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更迭、俄国革命与“庶民”意涵的变迁——重返“五四”之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转向和"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爆发,在某种程度上都可视为"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欧战"的后果不仅是协约国战胜同盟国,还标志着"20世纪文明"对"19世纪文明"的克服与超越。具体而言,"欧战"标志着"19世纪文明"的"总体危机","俄国革命"则成为了"20世纪文明"的起点,借用霍布斯鲍姆"短暂的20世纪"和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的历史分期,"欧战"的意义也许还能进一步被理解为是为资本主义的霸权更迭铺平道路,而"革命"则意味着对这种霸权更迭的"突破"。正是在这个由"战争"与"革命"构造的双重视野中,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仁们在思想上经历了"从威尔逊到列宁"的深刻转变,进而试图将"新文化"召唤出来的"新主体",与"庶民"这一"胜利的主体"和"历史的主体"联系起来,为"后五四"时代从抽象的"人"向具体的"人民"逐渐转化奠定了基础。

中国知识界对1917年俄国革命的认知与反应

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新知识分子在重新解读民主的时代语境下,为俄国革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能够快速进入知识界的舆论场域搭建起了舞台;借助报章杂志的舆论空间频繁刊载有关俄国革命的新闻通讯、观察游记和专著文论。各种报道、议论和评价无不彰显出中国知识界对俄国的态度与反应的变化;知识界眼中的俄国由“革命”到“俄乱”再到“革命”的形象转变,隐约透着一种国人“自我想象”的逻辑思绪。随着对俄国革命认知的不断深化,知识界逐渐凝聚出“联俄”、“友俄”的讨论主题,以及“学俄”的思想倾向。与此同时,知识界内部亦因对俄问题而渐显群体分化的迹象。

俄国革命中列宁对苏维埃的发现与理论论证

苏维埃是俄国革命的产物。苏维埃的出现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各派政治势力争相表明自己的态度,尤其是在革命队伍一方,而且分歧也主要来自这里。广大劳动群众也在行动中表达了对这一新生事物的理解。在苏维埃问题上的分歧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已存在,这种分歧在1917年革命中更加扩大了。如果说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是苏维埃的直接创造者,那么发现苏维埃的意义,从理论上赋予它议会民主制替代物之地位的则是列宁。

列宁与俄国革命的文化制约问题

俄国革命存在着文化的阙如,形成文化制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以后进行了"文化革命",提出"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这使得"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列宁文化革命思想有两个层次:文化知识浅层次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层次。在前一个层次上,列宁提出要用那些浸透资产阶级观点的专家来建设共产主义;在后一个层次上,列宁提出要针对"古老的俄罗斯观点和半野蛮人的习惯",从生活、习惯、偏见、守旧习气方面改造人,全面提升人的素质。

论俄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以及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途径

恩格斯19世纪90年代初提出,欧洲面临着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反对和防止战争的关键在于俄国革命。而且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也有赖于俄国发生革命并推翻沙皇政权的统治。同时他对俄国的社会条件作研究后提出,俄国存在农村公社不是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优势,它不可以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即俄国不可以走与西方已经走过的且正在走的道路不同的道路。但他从社会发展途径的可变化性和多选择性的思想方法出发,提出了俄国走向社会主义途径的另外一种设想,即俄国革命引发西方革命,西方先于俄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西方社会主义为俄国树立榜样和提供支援,俄国可以中止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要善于发现和肯定恩格斯思想及设想的正确性。

从给查苏利奇的信看马克思关于俄国革命的策略

为了回复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马克思于1881年2月底3月初连续写了四份草稿,前三份都在三千字以上,复信草稿只有短短的六百多字,这种做法体现了马克思的一种策略,目的在于期望民粹派消除分歧,共同致力于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引发俄罗革命。

从俄国革命的角度解读列宁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批判——兼论西欧社会民主党反伯恩施坦主义的失利

列宁从推进俄国革命的角度出发,对伯恩施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进行了批判。在建党时期,列宁同经济派和孟什维克进行了斗争,使布尔什维克党从理论信仰到组织原则上都避免了伯恩施坦主义的影响。在俄国革命时期,列宁同取消派进行了斗争,保证了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的领导权以及革命后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与西欧社会民主党反伯恩施坦主义的失利相比,在组织上不断清党以及立足于俄国国情找到一条将党的革命纲领与党的日常工作联系起来的现实途径是列宁战胜伯恩施坦主义的主要原因。

