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中假药的认定问题——以保护法益为实质导向

有涉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的法规调整,使得假药认定标准适用困难。探析该罪所侵害的法益之内容及梳理法定犯和自然犯理论,应明确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是法定犯,当以违反行政法律规范作为该罪构成要件的规范要素,并根据法定犯的违法相对性论来发挥我国《刑法》对假药认定标准的实质判断作用。尽管药品管理秩序和公众生命健康均为该罪所侵害而应予保护的法益,但以后者为内容的规范保护目的是实质判断的依据。如此一来,就基本解决了假药认定标准的行刑衔接问题。为了完善该衔接流程,应允许被告人对初步认定的假药提出反证;同时由于行政法中假药和劣药的分界不清,导致刑法中也出现类似问题,还可以分析法律文本而在刑法中直接规定二者的界分标准,将假药和劣药认定为种属关系以及完善假药的一般性概念来解决问题。

论药品犯罪中“假药”的认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删除了假药的概念之后,如何认定药品犯罪中的假药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问题。该问题是一个典型的行刑衔接问题,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对其解决具有指导意义。违法相对论是对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最贴切的理解,因此,既不能赞成药品犯罪中的假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的假药完全一致的观点,也不能肯定可以完全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独立认定药品犯罪中假药的观点,而应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的假药为前提,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质危害性判断。一方面,只要某种药品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的假药,即使其对人体健康有实质危害性,也不属于药品犯罪中的假药;另一方面,若某种药品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的假药,但不会给人体健康带来实质危害,那么,也不能将其认定为药品犯罪中的假药。

我国生产、销售假药犯罪特点及侦查对策研究——以2017—2021年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

当前,生产、销售假药犯罪形势日益严峻。应用统计学方法,运用Spss27.0、Excel等软件基于2017—2021年788份涉网药品安全犯罪裁判文书以及1510名被告人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生产、销售假药犯罪呈现犯罪地域性特征突出,数量显著减少,犯罪人以青壮年为主,文化水平特征突出,犯罪团伙地缘性、家族式特征突出,药物来源涉及种类复杂多样,危害后果两极化,量刑特征较为突出等特征。分析得出生产、销售假药犯罪侦查存在以下问题:犯罪主体团伙化,亲密性高致使案件突破难;假药成分多样、鉴定复杂,犯罪认定难,取证难度大;量刑轻刑化趋势致使犯罪屡禁不止。对此提出如下几点侦查对策:深挖犯罪线索,以“三维”信息打开假药案件突破口;加强综合侦查研判,以犯罪人社会关系摸排犯罪网络;组建专业侦查人才队伍,科学设置“预检分流”环节,健全药品保管制度;全面收集主客观证据,厘清各犯罪主体责任,提出合理量刑建议;提高资源保障力度,搭建合作交流平台,构建多元共治体系。

提供假药罪的违法构造研究

《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原先“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基础上新增了“提供假药罪”的犯罪类型。对提供假药罪的违法构造进行厘清,行为主体方面,针对怎样划定“药品使用单位”和“药品使用单位人员”的分水岭,可以借助既有的法律规定来判别;行为对象方面,对假药的认定既要考虑医学方面的实际治疗效果,又要考虑药品本身是否具有其“应当具有”的有效药物成分,以及相关成分及含量是否符合我国药典的硬性规定。假药与劣药之界分,应当重新加以考量区分假药与劣药的标准——将假药认定为不具有应有的治疗作用并且转化为有损人体健康的产品。

提供假药罪主观责任要素认定及出罪路径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在“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基础上新增了“提供假药罪”的犯罪类型。正确处理提供假药案件,首先,应当明确传统的推定规则无法解决新罪体系下“明知”的认定问题,行为人所“明知”的不是其行为将产生严重危害他人生命健康法益的实害后果,而是将使他人生命健康法益处于危险状态中;其次,应当通过主观超过要素的一般描述与具体判断,对本罪的“营利目的”进行教义学解读;最后,出于刑法的谦抑性,对于违反药品监管秩序,但未造成生命健康法益受侵害的提供假药案件,可以借助危险反证的方法,或发挥“但书”条款在具体案件中的出罪功能,予以出罪。

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的规范内涵:属性、辨析与路径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的有关规定进行修改,引起一系列理论与实践争议。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删除了“依照《药品管理法》”认定假药、劣药的罪状表述,但这并不能否定该类药品犯罪的法定犯属性。妨害药品管理罪与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均是《刑法修正案(十一)》时代下的法定犯,二者既存在交叉竞合关系,又有各自的违法评价范围与评价重心,不可混淆。在药品认定标准与前置法脱钩的规范背景下,刑法上假药、劣药的认定虽仍以《药品管理法》第98条为形式参考,但更应当结合刑法的法益保护原则独立判断假药、劣药的实质范围。

