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思想脉络中的儒法之争及其影响

在中国古典思想脉络中,诸子百家之说形成和奠立了影响深远且丰富多元的政治思想传统。其中,儒法之争尤其具有典范性的思想意义,其思想论争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由此可以看到他们对于人或人性的看法根本不同,对人类历史进程-社会生活境况的认识和理解迥然有异,对治国为政之道的认识和理解截然有别。从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在治国为政中,法治与德治两者皆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儒法之争与儒法整合——儒法国家形成的重要基础

学术思想的发展同国家的政治实践相伴相生,凡具备治国才能的统治者都能积极从中汲取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和有利于维护其统治的治国方略。先秦两汉时期,儒家与法家在人性和政治方略上的分歧,导致两家思想上的激烈冲突。同时,双方在历史发展、学术思想以及官僚体系和帝王政治中又逐步体现出整合的趋势。儒法两家思想的斗争、对立与整合,不仅引起古代思想、法律、制度及政治策略的巨大变革,也为儒法国家的最终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传统儒法之争与合——以电影《武侠》中的情、法冲突为例

中国传统法律的发展始终体现着儒法之争。汉代以前主要是儒家、法家的外部派别之争,而儒法合流后逐渐变为儒家内部的主法论和主情论的争执了。电影《武侠》表现出现代人对于情与法冲突的矛盾心理,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对古代司法的误解。在传统中国,儒家与法家在准则法上是基本一致的,只不过是实现方法的区别,情与法的冲突及和解所经过的三个阶段证实了这一点。情与法的冲突同样存在于现代法治环境中,当代中国处理情与法的冲突时候不能摆脱历史的影响,同样也不可割裂历史。

儒法之争的本质及其现实启示

儒法之争发端于中国春秋战国之际,是在儒法两家之间展开的一场关于德刑关系的争论。儒家认为"以德治为本",法家认为"以法治为本"。随着秦灭汉兴,德治为本成为大势所趋。文章从儒法之争的历史及其本质进行深层探析,揭示其对现实的几点启示,即要适应当代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健康有序地发展,就必须在加强法治的同时,努力加强德治,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

儒法同源:早期儒法关系考

早期法家由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的特殊性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其源头之一即是儒家经世致用的外王思想 ,其思想体系具有与儒家融合和互补的特点。早期法家注重联系社会现实 ,积极参与政治实践 ,其目标和出发点与儒家殊道而同源。早期法家代表人物通常具有儒家背景 ,因而其社会实践带有儒家痕迹 ,同战国中后期法家具有明显的差异 ,严格意义上来说 。

整体论进路与乡土共同体——论“儒法合流”的成立基础

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基本模式的“儒法合流”,其成立基础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是它们共同具有的整体论进路,在儒家是强调“家族本位”,并通过“孝”的中介而连接到国家;在法家是赤裸裸的国家本位,其实质是强调君主私利。它们在操作层面的关联是通过儒学的意识形态化来实现的。二是国家与乡土共同体之间的张力,即由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在秦汉地域制国家产生以后,乡村社会基于血缘关系的乡土共同体并没有随之消解,国家政权力量还不能在长期内有效延伸到乡村,这些地域的社会整合必须借助儒学的教化作用。

超越儒法之争——礼法传统中的现代法治价值

先秦儒法之争并非"人治"与"法治"的对立。汉代新儒学融合百家,也终结了儒法之争。中华法系是礼法体制、礼法法系,并形成了帝制中国"礼法之治"的治理模式和志士仁人对"良法善治"的不懈追求。礼法仍存活在中国人的法文化血液深层之处,其中不乏有益于建构现代法治中国的元素和智慧。在法制和法文化领域,建立文化自信和接续、转化、弘扬传统,应从礼法传统入手,一味地从法家"法治"儒家"德治"去分头寻找,可能本身就已陷于路径选择之误。

从无为而治到儒法兼综——文景时期地方吏治的历史考察

本文以地方吏治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为切入点 ,兼及中央政治的变化 ,从实际操作层面对文景时期地方吏治的演化 ,作了系统考察。认为在汉初休养生息、无为而治方针的指导下 ,地方吏治宽松 ,虽然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政治空间 ,但是也加重了汉初本就存在的社会政治问题 ,坐大的诸侯王国、富裕的工商阶层与权行乡曲的游侠势力交叠在一起 ,使得汉廷的地方统治秩序日趋紊乱 ,地方吏治日益腐败。另一方面 ,儒家思想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日益茁壮成长 ,他们中的儒法兼综之辈 ,面对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 ,在文景时期提出了政治革新的要求 ,并受到了一直在谋求皇权扩张的皇帝积极而有力的支持。“孝文本好刑名 ,”反映的正是皇权试图扩张的实质。两者的努力在根本上改变了此前的地方统治格局。这次变革影响深远 ,后世循吏与酷吏兼用的吏治风格即肇端于文景时期。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发展历史上 ,文景时期有其特别重要的一面。

儒法治国思想的异路与互补

儒家和法家政治法律思想差异代表了中国先秦时期治国方略的不同路向 ,形成了德治主义与法治主义的不同传统 ,并奠定了儒法互补的基本格局。儒法互补在历史上经历了汉代和唐代两次高潮 ,逐步实现了双向互补。自汉以来 ,历代统治者都深谙儒法两家间会通嫁接的真谛 ,奉行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的治国之术。离开了儒法互补 ,就无从把握和理解中国传统治国模式的深层结构和特质。

关于“儒法合流”的几点思考

文章主要以封建社会政治集权性和经济分散性的矛盾冲突为基点 ,分析双方在法律观念上的异同。对中国政治法律思想史上“儒法合流”

