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型社会组织如何推动政策倡导?——基于拓展性倡导联盟框架的纵向个案分析

政社合作提供公共服务屡见不鲜,但服务型社会组织推动的政策倡导过程仍处于“黑箱”状态。基于拓展性倡导联盟框架,本文研究服务型社会组织创建政社合作联盟及其政策学习的过程与机制,基于纵向个案考察发现:第一,服务型社会组织以治理现代化等“相对稳定参数”变革开启的政治机遇组建了松散的政社合作,并借力群团改革之“子系统外部事件”构建了以群团组织为纽带的紧密型政社合作联盟。第二,政社合作联盟以政策方案的“迭代递归”原则开展“试验性学习”,历经创投式示范探索、横向型对比试验、权威化推广扩散等阶段之后达成政策共识。第三,无论组建联盟还是政策学习,服务型社会组织与群团组织是关键的“双政策经纪人”,分别以“专业方案”和“网络中介”动员地方政府支持倡导联盟。研究结论为新时代社会组织的服务型政策倡导提供了理论解释,丰富了倡导联盟框架的本土化研究。

倡导联盟视域下的高校“政产学研融服”协同创新政策变迁路径

高校“政产学研融服”六大主体在创新共同体中分别承担不同的角色和任务。我国高校“政产学研融服”协同创新政策的变迁情况满足了倡导联盟框架的四个假设前提。根据不同的信念体系、价值利益诉求和政策目标,将我国高校“政产学研融服”协同创新政策变迁的政策参与者划分为两大倡导联盟。通过联盟内的学习和跨联盟的学习,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两大联盟的政策接近核心信仰与次要层面信仰,从而推动政策变迁。完善高校“政产学研融服”协同创新政策的思路:明确协同创新主体的功能定位;推进创新主体实现协同创新;完善协同创新的政策供给。

倡导联盟理论下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变迁路径

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变迁情况满足了倡导联盟框架的四个假设前提。根据不同的信念体系、价值利益诉求和政策目标,将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变迁的政策参与者划分为两大倡导联盟。通过联盟内的学习和跨联盟的学习,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两大联盟的政策接近核心信仰与次要层面信仰,从而推动政策变迁。完善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思路:加强顶层设计,明确产教融合的目标与路径;完善产教融合相关政策、法规和制度;促进教育、产业等多方力量的协同合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动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国际影响力。

数据跨境流动倡导性条款发展路径与中国因应——基于RCEP、CPTPP及DEPA的分析

在国际经贸规则尤其是区域贸易协定中,倡导性条款是成员国解决未协商一致问题的过渡性手段,其与约束性条款一起组成了完整可推动的协定内容,从本质上反映了缔约成员国对某一暂时没有能力实现的预期目标的追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数据跨境流动倡导性条款的更迭出现,表明数据议题的重要性在加速提升,但仍然存在较多的分歧与可实现路径。通过对国际数字跨境流动倡导性条款的分析,有利于中国区分不同国际经贸规则的应对方式,全面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数据跨境流动倡导性条款,衔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加入谈判申请,提升数字规则国际法实践能力,实现经贸规则话语权的扩大。

新世纪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分析——基于倡导联盟框架视角

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颁布实施的背景下,运用倡导联盟框架理论,结合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特征,对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变迁动因进行分析。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各阶段,通过将政策注意力与政策子系统中权威联盟、支持联盟、产出联盟和期望联盟各联盟的信念结合,发现联盟内的信念体系变化和联盟间的政策取向学习是引起政策变迁的直接动因。其中,产出联盟和期望联盟在推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而相对稳定的参数和外部因素的影响间接地促成了政策变迁。文章揭示了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动因,并对《职业教育法》颁布实施的意蕴内涵进行解读,为我国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中国面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倡导”下的战略应对

"倡导"是大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首要宗旨和重要实践。"倡导"一词在西方语境中的特殊含义始终以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倡导实践为注解,这种倡导实践则主要通过对抗性倡导和合作性倡导两种形式得以展开,并对主权国家的国际声望构成压力。国际非政府组织针对中国的倡导从20世纪80年代即已开始,目前呈现出对抗性倡导领域相对集中、合作性倡导大幅拓展的现状特征。在准确把握其倡导现状并稳守政治底限的基础上,从战略高度与倡导类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理性互动,将成为中国外交在可见的未来消解来自外部世界舆论苛责的重要手段。

