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融与互鉴——柏孜克里克第20窟僧人供养像研究

柏孜克里克第20窟是高昌回鹘早期王室贵族的功德窟,窟内有宗教和世俗两类壁画,世俗类亦可分两类,即王室成员和僧人。窟内所绘的胡汉僧人则是吐火罗佛教和汉地佛教在高昌回鹘流行的见证,也是高昌回鹘统治者对佛教崇拜的体现。从窟内种种现象来看,20窟修造时,胡僧地位高于汉僧,这或许与有部僧团的东进和高昌回鹘统治者对原始佛教的推崇有关。20窟胡汉僧人为区别派属身份,身着各自派别袈裟,无论是汉僧袈裟上的紫色、田相格,还是胡僧袈裟上的黄色、覆肩袒右式等元素,无不透露着文化交流的影子。胡汉僧人着不同文化背景影响下形成的袈裟且同处一窟,不仅反映回鹘人对待不同文化时所持有的海纳百川、兼容并收的文化态度,而且也是不同民族在高昌回鹘社会中相互融合的缩影。

从敦煌僧人服饰看汉化、世俗化的形成因素

敦煌壁画中僧人服饰与域外佛教服饰不同,从中可看出敦煌佛教服饰汉化、世俗化的形成过程,究其原因：一是本土文化的影响,二是南北文化的交流。中土外来的僧人服饰受到本土传统服饰文化、思想的同化与影响,随着中土僧服的形成而成为汉化的服饰文化。同时,它也为拥有极强包容性和同化力的中土传统服饰文化所渗透,而完成其汉化、世俗化过程,与中土传统思想所相融。

西藏日喀则地区成年僧人体质状况与血压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目的:探讨西藏日喀则地区成年僧人体质状况与血压水平的相关性,为高血压的早期预防提供相关依据.方法: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居住在西藏日喀则地区成年僧人155例的血压(BP)、身高、体质量、腰围(WC)、臀围进行测量,并计算体质指数(BMI)、腰臀比(WHR)和腰身比(WHtR).结果:155例检测者中高血压的患病率是29％,高血压组在年龄、BMI、WC、WHR和WHtR等方面均高于血压正常组.收缩压和舒张压均随着年龄的增加呈升高趋势;脉压亦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大;高血压的患病率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步增大.随着全身性肥胖指标BMI的增加,血压各水平和高血压患病率均升高.各中心性肥胖组的血压水平和高血压患病率均明显高于非肥胖组.Pearson线性相关分析显示,BMI、WC、WHR和WHtR与收缩压、舒张压和脉压均呈正直线相关.以高血压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BMI、WC和WHtR是血压变化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西藏日喀则地区成年僧人血压水平与体质状况密切相关,高血压患病率和肥胖率均较高,应予以足够重视,积极控制全身性肥胖和中心性肥胖,从而防治高血压的发生.

西夏僧人的管理及义务

西夏崇佛,境内僧、寺众多,为保证僧团健康有序的发展,做到多而不乱,政府实行严格的试经度僧和担保制度,禁止私度,严厉打击违规行为。西夏中后期僧尼数量更多,法事活动也更加频繁,国家保护僧尼及寺院享有一定特权。但僧人并非完全寄生的阶级,他们承担一定的赋役和社会义务,以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

汉传佛教文化遗产旅游地僧人满意度研究——以广西桂平西山为例

僧人是汉传佛教文化遗产的活化载体,是汉传佛教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当前一些地方的旅游开发实践中,由于僧人的主观感知及其正当权益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引发了诸多矛盾与冲突,给汉传佛教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文章在对汉传佛教文化遗产旅游地僧人满意度研究意义阐述的基础上,运用理论筛选、因子分析等方法构建了佛教文化遗产旅游地僧人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继而以广西桂平西山为例对僧人满意度开展实地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IPA分析,探寻影响当地僧人满意度的关键因素,以期为实现汉传佛教文化遗产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明代留住京师的藏传佛教僧人

