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科举荣身之儒生群像研究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生动刻画了八股取士制度下,处于未第与及第不同阶段的儒生群像,批判了本应为天下培养贤才的科举制度,却培养出大批腐儒、丑儒的怪现象。对此,吴敬梓以儒家思想为文化底色,通过个人探索与实践,提出应培养克己复礼、讲究文行出处的真儒贤人,以拯救儒林。

从“焚书坑儒”看秦始皇治下的儒生

谈到秦始皇对儒生的态度必然提起“焚书坑儒”,焚书坑儒使人认为秦始皇对待儒生的态度是极端不友好的,但秦始皇对待儒生的态度一开始并非如此,其态度随着历史演进呈现出动态变化的过程。因为秦始皇的变化,儒生也伴随出现了不同的群体状态。本文尝试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入手,分析秦始皇对儒生的态度变化,进而揭示秦始皇时代儒生群体的状态。

两汉之际儒生价值取向探微

西汉末年儒生之归附王莽是因为西汉在制度及其运作的两个层面均不能满足其入仕的要求,而不是为了通过王莽实现其千百年来的“政治理想”。刘秀“尊崇节义”重用儒生的本质一方面是满足儒生的利禄追求,一方面是在精神和制度两个层面加强对儒生的控制,把儒生彻底地文吏化;儒生遂彻底放弃其批判、改造现实的传统而以“吏事”为业,导致了儒学衰退的同时,也消弭了儒生的伦理实践。

从公天下到“王命论”——论两汉之际儒生政治理念的变迁

儒生阶层在西汉元成以后登上政治舞台,发起了复古改制运动,但空有理想主义的激情,不能解决历史症结。复古改制失败后,儒生们依据公天下政治理念,捧出王莽来改造现实,却又造成了更大的历史劫难。面对惨败,儒生们不能够反思自身的理想主义,反而走向了"王命论",认为天下应为刘氏一家所有。儒生再没有勇气讨论"禅让"等公天下的理念了,此为中国思想史上一大变局。"王命论"在后汉变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导致后汉学术走向平庸。

西汉的儒生郡太守与儒学教化

汉武帝确立儒学教化以后,其选官制度的儒术趋向推进了儒学势力的增长,还选拔了大批儒生官僚,其中许多成长为郡太守。信奉儒学教化的儒生郡太守,从发展经济、推行礼仪、先教后诛、利用父老整合社会秩序、建立学校等方面推行教化。这奠定了以后历代地方官员推行教化的基本模式。

论西汉元成之际儒生的政治作为

西汉元成时期儒生的政治实践,是检讨历史上儒家与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元成时儒生当权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教化礼乐运动,主要包括美风俗、节费用、尚德缓刑、考制度等内容。但这与当时的社会症结——土地兼并不相干,最终以失败告终。土地兼并是因为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儒臣们对此不能够提出务实的改革意见,其泥古空谈的理想主义作风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西汉败亡。而且,与盐铁会议时的贤良文学比起来,儒臣们的民间情感也逐渐被权力腐蚀了。

甲午战争后台湾儒生的政治认同

清朝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儒生不仅在思想上坚决反对割台,并实际参加创建"台湾民主国"和武装抗日斗争。在这些活动中,表现出坚持反抗外来侵略的思想和以强烈民族精神为基础的对中国的政治认同。

解析《红楼梦》中仕途儒生贾雨村的人性蜕变

从人性的角度看,《红楼梦》首先出场正反两位儒生——甄士隐与贾雨村,暗示曹雪芹为"闺阁昭传"之外,还欲借红楼故事探寻仕途儒生问题,亦即对传统儒生群体"读书仕宦"人生道路的深度思考。在清末多元价值取向的诱惑下,在功名富贵宗旨引导下,贾雨村说谎贪酷的本性、趋炎附势的奴性与才智英敏的技能,成为其蜕变为虚伪势利的小人儒,乃是会"弹钢琴"的刽子手的个性基因,如此靠泯灭良知人性获得成功的案例影响极其深远。而这其中由穷儒、教师到小人儒、刽子手的人性蜕变过程,十分耐人寻味,参透其本质,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与思考价值。

汉元帝时期儒生的政治参与研究

宣、元之际乃西汉政治文化一大分野,元帝以降,儒学日益发达,对政治影响日深,儒生的主体意识也空前高涨,他们常以儒教大义为依托,畅言复古改制,积极参与政治。文章以汉元帝时期儒生群体的政治参与为研究对象,总结当时有代表性的两类儒生群体的政治参与方式,指出正是由于他们不同的政治参与,才导致了各自不同的政治命运。

晚唐宦官专权的表征、由来及儒生之敌意——晚唐五代文学思想背景研究之一

本文主要探讨晚唐宦官专权状况及儒家文官体系对它的敌意等。本文认为,晚唐宦官专权明显有扶立皇帝、任命节度使和监军等三大表征,其由来是皇帝的有意授权并通过"四贵"实施。从社会学看,儒家文官体系与宦官的斗争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其焦点是政治权力和经济目标;从文化人类学看,前者的敌意源于由竞争带来的危机感和嫉恨。

