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释法律性质论

对假释法律性质的认识,见仁见智。提倡假释为受刑人之普遍性权利,符合现代刑罚教育、矫正目的,顺应人权保障呼声日益高涨的时代召唤,蕴含刑罚执行的现代化理念。受刑人之假释权利具体表现为:假释知情权、假释提请权、假释同意权、假释听证权、再次假释权、假释异议权、不予假释的复审权、诉权及撤销假释之司法正当程序权等。

走出我国假释率超低之困境

假释制度是我国刑罚执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我国法制建设极为薄弱的一个环节。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假释率超低,有悖于世界行刑现代化方向。假释率超低是诸多原因纠结的结果,如假释被设计为国家对罪犯的恩惠、假释的实质条件抽象且难以把握、不合理的禁止性规定、人为设定假释比例和倒查制度的影响、假释后监督"虚化"带来的压力。走出假释率超低的困境,需要将假释设计为符合假释条件的罪犯所应享有的一种权利,细化假释的实质条件,取消假释的禁止性规定,摒弃比例限制和倒查制度,强化对被假释罪犯的有效监督和扶助。

假释撤销条件比较研究

撤销假释是对假释犯不遵守假释条件的惩罚方式之一。罪犯在假释考验期内再犯新罪应当不分犯罪性质、罪过形式和刑罚轻重,一律撤销假释。在假释考验期内,发现罪犯尚有漏罪,不应撤销假释,而是应根据漏罪的具体情况,分别处理。对于假释期间违反应当遵守的假释条件一律撤销假释的规定是不合理的。只有对情节严重的违反假释条件的行为,才应当撤销假释。

我国假释制度的运行现状与改革路径

长期以来,我国行刑实践中存在"轻假释、重减刑"的现象,使得蕴含公正和功利价值的假释制度适用率偏低;同时,假释实践中存在考核标准与法律规定相脱节、裁定流于形式、程序封闭、当事人参与缺如、检察院监督滞后等问题,甚至引发一定的腐败现象。应当从取消假释比例限制、设立听证程序、建立再犯危险性量化评估机制、量化危险性预测因子等方面着手,推动假释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完善我国假释制度之建议——以社区矫正为视角

社区矫正是当前国际司法的潮流,它在批判监禁刑的基础上应运而生,表明了人类惩罚犯罪行为的价值观念、惩罚方式和惩罚力度的变化。而在我国,作为其主要方式之一的假释制度,在运行中暴露出诸多弊端。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现行假释制度的分析,以期提出切实可行的完善建议。

我国假释制度的不足及其完善

假释制度是我国行刑制度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罪犯改造有着积极作用。但是 ,现存假释制度某些不合理的规定制约了其效用的最大发挥 ,有必要以改革的思路 ,完善假释制度的相关规定 ,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试论假释

假释制度是当今世界各国乃至我国刑事法律中规定的刑罚执行变更法律制度之一。从刑事立法到刑事司法 ,假释都是一个同时涉及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两栖”性问题。从我国刑事立法情况来看 ,实体法规定得比较详尽系统 ,在刑法典第四章刑罚的具体运用中第七节从81条至 86条共 1 0款对假释从适用对象、条件 ,考验期及撤销假释的情况等作了规定 ,而在程序法中规定得比较概括 ,刑事诉讼法典中只在第2 1 7条、2 2 1条和第 2 2 2条共 3款涉及假释。但是我们认为假释不仅仅是一个实体法内容 ,而更主要的应当是程序法的内容。明确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如何准确地适用假释及具体操作问题 ,从刑事诉讼法角度研究假制度尤为重要。何况有些国家在刑法中并不规定假释 ,而直接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之中 ,如法国就是这样。本文仅就假释相关问题进行探究 ,并对完善我国假释制度提出一些设想 。

内地与澳门假释立法之比较

我国内地和澳门都在刑法中规定了假释制度 ,两地的规定既有相似之处 ,也有不同的地方。本文对两地现行刑法中的假释制度 ,在适用条件、考验期限、假释权归属及假释程序、假释监督内容、假释法律后果等方面作了粗略比较 ,客观评析了两地立法的优劣得失 。

减刑率高于假释率成因分析与对策研究

随着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逐步开展,“减刑率高于假释率”这一现象日益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这一问题解决不好,可能影响到中国社区矫正事业的发展进程。有鉴于此,本文描述了目前中国在该方面的状况,并试图对该现象作理性的剖析,进而探讨了有关对策问题。

论假释的副作用及其克服——以假释权利观为视角

假释制度符合行刑社会化的潮流和趋势,对实现刑罚的目的来说,它有积极的功能,也有副作用。传统的假释奖励观不利于假释制度应有功效的发挥,要从根本上克服假释的负作用,必须树立假释权利观。

