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利差视角下绿色债券发行的行业溢出效应

绿色金融对推动社会生产绿色化、低碳化,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宏观和微观调节作用意义重大。基于2015—2019年公司信用债的样本数据,通过交错双重差分法,可对行业首次发行绿色债券对二级市场中普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行业首次发行绿色债券使得二级市场中同行业公司普通债券的信用利差降低,存在行业溢出效应,且信用利差降低程度在机构持仓比例较高、资本密集度较高、地区环境规制较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债券样本中表现更高。机制检验显示,行业首次发行绿色债券通过降低同行业公司的债务成本对同行业公司普通债券信用利差产生影响,而通过促进同行业公司发行绿色债券进而对同行业公司普通债券信用利差的间接作用不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行业首次发行绿色债券使得同行业公司普通债券在十五个交易日的事件窗口期内产生了超额回报率,引起了债券市场的即时响应和滞后响应。从信用利差视角识别行业首次发行绿色债券在二级市场产生的溢出效应,对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和建设高质量债券市场具有参考意义。

连锁股东与债券信用利差:协同治理还是合谋舞弊?

连锁股东同时持有同行业中多家公司股权,在资本市场中可能产生正反两种效应,即协同治理效应和合谋舞弊效应,都会影响公司债券信用利差。本文从理论上分析连锁股东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基于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有连锁股东持股的公司发行的债券在二级市场上信用利差显著更低;连锁股东数量较多,债券信用利差进一步降低。第二,连锁股东通过提高持股企业的创新效率、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等渠道,降低债券投资者要求的信用利差。第三,机构连锁股东和非国有连锁股东降低债券信用利差的作用更强,连锁股东更能降低非国有企业所发行债券的信用利差。上述结论的启示:要积极引导并规范连锁股东参与公司治理,扩大连锁股东持股模式在资本市场运用的深度和广度,以此促进债券市场健全定价机制、防控违约风险。

货币政策支持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影响

使用我国沪深上市公司2019—2022年债券发行月度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探讨货币政策支持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实施显著收窄了债券信用利差,且实施效果在不同资产规模、发债规模、劳动密集度、资本密集度下具有一定异质性;将信用利差分解为流动性利差与违约利差后,发现其主要通过降低违约利差来收窄信用利差。进一步对观测期内具体货币政策工具操作进行短期事件研究发现,下调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与常备借贷便利利率对信用利差的收窄作用呈现国有企业与高信用评级“偏好”,而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引起的收窄作用并未有明显差异。为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对直接融资市场调控的功能,应着力完善货币政策对债券市场信用利差结构的影响框架,加快构筑市场风险协同监测机制。

债券募集说明书语调业绩偏离与债券信用利差

基于2010—2022年的公司债募集说明书,通过文本分析构建反映文本语调偏离业绩程度的指标,研究了在企业披露业绩数据和文本数据的多元信息环境下,债券募集说明书文本语调偏离企业业绩对债券发行定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债券募集说明书语调业绩偏离程度越高,债券发行利差越高。机制检验发现,债券募集说明书语调业绩偏离会降低公司信息透明度、增加违约风险,继而提高债券发行利差;进一步研究发现,债券募集说明书语调业绩偏离提高债券发行利差的作用在事前信息不对称程度高、信息披露质量差以及债券承销商声誉低的公司更强。上述发现表明,投资者能够在多元信息环境下对业绩数据和文本语调两类信息进行交叉验证。研究结论对于完善债券募集说明书文本信息披露规定、提升债券市场信息效率具有现实意义。

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微观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分析

基于2008—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二级市场月度面板数据,使用多种机器学习方法研究债券个性因素与公司个性因素对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与贡献。研究结果表明,信用评级、月交易天数比例、公司产权性质、公司规模为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重要影响因素,企业资产负债率、债券剩余期限、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资产回报率、公司所属行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公司股价波动和债券换手率为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次要影响因素;公司债券信用利差预测值与信用评级、公司规模、公司产权性质显著负相关,与债券月交易天数比例显著正相关;月交易天数比例、公司产权性质、公司规模对不同信用评级组别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债券月交易天数比例和公司产权性质对AA级及以下的低信用评级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影响更大,发债公司规模对不同信用评级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影响的差异性较小。

