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商贸流通信用信息标准体系框架研究

现代商贸流通信用信息标准化是现代商贸流通信用标准化的核心。本文根据现代商贸流通领域的信用特点,构建现代商贸流通信用信息标准体系框架,规划现代商贸流通信用信息标准化建设,为现代商贸流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信用信息标准化技术支撑,助力商务诚信建设和现代商贸流通行业高质量发展。

个人信用信息异议权保护研究

个人信用信息异议权在保障个人信用信息权益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个人信用信息异议权的立法中存在异议处理程序不完善、不良信息保存规则不合理、信息处理者事先告知义务缺失以及举证责任规定不一致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应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借鉴域外有益经验,完善异议处理程序,细化异议处理机制,确保个人信息主体能够充分行使个人信用信息异议权。

论信用信息的界定

如何科学地定义信用信息并为其划定边界,是社会信用体系理论的基础问题之一,该问题长期存在争议。在实践中,狭义信用信息是全球通用的信用信息概念,含义上几乎能与征信数据等同,而且是能够商业化的信息。广义信用信息则是将诚信、公德、合规等含义赋予之,扩大了其中信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试图使其能够适用于社会信用体系、诚信教育和政府信用监管等方面。界定信用信息的方法有多种,在比较列举法和排除法的利弊之后,凸显出拆分法的可行性。

个人信用信息采集范围最小化原则之替代方案

被许多国家立法奉为个人信息收集行为基本准则的最小化原则,适用至个人征信领域会产生理论不适和现实弊端。三种优势互补的系统组合方案可以成为个人信用信息采集范围最小化原则替代之选:以绝对敏感信息为主要内容的负面清单制度,通过确定禁止采集的信用信息范围实现对信用主体核心权益的底线保护;相关性原则将最小化原则意涵中的直接相关性拓展至间接相关性,这使得相对敏感信息和替代数据能够有条件地进入个人征信系统;从采集最小化原则到使用最小化原则体现了“严进”向“严出”征信理念的转变,它要求个人征信机构和信用信息使用者做到“最少使用”和“最小侵害”。

大数据背景下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平台的建设研究

文章探讨了大数据背景下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平台的建设策略,强调了数据源多元化、高级数据处理技术、用户体验优化、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以及持续更新与动态监测的重要性。文章指出,通过整合多元化的数据源和应用先进的数据处理技术,可以提高信用评估的准确性和效率。同时,优化用户体验和接口友好性,加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以及建立持续更新与动态监测机制,是确保信用信息平台长期有效运行的关键。文章最后强调,构建信用信息平台需要多方共同努力,以确保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个人信用信息权益的法治化保护

信用是形成良好营商环境的基石,完善个人征信制度是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应有之义。在个人征信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重信息规模、轻信息质量,重信息采集、轻信息保护,重事前审批,轻精准监管的问题。应从信用信息的采集、处理和披露三方面出发,保护信息主体权益。在信息采集环节,明确个人信息的采集范围,保障个人对信息采集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制定个人信息采集标准;在信息处理环节,平衡信息安全与数据共享,完善个人信用报告中信息错误的异议纠纷处理机制;在信息披露环节,区别设置个人信息披露条件,并按照使用目的制定精细化的个人信用报告,以期实现个人信用报告制度中信息主体权益的保护。

论个人信用信息转移权在我国的应用:理据与规制

个人信用信息不仅具有人格价值,还蕴含着重大的财产价值,已经成为新时代金融业发展的重要资源。个人信用信息基于个人信息转移权应用于金融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我国有必要借鉴域外开展个人信用信息转移以发展相关产业的实践经验,为此需要构建完善的个人信用信息转移法律制度以作为支撑和保障。个人信用信息转移法制化的方法和路径为:通过修法或法律解释的方法,将信用信息纳入《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民法典》中个人信息的范围;完善个人信息转移权制度,将个人信息转移权纳入《民法典》第1037条个人信息决定权体系,以确保该权利得到《民法典》的保护。同时,应对征信业法规中的信用信息概念加以完善,新设本人信用信息管理业,并确立准入标准和营业行为规制。以此为开端,推动健全相关法律制度,期待未来将个人信息转移权扩张应用至更多行业,以数据共享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公共信用信息交换与共享浅析