提高我国假释适用率的制度保障

我国假释的适用率偏低 ,与法律预期之间存在较大距离 ,远未发挥其对罪犯的正反馈鼓舞功能及对自由刑缺陷所应起的弥补作用。本文在分析成因的基础上 ,提出了构建三大机制的构想 ,即再犯预测机制、假释运作机制和保护管束机制 。

扩大假释适用的理论正当性分析

假释制度因具有激励罪犯改过自新、帮助其回归社会并整合司法资源的效益性和正义性价值,而在世界各国均具有很高的适用率。但假释在我国却长期处于适用率较低的现状,并且由于假释和减刑适用条件等内在制度的原因,我国还呈现出减刑制度严重制约假释制度发展的畸形局面。为了改善我国假释适用的司法现状,构建科学合理的刑罚制度体系,本文拟通过分析扩大假释制度适用的理论正当性,并从增加法定假释、保障犯罪人的假释申请权利以及完善释后监督保护机制等方面探索扩大假释的制度路径。

狱内服刑人员减刑假释制度研究

本篇文章主要围绕罪犯减刑、假释制度的历史进程以及其在我国社会主义环境下的发展为背景,阐释减刑、假释制度的保障措施以及在实际的应用中一些不足问题,并围绕这些问题做出一些改进建议。

浅析律师在减刑假释实质化审查案件中的作用机制构建

减刑假释案件作为刑事执行中的重要环节,关乎法治的公平公正和社会的安全稳定。在现行的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查办理过程中,律师的地位和作用没有被重视,整个审查程序主要由监狱、检察机关和法院等主导进行,律师的参与程度有限,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查过程中中律师介入机制进行必要的探索,以期达到有效提升司法公正和保障水平服刑人员合法权益的目标。

法治理念下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制度的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法治价值追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减刑、假释作为刑罚执行的一项重要制度,涉及监狱服刑人员的重要、核心的直接利益,影响服刑人员在监狱进行教育改造的信心,也是监狱考核监管教育改造质量的的重要指标,也是体现监狱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的重要窗口。本文旨在深入分析监狱办理减刑案件实质化审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在证据提请、标准认定、办案监督、队伍建设方面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以期推动监狱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

减刑假释检察监督的现实困境及其优化路径

为了防止违法的减刑假释活动侵害犯人权利和破坏司法公正等现象发生,我国立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减刑假释案件中行使法律监督权。减刑假释检察监督的设计理念立足于各参与机关的权责分配、权力制衡等关系,并遵循正当程序、刑罚功能及目的等基本原则维系运转。在具体运行的过程中,减刑假释检察监督难以发挥预期功能、减刑假释参与机关权责配置的结构性困境以及检察机关自身限制等因素导致成效不彰、沉疴如故。为摆脱上述困境,可从减刑假释检察监督的规范构建和配套机制两方面进行优化,建立健全减刑假释检察监督机制。

试论我国假释制度的运行困境与完善机制

假释是我国重要的刑罚执行变更制度,但是当前在假释适用的司法实践中假释比例过低、假释激励功能发挥不充分等问题比较突出。因此,我们有必要基于制度设计和司法实践两个层面,聚焦假释制度适用中存在的如制度不完善、衔接配合不顺畅、责任追究权责不符等堵点难题进行分析,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从制度设计层面看,司法机关在依法适用假释制度中应坚持全面依法审查、主客观改造表现并重、严格审查证据材料、区别对待原则。在司法实践层面,通过完善考核制度、把握实体条件、完善评估标准、优化案件审理程序、制定配套保障制度、加强完善社区矫正工作等措施,以进一步促进依法适用假释制度,更好地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维护公平正义,提高司法公信力。

数字检察背景下减刑、假释案件智慧检务路径研究——以S省为例

减刑、假释是我国刑事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用数字化技术手段推动减刑、假释制度效能的充分释放,进一步提升检察监督质效,是各级检察机关推进数字检察战略的有益实践。实证研究表明减刑、假释政策的适用存在比例不高、把关标准不一、尺度偏紧等情况,而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存在事前审查基础不牢、事中审查层次不深、事后审查对抗性不足的问题。各级检察机关应当从推动完善刑事执行法律制度体系;加强队伍和业务能力建设;提升减刑、假释监督检察工作质效;构建智慧刑事执行治理体系四个方面完善减刑、假释智慧检务体系。

论我国刑罚执行中假释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假释制度是我国行刑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假释能够有效促进犯罪人改过自新,有利于其顺利回归社会,还有疏通监狱之功效,因此应该重视其作用的发挥。但我国现行假释制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存在一些问题,严重影响其功用的发挥,因此有必要加以完善。本文探讨了现行假释制度存在的问题并主要从假释适用率、假释程序两个方面提出了一些完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