由于治藏的政治需要和皇帝个人的宗教崇信,明代京师留住有大批藏传佛教僧人。这些僧入不但由朝廷供养,而且受到种种优待。在明中期皇帝政务荒怠和朝纲不举的政治背景下,满足皇帝个人宗教生活的需求成为留京藏僧活动的主要内容和显著特征,由此造成其“欺罔惑世”和“縻财蠹政”的不良形象。但客观而论,留京藏僧在明朝廷治藏的政治和政策层面仍发挥有积极作用。

西夏寺院僧人赋役问题初探

西夏以佛教为国教,寺院、僧人不仅享有优惠特权,而且占有大量田地、牧场,拥有一定数量依附人口,寺院经济得到一定程度发展。同时,政府加大了对僧人的管理力度,由僧俗不同部门共同管理,把僧人管理纳入世俗法律范畴,僧人有度牒、寺籍和户籍。西夏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实行"计亩输赋"政策,寺院和僧人也不例外,只要占有土地就要按法律规定像世俗百姓一样纳税服役。一些僧人在向国家纳税服役的同时,还受寺院役使,成为寺院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可以说,西夏僧人并非不劳而获的寄生阶层。

魏晋南北朝僧人行记之文学表征及文学意义

魏晋以来,汉地僧侣多西行佛国求经巡礼,僧人行记应运而生。支僧载《外国事》等著作十种即先后别行于世。魏晋南北朝僧人行记之文学表征,主要体现在写景之简练传神、状物之精致细腻、叙人之真切传情、记事之神秘有验等4个方面,藉此昭示了作为文学文本的内涵、价值以及张力。其文学意义则集中表现为:彰显叙事文学成就并拓展了传统传记空间,丰富山水游记创作并开阔了眼界和视野,作为民族文学文本而呈现出了某种价值功能,对后来僧人行记和相关叙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唐五代敦煌僧人饮食的几个名词解释

敦煌僧人饮食在敦煌饮食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其中一些特殊的用语和名词，与僧人饮食戒律、造食用途、食物来源等有密切关系，是探讨僧人饮食必先搞清楚的前提。

试论在西夏的藏传佛教僧人及其地位、作用

12-13世纪初,藏传佛教噶举派、萨迦派僧人纷纷到西夏传法,使藏传佛教当时流行的主要密法传播到西夏并形成一定规模。西夏政府亦对藏传佛教显示出极高的热情,给予吐蕃僧人以很高的待遇,并在法律上享有诸多特权。藏传佛教僧人在西夏除了传法译经外,还在政府机构中担任职务、在外交活动中充当使臣等,对加强吐蕃民族与西夏境内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联系有着积极的意义。

论徐霞客与僧人的交往

考察整部《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在他不计里程、不计年月、旅泊岩栖、探幽凌险的日子里 ,与僧人的交往是十分密切的。其游历 ,常常以僧为伴 ,以寺为住 ;其与僧人的交往 ,则必以诚相待 ,广结禅缘。藉此 ,正可以彰显出一代奇人外服儒风 。

亲近与疏远间的倾斜:我国藏区僧人的媒介接触探析

僧人是关乎并影响我国藏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通过调查,发现藏区僧人的媒介接触存在着亲近与疏远之间的倾斜。一是藏区僧人的媒介选择在不同媒介之间出现了倾斜:在传媒接触方面,疏远报纸媒体,亲近手机媒体;在新闻选择方面,亲近电视媒体,疏远手机媒体;在娱乐选择方面,亲近电视和网络媒体,疏远报纸和广播媒体;在传媒信任方面,亲近电视和手机媒体,疏远报纸和广播媒体。二是藏区僧人的媒介接触在同一媒介内部出现了倾斜:对报纸媒体的接触最多,地理原因为其主因;境外广播是藏区僧人收听广播媒体的主要选择;娱乐类是藏区僧人最喜欢收看的电视节目类别;娱乐是藏区僧人接触网络媒体的主要目的;亲近手机媒体的通讯功能而疏远其媒介功能。三是藏区僧人的选择在内容信任上出现了倾斜:在新闻内容方面,亲近国际新闻,疏远娱乐新闻;在内容评价方面,亲近地方藏文媒体,疏远其他媒体。用"使用与满足理论"分析以上情况,有如下发现:其一,语言对藏区僧人媒介接触的影响不大。我国藏区的大众传媒不仅要实现双语化,而且应依据科学性原则和社会需要认真分析,进一步完善其传媒语言大众传播的导向、结构、流程和分布。其二,内容是影响藏区僧人媒介接触的关键因素。藏区僧人对藏区媒体新闻内容的不信任反映了媒体管理层的主导观念与藏区实际存在脱节,传媒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内容与藏区的实际不符,藏区大众传媒的新闻工作方法与受众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其三,渠道是影响藏区僧人媒介接触的重要因素。这反映出藏区媒体种类结构不平衡,同一媒体内部结构安排不平衡,媒体传播程序存在漏洞,在事关信息国际交流的投入上力度不够。藏区传媒业审时度势进行相应调整已成为必然。