公共信用信息的交换与共享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共信用信息系统的有效运行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维护金融市场稳定、降低信贷风险、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文中浅析了公共信用信息交换与共享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的解决方案。通过文中分析可以了解公共信用信息交换与共享的重要性和作用,为其应用和发展提供参考。

论共享交通中个人信用信息的利用和保护

共享交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对个人信用信息的利用和保护。就利用而言,共享交通服务企业基于交易的需要收集用户在共享交通中形成的信用信息,经过用户的同意,可以在共享交通系统中共享收集到的信用信息,或将其提供给社会征信机构,作为个人综合信用信息的衡量因子。就保护而言,事前需要保障用户个人信用信息权的行使,改进权利行使方式;事中需要加强对共享交通服务企业平台的监管,提高行业自我管理水平;事后需要加强非诉讼权利保护方式和纠纷解决机制的运用。

公共信用信息中心数据处理的权力证成、利益协调与环节标准明确

公共信用数据处理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核心内容。我国各级公共信用信息中心负责公共信用数据的归集、共享、公开等处理,是信息数据融通的关键枢纽。但是,其设立至今一直存在着处理数据权力来源不明、数据利益待协调、处理环节模糊、处理标准有待细化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一方面,应当在未来的“社会信用法”中赋予公共信用信息中心数据处理的权力,通过明确数据财产权益的分配来协调公共信用信息中心与其他主体的数据利益。另一方面,应统一公共信用数据的处理环节,明确环节的处理标准:归集环节以中心“职责决”为标准;共享环节以“对象决”为标准;公开环节以“性质决”为标准。

公共信用信息的分类形式与标准研究——以守信信息与失信信息的精细化为中心

现有规范对公共信用信息的分类尚存在分类形式不统一、分类标准混乱的问题。建议将公共信用信息按两级进行分类:一级分类应以义务的履行状态为准,将公共信用信息分为基本信息、守信信息、失信信息和其他信息四类。二级分类中,守信信息以已履行义务的难度、时间延续性、成本等为标准,分为一般守信和特别守信两类;失信信息以义务人的主观过错、履行能力、未履行义务的性质、造成的损害等为标准,分为轻微失信、一般失信和严重失信三类。守信信息和失信信息的分类应结合上述标准进行综合判断。

信息生态视域下交通信用信息平台构建分析——以河南省高速“绿通”车辆为例

现阶段,我国“绿通”车辆的判别多以高速收费站工作人员人工参与为主,未能充分发挥原有交通运输信用信息平台的作用。为构建跨平台跨省份的全国交通信用信息平台,以河南省高速“绿通”车辆通行这一场景作为切入点,运用信息生态理论对交通信用信息平台的数据本体、参与主体、外部环境三个要素进行分析,探讨交通信用信息平台构建模式,为多模态情境中交通信用信息平台构建提供参考。在此基础上,对“绿通”车辆交通信用信息平台的构建,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省市公共信用信息一体化服务平台建设方案探讨

本文研究分析了省市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建设与运行现状和省市一体化信息服务需求,提出了省市公共信用信息一体化服务平台建设方案,即:依托电子政务外网和互联网,通过构建统一数据交换接口,实时归集各市信用信息进而加工形成共享服务数据库,以此为基础,开发统一应用服务软件,联接省市各服务窗口和省级互联网信用门户,构成省市一体化服务平台,开展面向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公众的省市统一的信用信息服务。

