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百人百论”二十白话文百人百论之:朱自清、俞平伯、朱光潜

朱自清提起朱自清的名字,几乎人人熟悉,散文《背影》《荷塘月色》《绿》《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以及散文诗《匆匆》许多人可以背诵出来。散文家朱自清认为自己以国学为志业,而以文学为娱乐。他一生的学术研究,可以概括为“注重新旧文学与中外文学的融合”。其散文风格被概括为“词不迫切,意无不达,清新朴素,简洁自然的独特风格”(季镇淮)。郁达夫说:“以江北人的坚忍的头脑,能写出江南风景似的秀丽的文章来者,大约是因为他在浙江各地住久了的缘故。”

俞平伯与《人间词话》的经典之路——《人间词话》百年学术史研究之一

王国维《人间词话》自1908-1909年之交在《国粹学报》发表之后,在近20年时间内波澜不惊,1926年俞平伯将其标点由朴社单行后,则借助于王国维国学大师的身份而迅速进入学术视野。俞平伯的《重印人间词话序》首次对《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及其丰富意蕴作了高度评价,并通过后续著述中的征引及评论,体现出其对王国维词学思想细腻而准确的认识。俞平伯对《人间词话》的标点和评论,大体上奠定了《人间词话》学术史的发展方向,标点本《人间词话》的通行,也促进了对王国维词学文献的增补、校订和笺释,这为此后的《人间词话》理论研究和《人间词话》的经典化奠定了基础。

从传统到现代的词学转型——俞平伯家族的词学史

从俞樾到俞陛云、俞平伯一家三代 ,秉承浙地的空灵之气 ,张扬着俞氏家族的文化风尚 ,是近现代词坛上著名的文学世家。他们应时而动 ,却不全受时风影响 ,能坚守一以贯之的艺术性立场 ,或是站在浙派的立场吸纳常州派的思想 ,或是站在常州派的立场却注意作品的艺术分析 ,或是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 ,却也不随波逐流 ,反倒守望着传统 ,把唐宋词的艺术性提到很高的位置 ,这就是俞氏家族几代人对近现代词学史的贡献。

旁逸斜出:重审俞平伯新诗

由于俞平伯在红学及古典诗词研究方面的耀眼成就,加之其散文创作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影响,作为新诗诗人与诗论家的俞平伯往往被遮掩了。古典的余响、在路上的“灰色马”、梦与忆、古典意味与现代面庞的裂缝正是对其诗歌再解读的旁逸斜出的文学感受。

俞平伯的红学志业述略

俞平伯是近百年红学史上独具学术个性的红学大家,其海内外影响至今犹在。俞平伯真正建立了红学文学批评与考据兼容的新典范。这一"新典范"的学术史意义有待重新认识和评价。俞平伯的红学著述诸如《红楼梦辨》《红楼梦八十回校本》《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等均具有新红学的拓新意义,其学术史价值、文献学价值有待于重新认识和评价。

青史凭谁定是非 从学术史角度对1954年批判俞平伯运动的重新考察

本文在建国初学术研究面临新转型这一文化语境下,从学术史的角度对1954年的批判俞平伯运动进行考察,指出这场运动是毛泽东发动的旨在统一知识分子思想文化策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处于学术黄金期的俞平伯此时的活跃表现使他成为理想的批判对象,这种选择有其历史必然性。也正是为此,运动很快变成针对胡适、胡风等人的政治声讨,其间一些学人的表现耐人寻味。这场运动对建国后几十年的学术研究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俞平伯《诗经》研究论略

俞平伯在现代《诗经》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为文学而文学"以及要实现文学"社会价值"的基本价值立场,决定了其在《诗经》研究中对诗篇性质的文学价值判断和具体方法论的选择。他认为《诗经》首先是一部文学作品,并以此为出发点,主张在研究中要"鉴赏与考辨"相结合,以鉴赏为目的,以考辨为手段,由此确立了他独特的学术研究品格,同时也为《诗经》研究提供了一个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范型,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意义。

论俞平伯早期的诗学理路

出于"进化的还原论"的观念指导,俞平伯的诗歌理论以新诗"社会化的成功"为诉求目标。这种"诗歌社会学"的理论结构和思维方式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观念规范下的知识分子的过于"功利"而又过于"诗意"的社会与艺术理想。

评俞平伯的《唐宋词选释》——兼论研究性与鉴赏性古代文学作品选的选材标准问题

好的文学作品选本,不仅能为读者提供对某一时期、某一文体、某些作家和某些流派的一般性知识了解,更应该给读者以新的启迪和感发,既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这应该成为评价和衡量文学作品选本优劣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

从《唐宋词选释》透视俞平伯词体鉴赏方法论

俞平伯先生是现当代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作家,他不仅是红学大家、现代诗人、散文家,而且在词学研究领域也卓有贡献,作有《读词偶得》、《清真词释》、《唐宋词选释》①（以下简称《选释》）,还写作过一系列词学论文。

朱自清和俞平伯:京派散文的两极

从个人因缘上看,朱自清实可隶属于京派,但作为诗人和散文家,却长期游离于京派的艺术情趣之外。就作为学者和作家的气质和禀赋看,朱自清无疑是一位地道的京派文人;但就对文学的认识和实践看,则与京派文学的文化特质殊有差距。朱自清的散文是一杯清亮的水,用一句俗话讲:"水至清则无鱼";俞平伯的散文是一杯混浊的老酒,使人感到辣味、苦涩味,过后却有甘冽味。前者是执着于道德理想的"刹那主义"者,后者是周作人式的趣味主义者。二者的创作构成京派散文的两极。