对我国假药界定条款的深层解析

目的为全面、正确理解《药品管理法》关于假药界定及其处罚条款提供参考。方法就我国现行法律对假药界定的条款进行深层解析。结果与结论执法实践中,对《药品管理法》研究最多、使用频次最高的条款莫过于对假药、劣药的界定及其处罚条款(第四十八、四十九、七十四、七十五条)。执法部门执法时,除了要认定违法事实,还要准确定性,才能准确适用法律予以制裁。

生产、销售假药罪法益侵害的规范解释——主次法益价值冲突时的实质判断

在民生刑法观指导下,为加强对民众生命健康安全保护,《刑法修正案(八)》将我国1997年《刑法》第141条规定的生产、销售假药罪由危险犯改为行为犯,对制售假药行为加大了打击力度。生产销售假药罪旨在保护多重法益,法益保护有主次之分,主次法益发生价值冲突时,应以保护主要法益为原则。刑法规范层面上,公民生命健康法益的保护处于优势地位,秩序的维护则处于从属地位,其目的在于更好地保障个人法益。对于假药的认定应根据药品是否具有真实疗效进行实质认定而不能仅从形式上看是否取得药品管理部门批号。在陆勇案中,陆勇代购药品行为不具有法益侵害性,欠缺相关犯罪构成要件的违法性要素,不应作为犯罪处理。

打着“开发银发经济”旗号卖假药

张允笑问任银仓,这个产品有什么“讲口”。任银仓说,主要是卖给老年人的,你就说,它对老年病有特效就行了。晚上,央视“3·15”晚会准点开播,张允笑正坐在电脑前收看晚会节目。突然,张允笑一下愣住了,他居然看到自己直播的镜头出现在晚会上!此时,2023年央视“3·15”晚会正在曝光网红主播“小张聊事”直播带假货、诱骗中老年人上当的不法行为。

2020-2022年生产销售假药类案件犯罪总体情况及对策分析

新《药品管理法》颁布后,生产销售假药案件直线下降,通过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 2020-2022年间生产销售假药类案件进行梳理,总结分析我国生产销售假药犯罪总体情况:①全国生产销售假药犯罪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热点省份生产销售假药犯罪的案发量大幅下降生产假药案件占比较少;②假药犯罪呈现地域性聚集;③生产假药案件类型发生转变:互联网销售假药案件占比持续上涨;性药、保健品在案件中的占比居高不下;④生产假药案件量刑。依据数据总结原因生产销售假药案件大幅下降的原因;假药犯罪呈地域性集中的原因;网络销售占比逐年增高的原因。分析目前打击生产销售假药案件中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完善多部门间执法合作机制,打击网络销售假药犯罪;落实快递检验制度,杜绝假药劣药流通;完善执法协作机制,提升针对生产假药类犯罪的侦察能力。提升公安机关打击生产销售假药的执法能力;为进一步精准、高效地打击生产销售假药犯罪提供参考。

药品犯罪的法益分立:监管秩序从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剥离与独立化保护

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双重法益保护模式,一方面过度地对生产、销售假药罪进行抽象危险化,使得根本不具有危害生命健康安全危险的行为也受到刑法制裁;另一方面,该罪名所维护的药品管理秩序集中在同生命健康安全紧密相关的生产、销售行为,对于生产、销售前的药品研发、注册以及上市后监管秩序未能有效维护。因此,针对药品犯罪法益兼顾保护的"兼而不得"、反受其乱,同时鉴于2019年12月1日起施行的《药品管理法》明确将附属于秩序维护的"以假药论"予以删除,刑法有必要将单纯的药品管理秩序法益剥离出该罪名之外,单独增设妨害药品监管秩序罪,形成药品犯罪的"双罪名"体系:一是明确生产销售假药罪保护的法益,以抽象危险犯为类型,保护依托于不特定多数人生命健康安全的药品功能的有效性,避免为了维护药品监管秩序造成的打击半径过度扩大;二是单独设立妨害药品监管秩序罪,以具体危险犯为类型,全面系统地维护药品监管秩序。

重庆警方捣毁生产假药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7名

声称包治百病、药到病除且纯中药无副作用,实际却是三无产品,只是把不同的化学成分混合在一起,而各成分的配比完全靠制作者的手感。重庆警方将这一生产假药窝点捣毁,抓获犯罪嫌疑人7名。没有国药准字号瞄准中老年群体。

论销售假药罪司法认定的解释规则

刑法将销售假药罪设定为抽象危险犯,降低了犯罪成立的证明难度,但也导致犯罪圈的过度扩张,尤其是在非法经营进口药、民间传统配方药品以及分装药领域,一律入罪的司法认定侵蚀了司法公信力。为了对本罪的司法规制予以合理限制,应当在肯定刑法与药品管理法中假药认定标准一致的前提下,对销售假药罪的入罪标准进行实质判断,建构允许反证抽象危险犯中抽象危险不存在的正向出罪机制以及合理运用刑法第13条但书条款的反向出罪机制。在此基础上,从销售假药罪、非法经营罪以及行政处罚三个维度合理解释销售假药行为的违法性。