个人信用信息的类型反思与二阶进化

在数据生产要素化、处理技术化和价值最大化等多重动力的推动下,数据呈现出海量聚合、智能处理和普惠使用之趋势。个人信用信息(或数据)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驱动要素,其范畴设计和处理规则应与数据应用趋势相适应。在批量化个人信用信息归集阶段,对法律法规明确列举的反映信用状况的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应归尽归”,以满足各行各业的一般性需求。在精细化信用状况分析阶段,对授信主体基于其自身需求进行授信的特殊性或主观性个人信用信息应按需补强收集,以满足授信主体的场景化、个性化需求,最终形成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和特殊性个人信用信息二阶范畴体系。

信用信息标准化推进经营主体信用监管的河南创新与实践

本文讨论了信用信息标准化在提升市场监管效率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河南省在此方面的创新实践。分析了河南省如何通过建立标准体系、研制发布地方标准和实施监管工具来强化信用监管。同时,指出了技术挑战、跨部门协调和公众参与等关键问题,并提出了未来工作的方向,包括政策完善、技术更新、沟通机制建立、公众教育和人才培育。

GB/T 42506—2023《国有企业采购信用信息公示规范》解读

国有企业采购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国资监管的重点领域,国有企业采购监管的必要性也在不断凸显。想要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就必须建立健全信用监管机制,逐步实现从行政监管向信用监管过渡,强化信用监管就显得格外重要。为推进国有企业采购领域信用体系建设,规范国有企业采购行为,加强国有企业资产监督和管理,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制定并发布推荐性国家标准GB/T 42506—2023《国有企业采购信用信息公示规范》。本文对标准的研制背景、标准定位以及标准内容进行详细解读,以期规范国有企业采购过程中供应商(投标人)信用信息公示。

我国个人信用信息采集规则的构建

数字社会不仅为信用社会建设构筑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对信用制度的完善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采集建立了知情同意以及例外规则,现行征信业管理条例并没有建立适应征信业发展的信用信息采集特别规则,无法适应数字时代信用信息的广泛性、复杂性等特点,限制了信用报告的使用范围并降低了使用效果。为实现个人信息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建议对个人信用信息采集和利用实行区分规则,即采集告知规则和利用同意规则,信用机构可以最大限度地收集个人信用信息,保障信用信息的全面性、完整性和真实性。同时,为了防止个人权益受到不当侵害,可以提高信用机构设立条件并采取行政特许制度,要求信用机构承担信息采集谨慎注意义务,不能超范围收集信息,并初步审查信息的真实性,同时加强数据共享,完善行业准入与退出机制。

信用立法中的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研究——以江苏省实践为例

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逐步迈向法治化和规范化,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完善是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保障。作为信用立法中最基础的概念之一,公共信用信息在概念界定、归集、披露、信用修复等方面如何更好地纳入法治轨道,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以江苏社会信用立法实践为基础,分析江苏公共信用信息在归集、公开、使用、信用修复等方面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明确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的法治要求,提出依法依规加强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的对策举措。

个人信用信息采集:标准明确与告知同意原则之完善

在个人信息保护强化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持续推进的大背景下,我国个人信用信息的采集环节仍然存在信息主体、信息与信用关联、信息性质公共与非公共区分、信息敏感性与评估等标准不明确的问题。个人信用信息的主体应确定为自然人,且不应以民事行为能力作为条件限制;在个人信息与信用的关联识别上应采法定与约定义务;以公共利益对信息的公共与非公共性进行区分;敏感性代表了人格利益侵害风险,可结合场景进行综合判断。个人信用信息采集过程还存在告知同意原则无视不同类型信息性质、敏感性差异而统一适用、单一的明示方式过于刚性、告知同意流于形式等问题,可针对公共与非公共、信息的敏感度等因素进行分类适用,并有条件地引入默示同意。

关于创建区域涉农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的思考

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涉农信用信息共享已成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实现农村信用体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分析区域涉农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从强化法规制定建设、提高信息采集应用水平、完善信用信息等方面,提出建立涉农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