破;第四,佛教文学研究日益繁荣,开拓了佛教研究的领域。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给中国佛教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略述美国的佛教研究

佛教自19世纪下半叶传入美国后,仅短短一个多世纪,已经从移民宗教发展为全国性宗教、再到世界性宗教,成为风格独具的美式佛教,信徒达40多万,影响深入普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而美国的佛教研究规模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无论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还是研究成果.都首屈一指,研究水平亦属世界一流,影响巨大.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和美式佛教的转而向世界弘布,使得美国佛教徒一再声称:美国已成为当今世界佛教的中心。本文通过对美国佛教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倾向的述评,力图探索出一些普遍性的特点,以求对我国佛教和其它宗教的研究能有所借鉴。

近代佛教研究的深化之作——读学愚《佛教、暴力与民族主义——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佛教》

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的蚕食鲸吞和烧杀淫掠，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中铭刻下最为沉痛的一页，也激起了全体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在亿万人的浴血抗战中，偶尔会闪现出几缕袈裟影，这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佛教，中华儿女的重要成员——中国僧侣，也加入到了可歌可泣的民族战争中。研究近代中国佛教的著作多矣，但大都将“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一个历史阶段，

《佛教文献学十讲——佛教研究的文献学途径》

Kenneth Roy Norman,英国剑桥大学荣休教授,他的专长主要是研究中古印度雅利安语。诺曼教授是目前健在最重要的印度学家和巴利语专家之一。诺曼曾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行了一系列演讲,此演讲共分十讲,主要是从佛教语言文献学的角度来谈佛教研究之中的若干重要问题。

研究中国南传佛教的创新力作——《中国南传佛教研究》简介

南传佛教的研究历来是国内佛教学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其研究实力与成果同汉传佛教及藏传佛教研究的现状无法相比。中国近代以来到1949年，这一领域基本是空白。虽然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有了突破，但囿于各种条件，目前国内南传佛教的研究还是比较零散，还没有系统的研究规划和大的突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郑筱筠研究员撰写的《中国南传佛教研究》专著，既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南传佛教发展史，同时还系统地研究了南传佛教领域内存在的诸多现象及问题，提出了观点鲜明的独特见解，

从敦煌出土写本看敦煌佛教研究

本文以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佛教文献为依据，指出敦煌藏经洞佛教文献对中古佛教研究的意义；介绍了敦煌佛教文献研究的现状，以及敦煌佛教文献对佛教研究的启示，特别论述了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佛教的独立发展及其意义。同时还指出了目前研究的不足和今后研究的方向。

敦煌佛教研究的得失

回顾敦煌佛教研究的整个过程可以发现,以往学者多是按照经、戒规范进行描摹,塑造出一个理想型敦煌佛教;少数敦煌学家近年来虽已指出吐蕃统治及归义军统治时期的敦煌佛教颇有不合经、戒的世俗化倾向,但仍未能对这一时期敦煌佛教的特性作出明确的判断。实际上,8至11世纪的敦煌佛教不仅仅只是具有世俗化倾向,而是已经变成与佛教规范背道而驰的世俗佛教,体现出一些较以往明显不同的特点。因此,有必要重新改写以往出版的中国佛教史及敦煌佛教史。

既往与开来,传承与创新,一部中国南传佛教研究的力作——读郑筱筠《中国南传佛教研究》

南传上座部佛教同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一起构成了中国佛教体系的三大板块。由于南传上座部佛教主要分布在中国云南地区,因此在中国佛教领域具有区域性特征。相对于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而言,南传佛教方面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2012年9月,郑筱筠研究员的专著《中国南传佛教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宗教学的立场,对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播区域——云南境内的几个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深入研究,堪称中国南传佛教综合研究之力作。本书评从主题内容、文献材料、研究方法和理论创新等四个方面,对《中国南传佛教研究》一书进行探析。希望能借此书的问世,掀起学术界新一轮对中国南传佛教相关专题纵深研究的热潮,使中国宗教研究的整体水平步入一个新的台阶,进一步完善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建设,发挥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中国佛教界的积极作用,为推动'一带一路'的战略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敦煌资料和初期西藏佛教研究

一、敦煌出土的藏文资料敦煌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中发现的古写本中,除汉文以外,还包括有藏语、回鹘语、和阗语等语言资料,特别是藏语写本为数较多,数量仅次于汉文。其中A·斯坦因氏收集的写本现保存于英国印度省图书馆,据德·拉·瓦烈·普桑教授编辑,1962年出版的目录Calalog le of the Tibetan Manus crt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lnda Office Library有765件。法国P·伯希和所得部分由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计2216件,1939至1961年,由M·拉尔女士分三册静成目录l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奥登堡的西夏佛教研究

20世纪初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在西夏黑水城遗址意外挖掘出大量西夏原始文献资料,多年后俄国学界对其展开研究。作为少数意识到黑水城文献学术价值的学者之一,奥登堡着重研究了科兹洛夫带回的佛像资料并于1904年发表《黑水城废墟佛像》一文,后又于1914年出版《黑水城佛像资料》一书,主要研究了黑水城所藏佛像、西夏绘画艺术及绘画主题等。奥登堡是十月革命前俄国唯一从事黑水城佛像研究并出版专著的学者,其西夏黑水城佛像研究在俄国具有首创性。不仅如此,奥登堡在东方艺术品研究领域是俄国乃至欧洲最伟大的专家,故而对其展开研究有利于揭示俄国早期西夏学研究状况并确立其学术地位。

近二十年辽金时期的山西佛教研究述评

佛教对辽金时期山西的建筑、造像、文化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学界对辽金时期山西佛教的研究已有较深入的成果,这些成果可以从佛教建筑、佛教壁画、佛教造像、佛教典籍和佛教碑刻等方面归纳总结,进而指导下一步的深入研究。

佛教研究的新收获——评湛如《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

本文从学界关于佛教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学术发展需要的视角出发,对湛如博士《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一书进行了全面的评述,认为这是一部真正堪与国际学术接轨、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吴华《民国成都佛教研究(1912-1949)》序

中华民国的建立,不只是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体制,同时还把封建体制下凝固的文化传统摆在了新时代的激变与转折之中.新型的民主共和体制,要求国家政权与文化与此相应,旧有的一切适应封建体制的政治结构与文化传统通通需要转变自身.于是,文化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学术界出现了反传统的研究趋势,思想界则有新学与旧学的激烈辩论.打倒孔家店也好,推行白话文也罢,尝试汉语拉丁化,提高俗文化地位,倡导立足国民的新史学,表彰走向民间的新思潮,如此等等,都是此一国家体制转变带出的文化表现.李鸿章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不是就此做出的感慨,但借用来描述此一时代转变同样十分恰当.作为文化传统中最有影响力之一的佛教及其文化,显然也被逃身无术地裹挟在此一时代转变的大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