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资源配置战略与债券信用评级

企业战略作为企业全局性、长期性资源配置的重要规划,对企业经营活动具有重要影响,也必然会影响企业的融资行为。本文从企业战略视角出发,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了企业资源配置战略对债券信用评级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经营主导型企业,投资主导型企业的债券信用评级更低,并且该结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和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资源配置战略对债券信用评级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分析师跟踪人数多的企业中更明显。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企业资源配置战略通过作用于企业违约风险而影响债券信用评级。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发债企业、信用评级机构和债券市场投资者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我国不同付费模式信用评级校验机制研究

我国债券市场刚性兑付被打破后,不断出现高评级债券违约事件。为此,监管部门积极发展多种评级,以期提高债券评级质量。通过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研究了不同付费模式信用评级如何综合发挥校验作用。基于博弈模型的理论分析发现,不同付费模式评级发挥校验作用的机制在于投资者的反应:当投资者付费和发行人付费两种模式评级差值增大,投资者不以单一评级结果进行债券定价,而是根据评级差值调整债券价格。基于2011—2020年企业债评级数据的经验证据显示,随着评级差值增大,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会降低后续评级,且评级差值对单一信用评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负向关系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提供的偏正面的私有信息会降低债券信用利差,而以中债资信为代表的投资者付费评级机构提供的私有信息则不会显著影响债券信用利差,均体现出单一评级模式在定价方面的弊端。因此,监管部门应继续鼓励发展投资者付费评级模式,并鼓励机构投资者发展内部评级,以充分发挥多种评级模式的交叉校验作用。

外汇衍生品监管与跨境投资企业信用评级——基于“企业层面外汇衍生品监管指数”的实证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和“走出去”战略加速了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而加强外汇衍生品监管是市场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在创新性地构建“企业层面外汇衍生品监管指数”的基础上,基于2007—2019年中国跨境投资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外汇衍生品监管对企业信用评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加强外汇衍生品监管能够有效提升企业信用评级,且主要通过减少企业违规行为、增强信息透明度和抑制管理者过度自信三种渠道提升信用评级。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提升效果在国有企业中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加强外汇衍生品监管可以抑制企业信用评级的调整动机。因此,监管部门应优化衍生品监管法规,倡导套期保值原则,提高评级机构违规成本,提升衍生品交易信息透明度,进而促进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健康发展。

基于机器学习的债券信用评级研究

当前债券违约事件屡见不鲜且愈演愈烈,鉴于此,该文提出了基于机器学习的债券信用等级评估模型,以在交易所市场发行债券的主体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极端梯度提升(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预测出债券发行主体是否会违约以及违约的概率,再使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对高维数据进行降维,最后运用K-means算法将债券样本划分为9类。检验发现,该模型的评估结果能够真实地反映债券违约情况,对帮助投资者识别违约风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采用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制度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分析表明,纳税信用评级制度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调整企业雇佣决策进而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对于非国有企业、信息不对称较高企业以及普通员工更为显著。本研究对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改进的随机森林—模糊积分模型的家庭农牧场信用评级研究

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实现家庭农牧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构建家庭农牧场信用评级体系是解决该难题的基础。针对家庭农牧场信用风险评估中样本数据指标多、噪声复杂、非线性乃至高维度等问题,以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市500个家庭农牧场为信用评价对象,将XGBoost算法、随机森林算法、模糊积分模型进行组合,构建了改进的随机森林—模糊积分模型,对家庭农牧场进行信用评级。分析结果表明:运用改进的随机森林—模糊积分模型对家庭农牧场进行信用评级的准确率、精确率、召回率、F1分数更高。

信用评级独立性监管的国际实践

本文梳理了美国、欧盟及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信用评级独立性监管框架,从法律法规制定、建立审查问责机制、减少信用评级依赖等方面总结影响信用评级独立性的关键要素,并从明确准入门槛、细化监管制度、强化信息披露要求方面提出促进我国信用评级发展的举措。