列宁关于俄国革命性质看法的变化与说明的问题

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列宁曾存在过三种看法,即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工农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俄国的国情及所处的国际关系体系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列宁的思想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列宁思想变化的实质是对俄罗斯国家的角色定位问题。列宁不断提升俄国革命的层级,体现出的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的角色定位与客观现实的日益背离。自身角色定位过高是俄罗斯民族的宿疾,19世纪俄罗斯主流社会思潮曾强烈地表现出这一特征。毫无疑问,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摆脱这一历史局限性。

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俄国革命”思想的内在意蕴

"俄国革命"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出的重要论断,其本身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从俄国当时的国情来看,俄国革命具有必然性。俄国革命不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条件和经济条件,俄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而俄国所处的时代背景又昭示了俄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俄国革命将挽救俄国农村公社,并对世界革命战略产生深远影响。深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晚年"俄国革命"思想的内在意蕴,有助于系统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略的演变。

普京版统一历史教科书对1917年俄国革命的叙事与评价

在普京总统的授意下,经过俄罗斯官方和学界主流认可的统一历史教科书在2015年出版。统一历史教科书认为1917年俄国革命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紧密相关的,并全景式对1917年俄国革命进程进行了详细的叙事。教科书对俄国革命的评价和术语的变化,反映了普京政府旨在消除对于俄国革命"彼此冲突的内部矛盾和多种解释",向受教育的主体建构统一的历史观念。

“俄国革命”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兼与赵家祥教授商榷

判断一国革命性质的依据 :一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动力。当时俄国的性质是实行沙皇专制制度的封建国家 ,“俄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是沙皇政府和地主阶级 ,“俄国革命”的任务主要是进行打击、推翻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沙皇政府的革命 ,“俄国革命”的动力是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等 ,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俄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俄国革命低潮时期列宁关于党的理论与实践

1905年1月俄国兴起了革命浪潮,但同年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失败后,革命形势开始逆转。1907年六三政变的发生,宣告了革命彻底失败,形势进入低潮时期。这以后,摆在列宁和党面前的头等重要的任务,就是巩固党的各级组织,把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使党有力量领导广大群众坚持进行革命斗争。为此,列宁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践的活动。

中国大革命视角下的“俄国革命模式”研究述评

近现代中国与苏俄有着不解之缘,尤其是中国大革命,其成绩与失误都可以从俄国革命中找到影子。某种程度上说,无论联共（布）,还是共产国际,其指导中国大革命的理论都超不出俄国三次革命的实践经验。如果可以把联共（布）、共产国际当作中国大革命＂旗手＂的话,那么俄国革命模式无疑就是旗手手中所擎的那面＂旗帜＂。

1917年俄国革命与美国的政策

1917年俄国发生的两次革命对美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冲击。二月革命为美国参战扫除了障碍,但是俄国的领土野心却使美国难以接受。十月革命更使美国进退两难。如何应付俄国退出战争始终是美国对俄政策中最大的难题。美国最终以“十四点”为标志,选择了公布战争目的,同时暗地支持反苏维埃势力的政策。这一政策必将对战后安排及以后的国际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

俄国革命时期列宁的文化批判思想及其实践逻辑——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

列宁在俄国革命的探索与实践中,从俄国旧社会及其思想文化落后的现实状况出发,表达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立场、以意识形态上的批判取向与文化革命上的实践逻辑相统一的文化批判思想。列宁在意识形态上的批判取向,展现了对旧社会的宗教批判、道德批判、哲学批判,是具有革命实践取向的文化批判。列宁在文化革命上的实践逻辑,体现了在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基础上通过文化革命来扫除文化障碍,从而推动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及俄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论十月起义后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三个思想转变

1917年10月25日起义胜利以后,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思想发生了三个重大的转变。第一个转变:转变了对十月革命性质的看法,认为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主张直接实施社会主义。这一转变开始于十月起义胜利后不久。在十月起义前夕,列宁主张在革命中采取一些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反对立即直接实施社会主义。当时列宁没有把即将发生的革命称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称其为“工农革命”。在十月起义胜利的当天,列宁在文告中写道:“工人、士兵、农民的革命万岁!”“布尔什维克始终认为必要的工农革命,已经成功了。”不言而喻,“工农革命”和“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的历史思考和史学价值

托洛茨基在流亡过程中撰写的《俄国革命史》,是其毕生的理论思考和笔墨生涯中的重要著作。托洛茨基作为俄国十月革命的亲历者和组织者的双重身份,他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和理论家的多重身份,同时作为红色领袖和政治流亡者的奇特身份,使他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思考和论述具有了不同凡响的政治意义,《俄国革命史》更以其特殊的史学价值被国际史学界所关注和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