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思政背景下职业院校保险人才培养探索

在课程思政的背景下,保险行业对从业人才的职业道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职业院校作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主阵地,在保险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尤其体现在教师的认知、教学方法与教学设计等方面的不足,如教师对课程思政存在偏见、挖掘课程思政元素能力较低、教学方法及教学设计不科学等,凸显出保险学课程思政改革的必要性。文章从提升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知、丰富教学方法及完善教学设计三方面提出了应对策略,探索职业院校更适合保险行业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

一位九旬老保险人与保险行业的半生缘

上海是中国现代保险业的发祥地,见证了中国保险业百年沧桑巨变。2024年是《上海保险》创刊四十周年,上海《上海保险》杂志社开展了“四十周年征文”活动,回顾保险业发展历程,追忆与保险业相关的过往故事,全面、深入地宣传保险业在服务实体经济。

保险销售监管改革背景下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研究——兼评《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是我国《保险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最早可以追溯至1983年国务院颁布的《财产保险合同条例》,并于1995年被我国首部《保险法》所确认。在保险法领域,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始终是备受关注的研究热点。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其被视为我国《保险法》为数不多的创新性成果之一(马宁,2015),在移植立法中采用具有本土特色的规制方案使其独具理论研究价值;另一方面,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在实务中一直是占比较高的争议类型之一(周迅,2013)。

财产保险合同保险人说明义务新论

履行保险人的告知说明义务,我们应充分理解法律条文的本意,更应深入理解保险缔约实践中不同类型保险合同实务操作。《保险法》第16条关于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询问,投保人应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如未履行将产生的法律后果做了规定。第17条关于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向投保人说明合同内容,特别是责任免除条款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以及如未履行义务将面临的法律后果。

“被保险人的代表”应如何理解——兼论保险格式条款的不利解释规则

一、问题的提出人身保险中的被保险人都是自然人,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下文将二者皆称为企业)。企业行为的组织和管理实际是由企业委托下的自然人进行的。因此,在财产保险格式条款中,常用“被保险人及其代表”泛指具有被保险人相关身份的行为人。“被保险人的代表”应当如何理解?《民法典》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活动,其后果由法人承担;非法人组织的代表人以该组织名义从事活动,其行为后果最终由出资人或设立人连带承担。

“双碳”战略下绿色保险人才培养探讨

近年来,在“双碳”战略推动下,服务“双碳”目标成为绿色保险行业一项重大使命。而培育复合型绿色保险人才则是保险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进一步实现全面绿色转型。本文阐述我国绿色保险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分析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围绕人才培养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从法经济学视角谈保险人惩罚性赔偿制度

随着保险市场日渐成熟,保险产品走进千家万户之际,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保险人侵权情形仍具普遍性,司法实践中仅以传统民事责任上单纯的补偿性赔偿已不足以惩戒实施违法行为的保险人。经济学对法律进行规范分析是一个有力的工具,把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分析工具运用于法律领域,通过成本效益理论、威慑理论,探索法经济学视角下保险人惩罚性赔偿机制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构建保险人惩罚性赔偿制度,完善举证责任分配及惩罚性赔偿金额计算配套机制,使惩罚性赔偿更好地应用于保险领域,实现其惩戒预防的制度价值,维护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再保险人违约风险下非对称信息的Bowley再保险

信息不对称的Bowley再保险是指:保险人和再保险人利用扭曲风险度量衡量风险,但保险人的扭曲风险度量存在不对称信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研究了再保险人违约风险下非对称信息的Bowley再保险问题。我们将此解决方案称为违约风险下的Bowley解决方案,并在一般假设下提供了该解决方案的显式解。最后,给出了一些数值例子来说明本文的主要结论。

提高医疗保险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探析

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管理的核心组成部分,发挥着提高员工工作质量和效率的重要助推作用。医疗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之一,其人力资源管理将在医疗保险系统正常运作中也发挥关键作用。随着社会老龄化加剧及社会大众对医疗需求的逐年增加,优化医疗保险人力资源配置将显得更加重要。鉴于此,文章现围绕提高医疗保险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重要意义展开论述,进一步探析提高医疗保险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措施方法,以期望为有关人士提供有用参考。

数字化背景下《海商法》被保险人告知制度修订思路探析——以英国法为借鉴

数字经济改变了海上保险主体信息不对称的局面,而我国海上被保险人告知制度立法表述笼统、司法实践中适用性较弱,无法适应航运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对建立保险关系提出的新要求。经可行性分析可知,英国海上被保险人告知制度所引入的被保险人合理陈述义务以及告知义务“重大情况”界定标准对于《海商法》数字化转型具有借鉴意义——合理陈述义务有助于构建保险对话机制,采用纯粹性影响标准与风险诱导规则相结合的方法、以主客观双重维度界定“重大情况”有助于纠偏标准不明导致的混乱状态。立足本国国情,《海商法》的修订应结合风险诱导规则限定“重大情况”范围、以理性被保险人标准辅助界定“有限的主动告知义务”内涵、完善被保险人告知义务豁免制度。