论法律文化“儒法并用,德主刑辅”在高校中的传播

在大学校园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传统法律文化,对于建设和谐高校校园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对法律文化"儒法并用,德主刑辅"以及传播媒体予以概述。其次,主要从校园活动、传统媒体、新媒体这三种传播途径,重点论述"儒法并用,德主刑辅"法律文化的传播。如:院系之间联合,组织一些规模较大、影响面较广的宣传活动;院系与相关行政部门联合,开展法律文化传播活动;院系与学生组织、学生社团联合,在校园内传播传统法律文化;院系向学校申请,邀请知名学者、教授来校进行讲座或组织研讨活动;开设公共选修课,教师课堂讲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利用报纸、书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传播;利用校园网,微信、微课、楼宇电视(IPTV)等新媒体传播。

先秦儒法婚姻思想比较

先秦儒、法婚姻思想既"同"又"异","同"表现为两家都以维护当时约定俗成的婚姻道德为己任,以建立某种使男性受益的婚姻家庭秩序为目标;"异"表现为两家在达至理想婚姻家庭目标的途径和手段上略有差异。"同"源于两家共同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共同作为男权社会代言人的身份,"异"源于两家有差别的人性观和治世方略。

儒法法理学异同论

儒法两家形成于我国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因当时急剧动荡的社会状况所要求,他们都提出过治理国家的独特方案。这些治国理论后来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两个重要渊源。研究儒法两家学理的异同及其历史命运,对于了解中国古代法律乃至古代社会将不无帮助。 一 从自然法的角度论述人定法,是古代法学理论也是儒法两家共有的特点。天的法则和人的本性是儒法谈论自然法时触及最多和最基本的两个问题。

儒法两家经典的共词分析与研究

以儒家经典及译文为数据来源,借助计算机对原文及译文词语进行挖掘、整理,建成词语频率数据库,采用词频分析软件,应用词频分析方法,对高频词进行多角度的比较研究,探讨儒法思想精髓及其异同点,开拓我国儒法经典以及古典文献研究的新途径。

“诚信”培育机制的儒法传统及其当代表现:一项经验社会学的考察

诚信是一个社会得以平稳运行的重要道德基础。围绕个体诚信的培养,传统中国儒家和法家分别提出了“以徳促信”和“以法促信”的主张,其在现实生活环境中则分别对应于名声(誉)感和奖惩措施两种机制。采用社会学经验分析手段考察两种诚信培养机制在当代中国社会的适用情况,发现:(1)个体的名声(誉)感和对于法院的信任度都显著提升个体诚信,因此儒法两家的主张都能够在当代中国社会得到经验支持。(2)给定变量测量下,相比于法家的“以法促信”,儒家的“以徳促信”在提升个体诚信感方面展现了更强的效果。(3)一种机制的实现会对另外一种机制形成“挤出”效应。

儒法冲突与帝王心术——秦公子扶苏悲剧浅析

秦始皇长子扶苏的死亡在秦汉易代之际更像是一起社会精神事件。悲剧的发生虽来自蓄意构陷,但在其背后,却折射出秦帝国建立前后儒法思想的融合与冲突,同时也体现了专制社会体制之下,最高权力争夺中的帝王心术。

罗卜藏丹津事件始末:国家与社会的权利博弈及地方社会儒法化

罗卜藏丹津事件是青海历史上"社会"与"国家"之间权利博弈的典型,《善后事宜》的实施,不仅导致了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关系的模式从"弱控制—利用"转化为"强控制—渗透"关系,也为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强国家—弱社会关系模式建立,及整个青海社会的国家化、封建化、儒法化奠定了基础。

唐君毅对“儒法斗争”运动的质疑与批导

20世纪70年代初,鉴于祖国内地掀起"儒法斗争"运动,理论界宣扬有关"孔子诛少正卯"之事,栖居在香港的新儒家学者唐君毅连续发表多篇文章,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展开历史辩驳与学术梳理,维护孔子的正面形象,指出现代人不能用非理性的、政治化的手段否定传统的儒家文化。唐君毅阐述了他对儒、法两家学说的观感,奋力捍卫孔子的崇高地位,试图正本清源,指点迷津,以儒家文化"道统",重构中国人文主义精神。唐君毅的理论思考,充满着忧患意识与文化理想,因而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论争史上具有一定价值。

先秦与秦汉时期儒法合流的趋势及其对当代法治的启示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以儒法之争最为激烈,但是两家的根本目的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这使得随后的儒法合流具备了可能性。在秦朝,法家思想成为其治国理论,利弊兼有。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了以儒为宗,兼采各家,尤其是法家思想的新型治国理论,开启了儒法合流的进程。我们应该从秦汉儒法融合过程中汲取必要的经验教训,并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强调以民主为前提,依法治国与道德教化两手都要抓,严密法网,做到有法可依。

試論儒法两家思想对財政监督(审计)的影响(上)

一、我国审计思想的实质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我国古代的官厅审计,是一种财政监督工作,因而审计思想也就是财政监督思想。这种思想产生于何时?目前的看法是不一致的。不过“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审计思想的产生,必然是与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的发展相关联的。在我国奴隶制时代的商朝和西周,生产力很低,财富积累不多。虽说统治者为了保护他们占有的财富而产生了会计,但那也只是一些极为粗略的财物出入记录,还谈不上对这种记录的合法性正确性进行检查监督。(这一点,笔者在《试论我国会计审计产生的条件》一文中谈过,见《上海审计》1987年增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