纳税信用评级、信息不对称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

纳税信用评级制度是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税收领域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也是税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2014—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表明纳税信用评级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负相关,纳税信用评级为A级可以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机制检验发现,纳税信用评级为A级可以通过降低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纳税信用评级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研究,也为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税收征管方式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获中诚信国际最高信用评级AAA级认证

近日,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荣获国内权威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AAA主体信用评级。这是公司首次参与外部评级,并获得主体信用评级AAA的最高等级。该项工作从2024年3月启动,经选聘中介、现场调研、分析论证、专家评审、人行备案、信息发布,历时3个月,于6月17日取得正式盖章版信用评级报告。

信用评级策略对评级机构市场地位的影响研究——基于评级机构年度业务开展及合规运行情况报告的分析

近年来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竞争愈发激烈,而评级机构是如何采取不同评级策略维护或扩大其市场份额的呢?本文以2016~2020年我国信用债为样本,探究了评级结果策略、评级收费策略和主动评级策略对信用评级机构市场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偏高的评级结果策略、偏低的评级收费策略能帮助评级机构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而主动评级策略对信用评级机构提升市场份额并无帮助,甚至会导致市场份额下降。同时,评级策略之间还会相互影响,对其市场份额产生不同作用。而声誉机制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让偏高评级、偏低收费的信用评级策略带来的市场份额扩张程度有所削弱,并提高主动评级的公益性,导致其带来的市场份额缩小效果进一步降低。本文为针对评级机构的有效监管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也为信用评级的市场化改革和声誉机制的有效建立提供了经验证据。

信用评级双层监管框架研究

信用评级机构被视作金融市场的“守门人”。行业层面的评级失准和宏观视角下的评级失灵是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监管重点。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监管一直坚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但却并未考虑从信用评级行业进行监管介入,作为防控系统性风险的监管路径。因此,需构建信用评级双层监管框架,回应金融稳定和保障评级质量的监管需求,在宏观审慎层面上,将信用评级纳入宏观审慎工具箱,在多头监管格局下加强监管协调,建立信用评级赔偿金机制;在微观层面上,推行轮换制,避免评级行业内生性利益冲突,改善评级行业竞争。

中国本土信用评级机构“走出去”发展研究

本土信用评级机构高水平“走出去”对于中国推动债券市场和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全球金融治理话语权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中国本土信用评级机构“走出去”成效不强,与评级机构服务质量和资本实力不强、债券市场与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偏弱、海外市场开放环境屏障、国际评级市场垄断有关。推进本土评级机构高水平“走出去”,需充分考虑其战略价值和正外部性,营造强力外部支持环境,包括从国家层面加强战略重视,加大财政、资本等资源支持,优化行业监管环境,深化债市和人民币国际化建设等;本土评级机构则应加强以评级技术为核心的综合能力建设,合理谋划“走出去”空间布局,多渠道、多形式推进业务对外渗透。

监管约束与信用评级的债券融资成本效应——基于大公事件行业效应视角的研究

基于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被监管处罚事件,本文研究监管约束如何影响其他信用评级机构的市场公信力,即信用评级对投资者的价值相关性。实证研究发现:其他评级机构给出的信用评级对债券发行成本的降低作用在大公事件后明显加强,即信用评级的债券融资成本效应增强。机制分析表明,当发行人所获信用评级来自声誉较低的评级机构、所在地区法律环境较为薄弱、为国有企业以及所获信用评级为高评级时,声誉冲击事件对整个行业信用评级债券融资成本效应的增强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股票市场投资者对信用评级调整的市场反应在大公事件后变得更为强烈。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信用评级市场声誉机制和监管效应的相关研究,为我国深化评级行业监管提供了参考依据。

卖空机制对信用评级膨胀的治理效应研究

本文分析了卖空机制对信用评级膨胀的理论影响和作用机制,并采用2011—2021年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卖空机制可以显著抑制信用评级膨胀,并且这种抑制效应在内生性检验和其他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卖空机制对信用评级膨胀的抑制效应是通过真实盈余管理和信息披露质量渠道实现的;(3)卖空机制对信用评级膨胀的抑制效应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分析师乐观偏差较大、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与发行者付费模式的公司中更加明显。