元代来华高丽僧人考述

本文对元代高丽国来华僧人的构成类别及其留居中国期间的活动经历作了详细的考察。指出元代是继隋唐之后朝鲜僧人进入中国的又一个高峰期。元朝与高丽两国间异常密切的宗藩关系和蒙元统治者对高丽僧人所提供的宗教服务的特殊需求，是导致大量高丽僧入华的原因所在。而元丽两国僧人能够频繁自由的交往，对元丽佛教文化交流的繁荣是至关重要的。

藏传佛教寺院僧人养老模式研究——以塔尔寺为例

藏传佛教寺院养老模式可称为"在寺养老",其又分为居舍养老和敬老院养老两种形式。通过对藏传佛教寺院养老文化的透视,我们认为居舍养老类似于现代社会中居家养老,它孕育于藏传佛教文化和藏族传统文化之中,是最适合自身文化传统的养老模式。

北朝僧人习武与少林武源(体育史扎记)

在武术史上,少林武艺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它的起源问题至今仍然隐藏在历史迷雾之中。很长时期内,人们一直认为少林习武开始于初唐少林僧人昙宗。明人王士性《嵩游记》就说:“自唐太宗以退王世充故赐昙宗官,僧各习武,武艺俱绝。”认为自昙宗封官以后才有“僧各习武”的局面出现。明徐学谟《少林杂诗》中也说:“怪道僧徒偏好武。

日本入华僧人与中日图书交流

日本入华僧人与中日图书交流杨帆，吴永贵（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４３００７２）中日文化交流历史源远流长，作为文化主要载体的图书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发展历程。在此发展历程中，日本的入华僧人，成为求法，或为消除自身的罪障，或为领略华夏文明，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敦煌曲子词写本与僧人的社会生活

自敦煌文献面世以来,曲子词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敦煌曲子词同寺院的讲经、斋会、讲唱等宣教化俗活动、僧人的文学创作与学习活动以及宴饮娱乐活动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曲子词写本往往是僧人社会生活中一种有实际用途的文书,如P.3128即是一次斋会活动的仪式底本,S.1441中的《云谣集》是僧人们创作曲词赞呗的"范本",而S.5643则是他们宴饮娱乐用文书的抄录本。

藏族僧人的社会调解活动考辨——以15世纪之前的藏传佛教为例

藏族史书中记载了许多僧人参与社会纠纷,甚至是军事斗争调解的史实,但这些记载大多过于简略,存在进一步考辨的必要。经过考辨史料,可以看出这些纷争的发生时间主要集中在西藏地方政权瓦解和中央政权交替的时期;地点则主要是在前藏和西康。藏族高僧参与这些纠纷的调解,一方面促进了其自身派别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对当时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明代的僧人群体及其法律规制

明代将僧人群体的管理纳入了世俗的行政体系,在保护佛教的同时,也创设了大量针对僧人的法律规范,并采用度牒制度控制僧人群体的整体规模。同时,明代对僧人的法律规范呈现出泛伦理化的特征,而僧人群体构成的日益社会化,僧人自身行为的渐趋低俗化,不仅损害了僧人群体的整体社会形象,也对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