盈利、融资、主动偿债与房地产业风险——基于上市公司信用利差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以135家上市房地产企业2017年至2021年的财务数据和发行债券的到期收益率为样本,利用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房地产企业信用利差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房地产企业的信用利差受公司盈利能力、融资能力和偿债主动性指标影响;盈利能力、融资能力越强、偿债积极性越高,企业的信用利差越小。杠杆水平和长短期偿债能力直接导致公司债券违约的指标对信用利差的影响不显著;而公司是否违约对信用利差的影响高度显著、影响强度大。

承销商声誉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基于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21年3月至2023年12月科技创新公司债券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承销商声誉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发现:承销商声誉对科技创新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具有显著降低作用;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承销商声誉对科技创新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更显著。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要降低科创融资成本,一方面,需要鼓励地方券商注重与高声誉债券承销商开展业务合作,加大对科创资本市场的参与力度,积累声誉资本;另一方面,通过深化地方国资国企市场化改革、贯彻公平竞争原则、加强法治建设,充分发挥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作用,提高市场化水平,优化区域科创投融资生态环境。

企业ESG表现对其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及其机制

在当前企业经营环境下,研究影响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并降低信用风险是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选取2018—2021年我国发债的上市企业,研究上市企业的ESG表现与其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良好的ESG表现能显著减小上市企业债券的信用利差;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企业ESG表现会通过减少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来减小债券信用利差;通过调节效应模型检验数字金融的发展会削弱企业ESG表现减小债券信用利差的能力;在市场化程度和法律制度环境建设程度高的地区,企业ESG表现与其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更显著,而在市场化程度和法律制度环境建设程度低的地区则不显著。研究结果有助于帮助企业从提升其ESG表现的角度减小债券信用利差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并为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企业集团债券集中管理与信用利差

如何有效防范化解债券信用风险是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稳定的关键。企业集团对债券发行采取集中管理能否发挥规模优势、实现为债券“增信”,从而更好地降低债券信用风险?本文以2008—2020年A股上市企业集团发行的公司债、企业债和中期票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债券集中管理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券集中管理能够显著降低信用利差,证实了“收益效应”起主导作用。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基本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地,机制检验发现债券集中管理通过“共同保险效应”与集团声誉的渠道影响债券信用利差;异质性检验发现在民营企业、融资约束较高、母—子公司制度距离较小的公司,以及债券没有担保条款、信用评级较低、承销商声誉较差时,债券集中管理对债券信用利差的抑制作用更强。本文研究阐明了债券集中管理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机理,拓展了内部资本市场和集团负债管理的研究范畴,为企业集团债券发行与信用风险管理提供经验借鉴,亦对于如何化解债券市场信用风险,促进实体经济稳定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法治建设与债券信用利差——基于新《证券法》审议通过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强化投资者保护是新《证券法》的立法核心。本文基于新《证券法》审议通过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法治建设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新《证券法》审议通过显著降低了公司债信用利差。进一步分析发现,提升债券流动性与降低债务违约风险是主要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从债券特征看,当债券融资依赖度高、债券契约条款少、承销商声誉差时,法治建设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降低作用更强;从公司层面看,这一影响在投资者交易意愿低、投资者保护力度弱、信息披露质量差以及违法违规风险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本研究对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保障债券投资者合法权益以及防范化解债券违约风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公募REITs上市是否会让国有房企信用利差收窄?

利用2014年1月至2023年6月相关企业的财务数据以及已发行的债券数据,以我国公募REITs试点上市为准自然实验,分析其对国有房企的信用风险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募REITs试点上市之后国有房企的信用利差显著收窄,违约概率和信用风险降低,该结论在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相关机制研究发现,试点上市之后国有房企的信息披露质量加强、融资约束程度得到改善,进而信用利差降低;异质性分析表明,公募REITs试点上市对债券信用利差的降低作用在中央国企、运营能力强的企业以及有担保的企业中更加明显。

机构股东积极主义与债券信用利差——基于委派董事的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在2010—2021年机构投资者委派董事情况和债券交易数据,从机构投资者委派董事的角度考察了机构股东积极主义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委派董事有助于降低债权人所要求的违约风险溢价,且委派董事规模越大,公司债券的信用利差越低。机制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委派董事可以通过缓解公司代理问题来发挥监督治理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董事会规模较小和互动强度较高的公司样本中,机构委派董事对债券信用利差的降低作用更为显著。

信用利差在信用债投资价值挖掘上的应用

在业务实践中,信用债投资价值挖掘存在诸多难点。信用利差同时考虑了流动性溢价和信用风险溢价影响,可以成为信用债投资价值挖掘的重要工具。本文构建了信用利差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针对中观行业和微观信用主体,研究信用利差在信用债投资价值挖掘方面的应用。