论汉初儒生的思想转向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当前学界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问题,这主要涉及儒学如何现代转换以适应现代社会,并融入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汉代儒生融合儒法的努力是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意义的。从理论上设计儒法合流的,主要是汉代那些儒生,但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特点。汉初儒生的特点,在于思想上受荀学的影响较大,不少人还具有相当丰富的政治经验,所以他们有个从迂阔到务实的思想转向,但他们身处过渡的社会环境,所言大多就事论事,没能形成庞大精微的理论体系。

秦始皇“焚书坑儒”和儒生保卫文化的斗争

约两千年来,"焚书坑儒"这一传统历史名词和成语一直为学界所习用。大家评论一致的说法是:第一,这是秦始皇一大暴政。第二,"儒"系指孔子的儒家诸生,是指当时社会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第三,这一暴政极大摧残了我国古老传统文化。如今,有学者撰文提出:秦始皇"坑儒"应为"坑术士",并不是坑儒生。本文不同意此种观点,认为:第一,"坑儒"的"儒"就是指儒家诸生。第二,学术创新首先应当弄明白原载史料的原委,前因后果,把原文看仔细,不可顾此失彼,片面引用,就断然得出结论。第三,对历史上众目共睹的历史大事件、历史大人物,一定要从历史发展的全貌来评价。尤其是"焚书坑儒"这样两千年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不仅是杀几百个人的向题,它对于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究竟起了多大作用,有多么深远的影响,是更值得探讨估价的。

世俗的魅惑与儒生的妄想——关汉卿爱情剧中的俗文化特质探析

关汉卿的爱情剧以俗文化为本位进行剧情建构和人物塑造。其保持了俗文化的一贯 诱惑力,延续了传统俗文化的新奇内容和娱乐精神,并独创出了具有文人趣味的笑料,丰富了俗文 化笑的内容。在思想性上,“伦理团圆”和“政治团圆”的双美结局表达了一个儒生的妄想,儒生形 象是关汉卿在俗文化要求下对传统儒生形象改造的结果,是融合世俗文化特征和文人理想的矛盾体。

明末清初通俗小说儒生形象刍议

明末清初通俗小说中出现了大量下层儒生的形象。这一变化既是小说家对科举制度下儒生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的关注与反思,也反映了通俗小说创作中作家主体意识的提升。它对清代的文人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小说演变史中值得关注的一个环节。

儒生、封禅和泰山文化记忆的形塑

封禅作为秦汉政治生活里的一件大事,汉武帝和儒生所预期的目的是不同的。随着汉武帝借助封禅追求长生的失败,封禅的意义发生了转化,越来越与儒生的文化记忆叠合,而固定在泰山这一物质性标志中。泰山由此成为民族圣地,它背负着同时隐蔽了个体性的信仰创伤,这将长期影响中国文化。

西汉中后期儒生政治的勃兴与极端化

宣元之际为西汉经学迎来重大转折的重要时期。随着经学进入极盛时代,儒生政治亦由此勃兴,由于儒学本身的理想化特征,儒生政治也始终表现出鲜明的理想化特质。缺乏政治实践与斗争经验的儒生走进权力中央,面对元成时期频发并至的现实危机束手无策。除此之外,在与外戚及宦官集团的权力博弈中,儒生群体政治经验不足的弊端凸显无遗,节节败退。前述种种挫败,使得踌躇满志的儒生政治逐渐陷入低潮,儒生群体对现实失去信心后,转而对西汉王朝统治的合理性产生质疑,西汉末年阴阳学理论与谶纬之学的兴起均属儒生态度转变与儒生政治转向的衍生品。儒生政治由此走上了极端化发展路径,西汉帝国的瓦解与崩溃至此已成定局。

试析明清时期江西金溪部分儒生向刻书业的身份转型

本文主要就明清时期江西金溪部分儒生向刻书业的身份转型进行了论述。具体包括转型人员的构成、转型原因、从业特点以及转型对促进江西古代文化发展传播所起的作用。

呈现忠厚木讷儒生本性的鲁肃形象之惑——从鲁肃衬托诸葛亮的创作角度谈当代鲁肃研究

为了衬托诸葛亮的智仙形象,罗贯中使鲁肃形象矮化,并呈现出一种忠厚木讷、柔弱胆小的"儒生"品德与性格特征。当代某些学者只着眼于对鲁肃忠厚木讷的形象维护上,看不出鲁肃忠厚木讷形象是现实生活中"儒生"身份与本性的真实写照。

晚清江南儒生阶层与乡村伦理秩序的重建——以余治为中心的教育考察

余治为晚清"善人"的典型。他出身于一个恪守传统伦理道德的乡村贫寒家庭,接受的是儒生阶层的以科举为人生价值取向的教育,因而他在思想与行为上表现出坚守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江南地区伦理秩序空前紊乱,以余治为代表的儒生阶层为了应对这种冲击与破坏,融汇佛道思想,吸纳江南的民间信仰,将传统的儒生价值观通俗化与普及化,为江南地区伦理秩序的恢复和重建作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