共识制造与空间生产:社会工作政策倡导的二象性

政策倡导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实务领域,已有研究大多沿着西方斗争性、运动性的理论与实践脉络开展。但这类行动取向几乎不符合我国社会工作公信力薄弱的发展现状,也不符合我国权威部门主导的政策过程的情境特征。通过对社会工作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领域的政策倡导行动进行分析发现,我国的社会工作政策倡导可能存在着共识制造与空间生产的二象性特征。在政策过程领域,社会工作政策倡导表现为以制造价值共识、行动共识和制度共识为主的共识制造行动,在社会工作专业化与职业化领域,则表现为以生产直接服务空间和间接服务空间为主的行动空间生产行动。在政策倡导过程中,权威部门的工作需要为社会工作行动创造了机会,社会工作自身拥有的文化与象征资本使得社会工作获得了行动的可能,在上述两重因素的影响下,社会工作的主要行动方式为游说和知识生产。而当政策共识和行动空间被生产后,它们就获得了自身的能动性,政策共识会沿着权威部门的地理位置、工作条线和政策过程进行扩散,同时带动社会工作行动空间的再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群众体育政策变迁研究——基于倡导联盟框架(ACF)的视角

本文基于倡导联盟框架(ACF)的理论视角,探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群众体育政策的变迁,分析政策子系统中的倡导联盟及其信念系统,审视其逻辑演变,发现群众体育政策的发展受到政策子系统、政策取向的学习与政策子系统外部环境的影响,其中政策取向的学习是政策变迁的主要原因,外部环境为政策子系统的行为转变提供直接动力。以党和政府引领的政府主导联盟始终占据优势地位。建议:未来的群众体育政策应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和实践探索的有机结合;坚持多元协同治理理念,扩大群众体育政策场域。

以倡导为核心的环境社会工作方法体系构建研究

中国环境社会工作发展迅速,但整体上还处于国外理论介绍和实践自发阶段,推进中观层次的方法构建研究具有重要的学科发展和实务指导价值。在总结前人有关实务模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团队实务经验,尝试构建环境社会工作倡导方法的一般框架:对象—目标—战略—策略—角色。运用方法框架分析实务案例,认为社会工作倡导法干预环境生态保护有三个目标类型:以政府为对象的政策倡导、以企业为对象的行动倡导和以民众为对象的观念倡导。在不同倡导类型中,社会工作者运用不同的战略和具体策略、承担不同的角色,对服务对象进行干预,以促进政策改变、行动实施和观念转变,最终促进环境友好行为,推进生态文明实践。

高星级酒店员工品牌倡导行为的动机及影响机制研究——以一线城市为例

文章运用社会交换理论,从中国酒店员工的视角解释了内部沟通因素通过员工敬业度对社交媒体员工倡导的影响。通过对中国4个一线城市五星级酒店的全职员工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变革型领导和上下级关系对员工敬业度和员工在社交媒体上的倡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员工敬业度在变革型领导与社交媒体员工倡导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此外,敬业的年轻员工比年长员工更愿意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倡导,敬业的男性员工比女性员工更愿意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倡导。

社会公平视域下志愿服务组织强化政策倡导职能的路径研究

作为弱势群体表达利益诉求重要渠道之一的志愿服务组织,应立足于弱势群体的实际立场,发挥政策倡导职能,帮助弱势群体表达利益诉求,维护社会公平,促进共同富裕。当前志愿服务组织在政策倡导中存在着自身参与意识较弱、诉求结构分化难以整合、资金与人才支持困难等问题,因此建议引导志愿服务组织合法参与政策倡导、集约化表达各方利益诉求、拓宽资金与人才吸纳渠道以加强志愿服务组织政策倡导职能的实现。

数字商业时代下旅游与酒店业员工倡导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

数字商业时代下旅游与酒店业员工倡导已被服务行业视为培养竞争优势与维护客户关系的可靠方法。但促使员工倡导仍存在一定困难,因为它涉及员工的角色外行为以及员工自愿从事角色外工作的内在动机。目前的研究结果主要针对不同的行业和不同人群,对于酒店行业并不适用。同时,酒店行业工作压力大,原有的关系管理理论可能无法完全解释酒店业从业人员的倡导机制。因此,本文系统梳理了员工倡导的驱动因素,并将其整合为一个综合框架,以揭示员工倡导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支持性的组织政策和内部品牌化共同为员工-组织关系的培养奠定了基础,酒店业员工的个人资源以及对情境问题的感知会进一步削弱或加强这种影响;拥有高质量员工-组织关系的员工更有可能通过激活个人资源,并通过员工倡导的方式帮助组织解决问题渡过难关,因此为组织倡导的意愿更强。本文所提出的框架完善了关系管理理论,更好地解释了员工-组织关系和员工倡导的动态机制。

东方城市生活美学的倡导者,为什么首站在山东?