中小股东积极主义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14~2022年间发行公司债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股东大会有关债券发行议案的中小股东投票数据,深入探究中小股东积极主义对债券信用利差的作用。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积极主义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债券信用利差。机制检验表明,中小股东积极主义可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和减轻代理问题,从而降低债券信用利差。本文不仅检验了中小股东在债券市场上的治理作用,同时也为完善公司治理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

基于信用利差分析框架的信用债投资价值挖掘研究

挖掘信用债投资价值可以有效反映投资者能力,但受到信用风险隐蔽性等因素的影响,信用债投资价值挖掘难度相对较高,信用利差为该项挖掘工作提供了有效参考。本文旨在探讨信用利差分析框架在挖掘信用债投资价值方面的应用与有效性。在深入分析信用利差与信用评级、收益率曲线、违约概率、投资价值的关系基础上,构建信用利差分析框架,从挖掘具有投资价值的行业、挖掘明确的投资机会、挖掘行业内投资效益显著的信用方三方面分析基于信用利差分析框架的信用债投资价值挖掘策略,期望为投资者提供一种系统的方法评估信用债的投资价值,并制定更为精准和稳健的投资策略。

城投公司ESG表现如何影响债券信用利差

在“双碳”战略背景下,立足于债券市场ESG实践,建立城投公司ESG评价指标体系,从政府债务治理的微观经济后果这一视角,深入考察城投公司ESG表现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表明,城投公司的ESG表现显著降低了发行城投债的信用利差,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城投公司的ESG表现通过提升其信用评级,进而降低城投债的信用利差。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社会信任度更高以及财政压力更小的情况下,城投公司ESG表现对城投债信用利差的影响更显著。此外,针对环境、社会和治理这三个维度的研究发现,城投公司在环境和社会维度的表现能有效降低城投债信用利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的溢出效应——基于公司债信用利差的经验证据

立足于我国股份回购制度重大修订以及债券市场债券违约潮的现实背景,以公司债信用利差为研究视角,考察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在债券市场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股份回购对公司债信用利差有正向影响,说明股份回购在债券市场存在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股份回购是通过“风险防御”效应中的信息风险传导使得公司债信用利差增大。公司治理水平越低、融资约束程度越高,这种溢出效应越明显。拓展性检验结果表明,股份回购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正向影响在《公司法》修订后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为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的溢出效应研究提供了债券市场的经验证据,也为监管部门制定债权人利益保护政策提供了参考。

高铁开通与地方政府债务信用利差

利用2014—2021年我国地方政府债与城投债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新视角探究了其对地方政府债与城投债发行定价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够显著降低地方政府债与城投债的信用利差,这种影响在第三产业比重较高和碳排放量较低的沿线城市中更为显著。进一步考察高铁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发现,高铁开通后沿线城市商品房价格的上涨与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的提高,是影响地方政府债与城投债发行定价的重要路径。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对沿线城市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具有积极影响,有助于减轻地方政府的偿债压力。该研究结论为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地方政府信用利差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信用利差视角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成效研究

为总结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模式,评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成效,本文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其对试验区内企业的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及微观机理。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会降低试验区内企业的债券信用利差,且主要降低非重污染企业的债券信用利差,而对重污染企业没有显著影响。融资机制和信息机制检验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降低债券信用利差是因为缓解了试验区企业的融资约束。异质性分析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主要降低了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以及在交易所市场交易债券企业的信用利差;特别地,其导致大型重污染企业的信用利差也显著下降。鉴于此,绿色金融发展需进一步强化重污染企业金融约束、加强绿色金融资金用途监管、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和可得性、完善绿色投资激励机制。

公司ESG表现与债券信用利差

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大背景下,探究公司ESG表现能否影响其债券融资成本,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2011—2021年上市公司ESG评级和债券数据,就ESG评级表现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第一,良好的ESG表现能够对公司债券信用利差产生负向影响,降低公司的融资成本;第二,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国有性质会削弱ESG表现对债券信用利差的抑制作用,而与消费者直接接触的行业、所在地较高的市场化程度能够加强ESG表现对债券信用利差的抑制作用;第三,机制检验发现,ESG评级通过提升信息披露质量降低发行人信用利差;第四,分别对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进行研究发现,三种因素的良好表现均对公司债券信用利差产生抑制作用,说明ESG理念已对我国公司债券发行人行为和投资人偏好产生初步影响。本文结论有助于丰富债券定价影响因素相关理论,引导公司重视优化ESG表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