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作业罪“现实危险”的规范认定:基于保护法益的再识别

危险作业罪的增设对加强安全生产治理具有重大意义,然而作为典型的预防性刑法,司法实务对本罪保护法益认识不清晰。具体表现为将本罪法益形式化地界定为安全秩序、公共安全或两者构成的复合法益,致使“现实危险”要素的认定方式存在较大缺陷。本罪的保护法益不仅是生产作业领域的主体间互动关系,还有生产作业场所从业人员的生命、健康法益。在此基础上,应运用客观归责方法论,通过判断是否制造、实现法不允许的风险,以规范认定“现实危险”。

社会性组织在未成年人保护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基于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视角

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多个层面增加了社会组织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关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并基于两个组织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社会功能,将其统称为社会性组织,明确了社会性组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主要内容,涵盖家庭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和司法保护五个方面。社会性组织是未成年人保护协调体系多元管理中的一个重要主体,承担完善未保工作体系、建立未保工作桥梁,个性化服务未成年人、维护未成年人权益等未成年人保护的工作任务与保护责任。

基于《环境保护法》的制革工业环保型发展研究

随着全球环保意识的逐步提升、环保法规的日益强化,制革工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环保压力。为了实现制革工业的环保型发展,皮革企业需要从多个方面提高工艺,包括资源的节约和能源的降低、废水的处理和再利用。本文从《环境保护法》出发,对制革工业的环保型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分析环保技术和设备的作用,并提出合理建议。制革工业环保型发展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实现制革工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为行业的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具体犯罪保护法益的确定方法

在基本犯与加重犯的保护法益不同的情形下,应当分别确定基本犯与加重犯的保护法益。如果拟制罪名与基本罪名的构成要件不同,就不应按罪名确定保护法益,而应分别确定拟制罪名与基本罪名的保护法益。阻挡层法益与背后层法益是就不同犯罪或者基本犯与加重犯的关系而言,并不是任何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都包含阻挡层法益与背后层法益。应当根据法益主体与被害人同意或承诺的有效性等要素区分个人法益与公共法益,不应当在对个人法益的犯罪中随意添加公共法益内容,也不宜随意在对公共法益的犯罪中任意添加个人法益内容。此外,需要区分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与阻却违法性的优越利益,不应将阻却违法性的优越利益当作相关犯罪的保护法益。

非法采矿罪的保护法益与违法性认定

非法采矿罪的保护法益包括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矿产资源的完好性及生态环境。其中,矿产资源所有权是本罪必然侵犯的法益,而矿产资源的完好性与生态环境可谓选择性法益。取得采矿许可证而开采的,原则上排除非法采矿罪的违法性,但特殊情况下也可能构成非法采矿罪;未取得采矿许可证而开采的,原则上构成非法采矿罪,特殊情况下也可能排除非法采矿罪的违法性。采矿许可(证)属于解禁性许可,行为人通过贿赂、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采矿许可证而开采矿产资源的,并不阻却违法性,应构成非法采矿罪。但是基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在程序上应当由作出采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或其上级行政机关撤销许可后,司法机关方可认定为非法采矿罪。

市场经济秩序: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

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问题,是经济刑法体系建构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需要结合经济刑法产生的背景进行分析。无论是经济自由还是经济利益的法益定位,实际上都反映了以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为中心的法益一元论立场。在现代社会,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为中心的法益一元论已经式微。经济刑法保护的是集体法益,其内容并非单纯的经济自由或者经济利益,而是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与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经济利益并不对立,而是相互统一与彼此支持的。或者说,市场经济秩序是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实现自由和利益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因此,对市场经济秩序的保护内在地包含了对个人经济自由和经济利益的保护。作为集体法益的市场经济秩序,虽然在形式上具有抽象性,但其同样具有可损性,可以被具体地损害,因而能够成为经济刑法适格的保护法益。为了实现对市场经济秩序的法益保护,立法对经济犯罪的规制,关注的是犯罪过程要素,危险犯、累积犯等行为主义的设罪模式具有正当性。不过,为了防止可罚界限过度向前挪移,需要明确通过刑法对集体法益进行保护的从属性,适当限制危险犯、累积犯的处罚范围。在司法实践中,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可以发挥穿透式实质认定的作用。在行为没有侵害市场经济秩序时,应发挥法益的出罪功能。

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对产能过剩的影响研究

产能过剩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对产能过剩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环境保护法》实施缓解了企业产能过剩,且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在大型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和市场化程度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新《环境保护法》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抑制过度投资影响产能过剩;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可以通过缓解产能过剩,提升企业长期价值,而不能提升企业短期价值。

基于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实施的水电工程生态环境保护研究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对青藏高原生态安全格局、生态保护修复、生态风险防控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在该法律背景下水电工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将如何开展是需要思考的问题。通过对青藏高原范围、环境现状、水能资源条件的分析,结合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相关要求分析认为,今后水电开发过程中需要协调好水电开发布局与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布局的关系;更要加强对青藏高原特殊区域及生态系统的保护、关注青藏高原珍贵濒危或者特有野生动植物物种的保护、采取措施减少自然灾害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充分考虑新型能源体系下水电工程环境影响的变化及应对措施、深入开展青藏高原区域水电工程环境保护科学研究工作。

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中经营者义务与责任——简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对预付式消费的新规定

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向经营者支付一定金额的款项,经营者在消费者预付金额范围内,按照合同约定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消费模式。在预付式消费中,消费者通过一次性预先付费,换取经营者较大幅度的减价让利或享受折扣优惠.