“它(美酒之书)跟别的酒不一样,很难用市场现有的品类划分去定义它。”“一个字,值!无论从口感还是品质来说,这个价格这个量,是绝对合算的。”“作为新消费白酒品牌的先锋之作,市场对它的出现还抱以一定的审视,但消费者的反馈很好,有人只尝了一口就买走了一箱。”

云南省社区健康倡导员服务能力评估

目的 通过对云南省社区健康倡导与行为干预项目招募的社区健康倡导员进行评估,了解其在健康基本知识、行为、心理能动性和沟通交流方面的能力,以完善健康倡导员的管理机制。方法 采用自编的调查问卷对健康倡导员进行评估,共完成4 054人的调查。结果 健康倡导员的基本健康知识达标率为74.2%、心理能动性达标率为73.2%、沟通交流能力达标率为77.6%。在基本健康知识方面,由村医担任健康倡导员的达标率高于其他组;每类健康倡导员对“高血压患者进行适度的运动更有利于控制好血压”的认知程度均最低。由村干部、计生宣传员担任的健康倡导员心理能动性自我评分均高于由村医担任的健康倡导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由村医担任的健康倡导员自评完成情况为很好的比例均低于其他三组。结论 不同社区身份的健康倡导员具备自身优势,需要从基本的健康知识和技能、个人健康行为、心理特质、沟通交流能力、工作质量和效果等多维度考虑,建立综合性的社区健康倡导员评估管理制度,以提升整体健康倡导员队伍的能力。

社会工作倡导:概念、策略与边界——以失独家庭服务为例

社会工作倡导是社会工作者实务过程中需要承担的重要职责和使命,但是,目前在中国的社会工作实务中,社会工作倡导的运用还不够普遍。社会工作倡导作为一个工作方法,在知识层面,还存在一些不明确的问题,例如:倡导的内涵和外延到底是什么?应该如何开展有效倡导?在不同情境下,需要采取怎样的策略?在中国社会背景下,应该怎样开展有效倡导?文章从文献回顾入手,系统梳理社会工作倡导的概念、策略以及开展倡导的情境,并以上海某机构开展的失独家庭倡导服务为例,来讨论如何开展有效倡导,以期为未来的社会工作倡导实践提供经验和借鉴。

社会组织政策倡导策略的分类与选择

社会组织政策倡导策略是社会组织为达成倡导目标而选择和运用的一整套特定的方式和方法。选择合适的倡导策略进行政策倡导活动,是社会组织在政策倡导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倡导策略的选择和运用直接关系到社会组织政策倡导活动的效率和效果,影响到倡导目标的实现程度。根据倡导对象加以区分,可以将社会组织政策倡导策略分为直接倡导策略和间接倡导策略两大类。直接倡导策略包括资讯策略、代表策略、司法策略、迟滞策略、合作策略等。间接倡导策略包括联盟策略、媒介策略、困窘策略、抗议策略、日常策略等。社会组织政策倡导活动受到组织所处的活动场域、组织规模、资金来源等因素影响。不同倡导活动所选择策略应该不同,但无论如何,倡导策略的选择应该坚持权变性、协同性、参与性及科学性等基本原则。

档案倡导的模式构建与实践启示

档案倡导虽有一定的实践基础,但国内档案学界尚缺乏对档案倡导模式的相关研究。文章根据参与主体的不同,将档案倡导模式划分为档案馆主导模式、政府主导模式和社会参与模式。从实践角度来看,对我国档案倡导发展的启示有坚持党对档案倡导工作的领导、加大档案人才队伍培养力度、增强档案倡导服务档案事业的能力和推动档案倡导走向世界的步伐四个方面,以期推动我国档案事业发展。

基于倡导联盟视角的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演变机理分析

运用倡导联盟框架对1970年代以来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演变机理进行分析,探讨政策的变迁途径和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演变存在两条途径,相比于内部途径,外部途径的作用更为明显。具体来说,在外部事件对政策信念转变的影响下,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倡导联盟逐步演化为污染防治联盟、相关部委联盟、经济增长联盟与科研机构联盟,政策取向的学习是政策渐变的原因。内部途径较弱,联盟资源分散及政策取向学习支撑的不足是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存在滞后、缺位与失衡的主要原因。为此,建议在强化内部途径驱动、整合分散联盟资源、加强政策取向学习以及充分发挥协同治理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

论教师个人教育观念与社会倡导教育理论的关系

教师个人教育观念和社会倡导教育理论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别,但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区别主要体现在二者的理论特征、表现形式、存在意义、形成过程与机制、对教育实践的影响作用等方面;其联系则体现为二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相互补充与相互促进。正确认识教师个人教育观念和社会倡导教育理论之间的关系,对于构建“社会倡导教育理论——教育观念——教学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从补偿性公平到多样性倡导:我国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的价值反思与重构

高等教育具有促进社会流动、培养合格公民、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功能。在多民族国家里,保障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是一项基本公共政策。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我国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从政策主体的价值诉求来看,主要是促进教育公平,加快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这一补偿性公平的民族教育政策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之后,由于教育发展与社会转型,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这一价值导向应该向多样性倡导的方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