论我国地方政府信用评级从“收入导向型”向“支出导向型”转型

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紧迫性凸显健全我国地方政府信用评级体系的重要性。目前,国内外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模型均为“收入导向型”。笔者从地区异质性和极值情景、信用等级迁移矩阵、评级结果区分度的区域分析、各地区发行利率和利差统计等角度论证了我国地方政府信用评级从“收入导向型”向“支出导向型”转型的必要性。继而通过定量分析方法构建起“支出导向型”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模型,并以500个地方政府作为样本,从省、市、县三个行政层级及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地理区域层面实证分析得出由“收入导向型”向“支出导向型”转型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地方政府信用评级结果将有所抬升,大幅度缩小与东部地区地方政府评级结果的差距,导致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地方政府在债券市场融资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以2022年为基数,可节约27.21亿元融资成本),进而导致全国地方政府融资格局的改变,更好地发挥债券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

经济周期波动对信用评级行为的影响——来自中国债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中国债券市场背景,使用2008—2021年的非金融企业主体评级数据、2012—2021年的商业银行主体评级数据,实证考察了经济周期波动对评级机构信用评级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行为存在顺周期性,即在经济繁荣时期评级机构倾向于高估企业主体评级水平,在经济衰退时期评级机构倾向于低估企业主体评级水平。当信用评级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提高时,信用评级机构的顺周期评级行为更为明显。

信用评级行业管理模式研究——基于政府监管和自律管理相互替代的经济学框架

政府部门和行业自律性组织对于信用评级行业的管理作用有一定差异。通过梳理和总结美国和欧洲评级行业的发展历程,提出了政府监管和自律管理相互替代的4类模型的经济学框架;同时考虑环境要素,分析不同评级行业管理模式带来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损失。研究总结了3种评级行业发展环境,包括自发形成的环境、获得定价权的环境和外部引入的环境。我国作为从外部引入评级行业的环境,评级产品有效性较差,政府监管还需发挥主导作用。

我国信息技术企业信用评级研究——基于违约鉴别和特征选择视角

从违约鉴别和特征选择视角出发,采用机器学习算法,对我国信息技术企业信用评级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通过SMOTE方法对非均衡样本数据进行处理,解决了样本数据类别不平衡导致预测模型存在类别偏好问题;通过Logistic-Lasso方法进行指标筛选和计算企业违约概率,并根据违约概率进行信用分级,保证了信用评级模型的精简和违约预测可靠性,改善了信用评级与违约概率不匹配问题。构建的信用评级模型采用39个指标,总体鉴别精度在98%以上,模型的可靠性和实用性优于其他常见的机器学习模型。此外,根据企业信用级别情况,分别从企业自身、投资者和监管部门角度,提出了控制风险的相应对策。

“以信增费”:纳税信用评级与企业社保投入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我国社保基金的可持续发展正面临着严峻挑战,如何在尽量减轻企业缴费“痛感”的情况下促进社保投入成为当前社保基金增收的关键。文章基于2014—2021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在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背景下,纳税信用评级政策对企业社保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纳税信用等级越高企业的社保投入明显增多,即起到了“以信增费”作用。究其原因在于,纳税信用评级政策具有现金流量效应、公司治理效应和声誉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对于社保支出压力大的企业、在社保逃费难度低和税收征管力度强的地区,纳税信用评级的“以信增费”作用更为凸显。进一步分析还发现,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对于社保缴费存在溢出效应,即地区或行业的A级纳税信用企业占比越高,会刺激非A级纳税信用企业的社保缴费增加。这一结论对我国未来的税费征管及社保征管体制改革将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数字经济背景下金融信用评级问题与对策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目前,市场经济等同于信用经济,信用评级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不容小觑。数字技术为信用评级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挑战。基于学界对信用评级的研究现状,深度剖析数字经济影响信用评级的内在机理,探究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信用评级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针对问题与挑战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信用评级发展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