《尼日利亚数据保护法》解读与中国企业应对

尼日利亚高度重视本国数字经济发展,提出多项倡议规划发展前路。中国诸多数字贸易企业进入尼日利亚市场开展业务,并取得显著成就。《尼日利亚数据保护法》的发布,表明尼日利亚当局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视,也使在尼日利亚中国数字贸易企业在保障数据主体权利以及合规开展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面临新要求新挑战。本文聚焦该法,通过解释研读该法的重要条款细则及与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规的不同,分析中国在尼日利亚开展数字贸易企业在“数据安全”“数据主体权利”“跨境数据流动”等条款下受到的影响,并针对性地就以上几方面为企业提出应对策略,以此助力中国企业在尼日利亚合规合法运营和发展数字贸易业务。

日本《优生保护法》:一项基于错误理论的错误人口政策实践

存于1948-1996年的《优生保护法》是战后日本的一部臭名昭著的法律,它继承战前效仿纳粹德国《绝育法》而制定的《国民优生法》的基本精神,打着优生的旗号,在“防止不良子孙的出生”的“国策”之下,对患有遗传性精神疾患和智障者强制实施绝育手术,在近半个世纪时间里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数万残障人士被夺走正常的人生。如今恶法虽已作废,但清算并未实现。近年来多位受害者就强制绝育这一“战后最大的人权侵犯”发起要求国家赔偿并道歉的诉讼,在揭开了这段血迹斑斑的历史的同时,也将战后日本所谓民主制度的虚伪暴露无遗。

全面贯彻落实《黄河保护法》 开创流域治理管理新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的正式施行,是国家“江河战略”法治化的又一标志,为强化流域治理管理注入法治力量、提供了制度化遵循。文章梳理了《黄河保护法》施行以来,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在推进黄河保护治理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新进展新成效,分析了依法强化流域治理管理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提出了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流域治理管理的工作举措,旨在沿着法治轨道加强黄河保护治理,以新阶段黄河流域水利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水安全保障。

构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 助力全球规则发展

人类社会正快速迈入数字时代,网络在给未成年人提供学习、娱乐、社交等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违法和不良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泄露、网络沉迷以及网络欺凌等新风险。如何构建符合数字时代要求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如何破解时代变迁引发的全新命题,对世界各国以及全球治理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我国在202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时增设了“网络保护”专章,国务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于2024年1月1日实施,上述法律法规不仅奠定了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基本法律制度,也对国际社会探索数字时代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机制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完善网络保护法制体系 织密未成年人安全保护网

2020年10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该法于2021年6月1日正式施行。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将原法由7章扩展为9章,条文由72条增加到132条,其中一个主要亮点就是新增网络保护专章。

规范直播销售新业态——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十四条

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网络直播销售新型经济形态和模式出现,为更好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针对通过网络直播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及网络直播营销平台的经营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均进行了义务的再明确与再细化.

进一步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中消协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

中国消费者协会(以下简称“中消协”)对3月15日公布、将于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进行解读。中消协表示,《条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施行30年来首次出台的配套行政法规.

论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机制优化——兼评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条文

在信息化已成为当今时代潮流的背景下,侵犯敏感个人信息的案(事)件频发,但依照现行法律法规却难以有效规制。我国刚颁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地区)的先进法律保护机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在立法理念、界定标准、保护机制等方面有所发展和突破,对敏感个人信息特别关注,不过在具体法律条文上还有完善的空间。建议从进一步划分敏感信息类别、强化信息主体的权利、细化信息处理者的义务、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以及引入独立的第三方监管机制的路径出发,优化完善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机制。

《环境保护法》的前世今生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将于2015年1月1日开始实施,这部法律的前身是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基础是1989年颁行的《环境保护法》。1979年的《环境保护法(试行)》虽然不是此次修法的直接文本,但其作为中国第一部环境保护领域的综合性法律,在奠定中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基础的同时,也为后来留下了一些隐患,成为此次修法的争论的起因。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是此次修改的直接文本,这部法律的存废之争一直持续了20多年;在2011年年初人大常委会正式启动修法程序后,经历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审议、修改草案两次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修正案"到"修订案",创造了中国立法史上几个"第一"。最终通过的《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体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建立最严格制度的要求,确立了其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的地位,在建立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机制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

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合作治理定位--基于倾斜保护型法的视角

《个人信息保护法》具有公私法融合的属性,采取何种治理框架成为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欧盟、美国与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均形成了合作治理的基础框架。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关注重点在于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持续性不平等以及信息处理关系的外部性,因而与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倾斜保护型法构成家族相似。应参照倾斜保护型法的既有制度经验,进一步构建《个人信息保护法》公私法协同的合作治理框架。具体而言,可从自由主义家长制的告知同意制度、公共信托制度与公益诉讼制度三个方面进行重构。

保护患者权益不宜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便车——兼谈保护患者权益的立法问题

医患关系是否应纳入消费者保护法的调整范围,无论是在学界还是立法实践,都存在不同的意见。本文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医患关系与消费关系的区别,阐明了医患关系不宜搭消法之便车的观点,并进而就制定《患者权益保护法》以切实保护患者权益,提出了作者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