1+X证书背景下厦门高职保险人才培养“三教”改革探索研究

随着“保险新国十条”的发布,科技、经济的快速发展,创新求变成为当前保险业发展的主题,而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的今天,我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这都需要大量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其服务,但当前高职教育在结构、质量、水平上却无法满足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变革的需求。本文分析了当前金融保险行业一线岗位的人才需求特征,通过对标1+X人身险证书标准要求,对高职金融保险人才培育的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剖析,对人才培养“三教”改革模式进行探讨。

民法典背景下保险人信息提供义务的完善

《保险法》以格式免责条款作为划分保险人信息提供义务强度的标准,存在逻辑缺陷,在实践中引发争议和混乱。《民法典》在格式条款订入规则中扩大了条款提供方提示说明义务范围,借鉴其理念并结合保险合同自身特点,构建以条款重要性、信息获得可能性和利益均衡性为标准的多层次保险人信息提供义务体系更为合理。扩大保险人信息提供义务范围的同时,应降低保险人义务履行之证明标准。保险人提供投保人签署或摘抄含有保险人履行义务内容的声明,可认定保险人已完成信息提供义务的初步举证责任。

互联网场景中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法律调适

基于互联网交易的虚拟性、交互性和快捷性,互联网场景下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存在法律特殊适配之必要。应以维持促进互联网交易便捷和保险消费者全面保护理念之间平衡为基本理念,一方面,无须以投保人签署投保确认书作为明确说明义务履行的判断依据;另一方面,应将明确说明义务与提示义务独立评价,且否定目前行业通行的将“链接”导入嵌入式网页作为明确说明义务的判断标准,要求投保人声明界面遵循全文强制阅读+投保人主动勾选确认两项要件。此外,建议在推行互联网保险合同条款标准化和通俗化的同时,将犹豫期制度于互联网保险场景中进行全范围的扩大适用,并将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制度进行更具可操作性的细化规范。

货物运输中保险人对投保人代位求偿权制度研究

一、引言保险业的繁荣发展保障了运输业的稳步向前。在货物运输途中,为了避免货物由于自然灾害或者意外事故出现损毁造成损失,承运人常常会选择为在途货物投保货物运输保险。在此情况下,货主成为被保险人,承运人成为投保人,这就引发了对投保人到底是保险合同当事人还是代位第三人的讨论。

新业态下地方财经院校保险人才培养问题探究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推动下,我国保险行业从高速发展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本文基于新业态背景下地方财经院校保险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对其中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进而从课程体系设置、专业交叉融合、产学研一体化和校企合作等方面提出保险人才培养方案的优化措施和建议。

保险人恶意不当理赔的规制研究

保险“理赔难”一直是保险业亟待解决的难题,而理赔纠纷也成为保险消费者主要的投诉事项。理赔纠纷的主因是理赔时效、赔付金额以及责任认定的争议。对此,文章梳理国内外保险人恶意不当理赔规制研究的相关成果,对保险人恶意不当理赔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对比分析国内外对保险人恶意不当理赔的法律规制,提出完善保险理赔期限规定、引入侵权责任认定和增加惩罚性赔偿等规制建议。

董事责任保险负面效应的制度应对:基于保险人的视角

董事责任保险对于公司治理具有积极效应,但其同样也具有形成董事、高管道德风险这一内生性的负面效应。保险人作为董事责任保险的一方主体,其在抑制和应对董事责任保险的负面效应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一方面,通过保险人事前的风险评估、事中的风险防范建议以及治理介入、事后的风险补救督导,可以形成保险人对投保公司和被保险董事、高管的监督权,构建起保险内部规范层面的负面效应应对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市场中介机构、保险行业协会以及其他渠道获知的“软”信息进行风险识别和控制,可以形成保险人对投保公司和被保险董事、高管的风险评估机制,构建起保险外部辅助配套层面的负面效应应对机制。

被保险人施救费用探究——基于《保险法》第五十七条

本文从中国人保与锦桥运输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中法院关于“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的认定出发,对《保险法》第五十七条的被保险人施救费用的性质和适用进行探究。施救费用为被保险人履行施救义务的结果,因此本文基于被保险人义务,通过对其基本概念、法律性质、法理依据的分析以论述施救义务及其费用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而对于履行义务所产生的施救费用,不论是在学界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对其适用险种、适用范围和补偿额度尚未形成统一观点与认定方法,文章试图探寻相关法院判决中的司法倾向性,从三个方面分别提出对于我国被保险人施救费用制度的适用思考和立法完善建议。

论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履行——基于对义务立法目的考察的视角

为破除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履行困境,在文义解释与体系解释均面临失灵的状态下,运用目的解释方法尤为重要。基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维护保险关系对价平衡以及倾斜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立法目的,可以寻觅到对前述困境的解决进路,即履行主体应当扩张至投保人、履行时限是自危险增加时起至保险事故发生时止的一整段时间、履行语境仅限于财产保险合同。

互联网场景下保险人的履责困境及优化路径——以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为视角

互联网为保险行业注入了新活力,在拓宽投保方式和渠道的同时,也赋予了保险非对话性、程序性等特质,为保险人履行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设置了新障碍,将保险人置于更为艰难的履责境地。应对互联网场景下保险人履行说明义务范围的规则模式进行重构,在此基础上补充认定说明义务标准的程序性规则,与此同时对于“链接”作为履行方式的法律效力进行矫正,尽可能平衡保险合同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并加强对其他参与保险业务主体的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