生产、销售假药罪犯罪构成研究及立法完善

生产、销售假药罪侵犯了药品监督管理制度和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了国家药品管理法规,生产、销售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为。对“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认定,应采纳一般标准说;本罪的罪过形式既有直接故意,也有间接故意,还有过失,是混合形式的罪过;本罪的罪名应由“生产、销售假药罪”改为“销售假药罪”;在刑罚处罚中,应当引入资格刑,完善刑罚体系。

我国制售假药的现状、特点及其监管对策研究

目的:探讨我国制售假药的现状、特点及其监管对策。方法:以我国公安机关2011-2015年侦办的7 500余起假药案件为基础,选择其中50起涉案假药数量大、金额高、人数多、地域广和社会影响较大的典型案件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并提出监管对策。结果与结论:我国假药案件和涉案人数整体上呈快速增长态势,分别从2011年的近500起、900人增长到2015年的近2 500起、6 000人。50起典型案件中,涉案假药种类多集中于治疗性功能障碍药(占23.8%)、美容药和减肥药(占19.6%)、止咳平喘药(占14.2%)、治疗风湿骨病药(占13.9%)、抗糖尿病药(占7.3%)、抗肿瘤药(占6.6%)等;网络销售假药有42起(占84%);无证生产销售假药有46起(占92%);非法代购假药有3起(占6%)。整体来看,我国制售假药具有涉案金额高、违法犯罪活动隐蔽、受害者多为低收入人群等特点。建议加强假药监管工作,创新监管方式;加强药品监管部门与公安机关联合执法,顺畅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创新情报信息运行体制机制,建立信息共享平台与信息通报机制;强化互联网监测,加强与制药企业合作;加强舆论宣传,震慑犯罪分子等。

稀疏降噪自编码算法用于近红外光谱鉴别真假药的研究

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作为一种快速、无损检测技术十分适用于真假药品现场鉴别。自编码网络作为当前机器学习领域研究的热点受到广泛关注,自编码网络是一种典型的深度学习网络模型,它比传统的潜层学习方法具有更强的模型表示能力。自编码网络使用贪婪逐层预训练算法,通过最小化各层网络的重构误差,依次训练网络的每一层,进而训练整个网络。通过对数据进行白化预处理并使用无监督算法对输入数据进行逐层重构,使网络更有效的学习到数据的内部结构特征。之后使用带标签数据通过监督学习算法对整个网络进行调优。首先对真假琥乙红霉素片的近红外光谱数据进行预处理以及白化预处理,通过白化处理降低数据特征之间的相关性,使数据各特征具有相同的方差。数据处理之后利用稀疏降噪自编码网络针对真假药品光谱数据建立分类模型,并将稀疏降噪自编码网络模型与BP神经网络以及SVM算法在分类准确率及算法稳定性方面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对光谱数据进行白化预处理能有效提升稀疏降噪自编码网络的分类准确率。并且自编码网络分类准确率在不同训练样本数量下均高于BP神经网络,SVM算法在少量训练样本的情况下更有优势,但在训练数据集样本数达到一定数量后,自编码网络的分类准确率将优于SVM算法。在算法稳定性方面,自编码网络较之BP神经网络和SVM算法也更稳定。使用稀疏降噪自编码网络对真假药品近红外光谱数据进行建模,能对真假药品进行有效的鉴别。

拉曼光谱法在假药快检中的研究进展

假药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用药安全和有效,而且干扰了正常的商业与社会秩序,对假药的预防和打击已刻不容缓。近年来,拉曼光谱技术因其独特的优势在假药快检中的应用逐渐增加。本文简述了拉曼光谱法用于假药快检的优点,结合对拉曼光谱预处理、定性与鉴别分析方法的概述,对拉曼光谱法在假药快检中的应用进行了综述,并展望了拉曼光谱在假药快检领域的应用前景。

关于部分国家假药、劣药定义的比较研究

目的研究比较相关国家法律在假、劣药定义方面的阐述,为修订与完善我国《药品管理法》提供建议。方法收集国际上部分国家的药品管理法律,分析其特点与异同。结果与结论相关国家都对假劣药有明确的定义,具体内涵与外延有所差异,其合理的成分可以供我国有关部门参考与借鉴。

对生产、销售假药罪的探讨与解析

对于《刑法》第141条规定之生产、销售假药罪的争议,自《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以来就从未停止,而近期发生的"陆勇案"更是引发了激烈而广泛的讨论。文章对该罪的法益进行分析,将其重点明确于人体健康权益之上,以明确解释该罪的基石;以对构成要件行为进行法教义学解释,再次明确了"生产"与"销售"两个行为的概念,以从技术上厘清该罪的行为内容;对该罪属于抽象危险犯进行具体分析,针对该罪能否进行危险反证与能否构成未遂进行探讨,以解释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