且把显学作清谈——俞平伯先生晚年的红学研究

近些年有关文献对俞平伯晚年的红学思想时有披露。由此可知:俞平伯晚年虽甚少公开谈论红楼,但一直关心红学的进展,反思与关注代表了其观照红学的态度和方式。其对红学史的反思表现出可贵的客观和宽容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对作者、地点等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对当时不断升温并露出一些乱象的红学界,他十分清醒冷静,表现出谨慎的乐观态度。

文本分析模式的创建与俞平伯红学史地位的重估

新红学创建期，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方法既非史料考证，也非理论评论，而是由他最终完成的文本分析法。这一方法模式具有三个特点三种贡献。传统的认为俞平伯属于考证派、新红学研究史是由考证与评论两种研究模式交构而成的历史观点，应加以修正。

张岱、王思任与俞平伯的散文创作

俞平伯的散文得益于晚明张岱、王思任等名士派的小品,但不是着意去模仿和沿袭,主要是两者间一种异代同声的感应共鸣。其成因在于各自所处的时代、家庭环境的影响,作为名士在心理特征、生活趣味和行为方式上的相近,以及文化传统的铸造。庄谐杂出、充满清高绝俗的静雅闲适之趣,是他们散文创作共同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品格。

俞平伯《遥夜闺思引》表微

卢沟桥事变后,俞平伯留居北平,始终面临着士林社会内部的道义压力。酝酿于沦陷末期、完成于抗战胜利后的长篇五古《遥夜闺思引》,向南渡又北归者婉转地表达自己沦陷时期的处境与心境。从写作、发表、出版的整个过程及其版本格式来看,俞平伯是将《遥夜闺思引》作为一个事件来经营。本文不拟作逐字逐句的分析,重点落在本事的考索、典故系统的梳理及文类传统的建构上。新文学出身的俞平伯选择旧体诗来表达自己的身世怀抱,与其说是他个人的文学立场有所动摇,毋宁说在沦陷这一特殊的历史语境下,新文学的理想遭遇挫折,显示出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的表达限度,甚至暴露出新文化的伦理困境。

俞平伯先生与词的鉴赏之学

俞平伯先生是二十世纪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和红学家,也是一位有成就的词学家。他的《读词偶得》(1934)和《清真词释》(1948)这两本书,以及另外几篇关于词的鉴赏文章,是20世纪词学史上较早的“词的鉴赏”方面的代表作。在俞平伯出版《读词偶得》之前,词学史上只有词话一类的三言两语式的评赏文字,没有完整的鉴赏文章,更没有专著。俞平伯通过这些文章和专著,初步建立了一门“词的鉴赏之学”。本文主要总结俞平伯的“词的鉴赏之学”,论述其从事词的鉴赏的过程与目的、鉴赏词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和主要特点,以及他的鉴赏工作在二十世纪词学史上的意义和影响。

现代游记的闲适人生——以周作人、俞平伯游记为例

现代游记名家汇集,风格多样。周作人、俞平伯一派的游记,独具特色,以优游自在的审美心境,记述自然景致、日常物事的闲逸之趣。同是闲逸之趣,其风味不尽相同,周作人表现得趣味雅俗相谐,更为平民化、日常化,注重谐趣;俞平伯追求的趣味则多为闲云野鹤式、高雅脱俗的名士风格。以闲散之笔记游,字里行间闪烁着禅思理趣,看似轻松随意,朴拙闲散,实则有意味。同是闲散之笔,周作人的游记冷静、冲淡,抒情成分少;俞平伯的游记空灵、朦胧,更富于抒情色彩。周作人、俞平伯的游记营造了物我两忘的闲适之境,在天地万物与日常生活中宁静自足,关注人的本真存在,抵达自在自如的人生境界。这一境界彰显了现代知识分子对人性化的现代生命形态的追求,亦诠释了人生之道。

俞平伯旧体诗词创作与中国古代诗歌传统

俞平伯的旧体诗词创作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且转益多师而自成一体。周邦彦、温庭筠、李商隐、杜甫、吴伟业、陶渊明等皆是对俞平伯的旧体诗词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古典诗词大家。本文以俞平伯早期、中期、晚期各阶段的旧体诗词创作流变为经,具体到某一阶段再以他与某一位或几位古典诗词大家的艺术关系为纬,试图在经纬交织中揭示俞氏旧体诗词创作与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创化的关系脉络或诗学谱系。具体而言,即主要围绕俞氏早期诗词创作与"清真词"、与"温李",中期战乱诗词与"杜诗"、与"梅村体",晚年诗词创作与"陶诗"的关系展开论述。由此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立体框架中多角度、多中心地揭示俞平伯诗词创作的多元古典诗歌渊源。

俞平伯与中国现代趣味主义文学思潮

通读《灰色马》之后,俞平伯完成了从坚定人生艺术派论者到趣味主义者的转变。他认为现实人生不过是生命力无谓的自然消耗过程,因此文学活动只能是“忙中偷闲、苦中作乐”的一种手段,它对社会无用,却不失为自我消遣、自娱自乐的一种法门,最终必然导致轻松写作、趣味阅读的趣味主义文学立场。俞平伯不仅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趣味主义文学思潮的理论建构,其创作与人生选择也揭示了京派趣味主义代表作家的典型悖论。

晚明小品:周作人和俞平伯的“低徊趣味”

"晚明小品"问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其影响不仅重大、深远,而且有超乎文学史之外的思想史意义。本文首先论述周作人对"晚明小品"的再发现及其对俞平伯的影响,历史地考察这一文学史事件的发生,并进而论述20世纪20年代后期周作人、俞平伯的审美理想——"低徊趣味"——与"晚明小品"审美特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