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于书院: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以元末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为中心

元末朝廷和地方势力对士人的征召,多少存在竞争和笼络人才的意味。士人的出处机遇,从庙堂与山林的二元区分,转向元廷、地方势力和山林的多元格局。面对各方征召,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抱以“旁观者”的不合作心态。随着徽州路脱离元廷控制,二人对于政治的疏离态度有所淡化,而“忠元”情结渐趋加深。志在山林却又难以与政治完全绝缘,兼具官方和民间双重性质的书院,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绝佳之所。隐于书院,是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赵汸和郑玉的处境、心态和归宿,是观察古代尤其是易代之际士人生存境遇的一个窗口。

元末绘画史编撰中的协作、差异与互鉴——以《南村辍耕录·叙画》与《图绘宝鉴》卷一为例

《南村辍耕录》与《图绘宝鉴》是元末两本重要绘画理论著作,作者分别是陶宗仪与夏文彦。两人是好友,在著书立说时也常有切磋。以往研究虽对两位撰述者和两部著作各有关注,却对两人的互动及其两部著作之间的关系有所忽视。本文以《南村辍耕录·叙画》与《图绘宝鉴》卷一为中心,考察元末绘画史编撰中撰写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论著中观点的差异与互鉴问题。

元末隐逸书风及其对当代书家的影响

元末隐逸书风根植于古代文人对自由、宁静生活的向往,反映了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文人墨客寻求心灵寄托的强烈渴望。元朝末期,战乱频发,文人仕途坎坷,这种时代背景为隐逸书风的兴起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元末隐逸书风以自然流畅、情感真挚为特色,充分展现了文人墨客超脱世俗、追求自然与和谐的精神风貌。此外,隐逸美学对当代书法家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积极汲取隐逸美学的精髓,将其巧妙地融入创作实践中,通过书法这一艺术形式表达内心的情感与追求。全面探讨元末隐逸书风的美学溯源、形成原因及时代背景、具体表现以及其对当代书法家的深远影响,旨在引导学书者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与思考,推动书法艺术不断创新与发展。

也论贾鲁治河与元末农民起义的关系

随着元末农民起义研究的深入,近年来史学界内有不少同志撰文,对元末农民起义的起因陈说(由于贾鲁治河不当所导致)提出了质疑.笔者对其中一些看法,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一、元末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确非贾鲁治河不当,而是元末统治的黑暗腐朽贾鲁治河是不是元末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所在?事实上早在当时就有所争论.

元末士大夫组织“义兵”问题探析

元末农民战争期间,许多士大夫出于"卫身"、"保乡"、"勤王"之目的,纷纷组织"义兵",为挽救元朝做最后的努力。其间,"义兵"组织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组织者主要是在野的汉族士人及一些在任的官员、致仕的旧僚和少数进士。由于"义兵"依托于地方宗族社会和民众力量,且分布较广,故在一定时期内确乎成为抵抗农民起义军的重要力量,短期内实现了"保乡"的目的,收复了一些失陷的地方,支援了元军的军事行动;但从长远来看,它只能在短期内延缓元朝的灭亡时间,却无法阻挡元明更迭的历史步伐。

试论元末汉族士大夫的民族认同意识

在元代,随着历史的推进和民族关系的演变,汉族士大夫的民族意识也发生着变化。元初,受政治环境和民族关系之影响,汉族士大夫的"夷夏"观念空前浓烈。降及元末,族群等级差异虽依旧存在,但汉族士大夫的"夷夏"观念和不满蒙元统治的抵触情绪却逐渐淡薄,并对蒙古民族的文化、一统政权及民族成员表现出强烈的认同意识。这种意识与元朝"汉化"政策的持续推行、空前的"大一统"局面、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等密不可分,它进而又推动了元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元末大都城市的粮食供应

元代前中期,大都城市粮食供应稳定,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但14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大都的粮食供应出现了严重危机。对此,元朝政府采取了"兴京畿水利、行畿内屯田","籴粟催漕、济屯粮不足","资遣流民、汰减冗官"三方面的措施,以缓解城市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这些措施取得了有限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元朝末年的统治危局。

元末江南文人避世风尚论略

元末天下板荡,逃避世事于文人中已然成风。不同文人基于自身的条件,选择的具体避世之法不同。概括起来,元末文人藉以逃避世事的生活方式有五种:书画避世、逃禅学道避世、隐于学校、文人雅集以寻求慰藉,以及遁居以自适。元末文士企图以不同的方式忘怀世事,是封建社会后期人们越来越看重个体心性自由潮流的一种反映。

元末释道诗人与释道诗初探

元末隐于寺院道观善诗的释子黄冠颇多,除了抒写隐居情怀以外,由于其特殊的社会氛围,释道诗人与释道诗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从元末释道诗人与世俗文人的交游唱和中可以发现,元末释道诗人明显地呈现出世俗、颓废甚至放荡的一面,这正是元末文学发生胚变的一种征象。此外,考察元末诗僧和道教诗人的经历和交游,还可以发现,本来水火不容的僧人和道士,却因为文学因缘而时有交谊,甚至师徒相授。其原因在于,对乱世之下为逃名而隐于寺院道观的僧道来说,物质利益对他们并不那么重要,相反,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这些逃禅学道以避世的文人因此而达成了在宗教信仰上求同存异的默契。

元末的江南士人与社会

有了人,才有了文化.反之,文化也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和发展.因此,对人的研究应成为文化研究学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物质文化研究领域还是精神文化研究领域.然而,人作为文化的创造主体,在某些文化学科中,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人们往往着眼于文化现象本身,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颇.我们希望通过在历史、文物、考古、民俗、艺术等与文化科学有关的知识领域里对人的研究,更全面地反映文化的起源、发展过程、原因、规律及其作用.为此,我们在本期发表了郑克晟、王先明等先生的文章.当然,这种希望要完全实现,还必须靠广大作者和读者更多的支持与帮助.

元末江南文人的政治归依——以依附朱元璋和张士诚两大集团的文人群体为例

元末的江南,文人儒士奔走于朱元璋和张士诚两大军事集团成为一时风尚。虽然都是本着用世之心而依附这两大集团,但从政治态度上看,依附朱元璋集团的文人比依附张士诚集团的文人更热衷于政治;从文学创作上看,这两个集团的文人都有诗文作品传世,但从其成就来看,依附朱元璋集团的文人受理学影响,主要以文章见长,对历史问题、社会问题以及个人操行节守等严肃的题材较为关注,而依附张士诚集团的文人诗文多表现诗酒歌会上的宴饮之乐以及友朋离散之愁。由于出身背景不同,所依人主志趣不同,依附朱元璋和张士诚两大集团文人群体的政治态度与文学创作呈现明显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决定了他们不同的人生选择。

元末士大夫雅集交游述论

元朝末年,一大批文人学士逐渐以集体形式融入世俗社会,以风雅相尚,联诗结社,题咏唱和,讲论道义,心相孚,行相契,在结雅集、问友学、求仕进的交游活动中逐渐形成了浙东、浙西、吴中等独具品格的地域性士大夫群体。这些交游活动不仅反映了元末复杂多故的社会现实和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而且展现了元末士大夫多样的心理动向和价值选择,对元末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论元末士大夫忠义观念与国家意识

元明鼎革之际,一大批士大夫高扬儒家道论旗帜,恪守忠义观念,坚决与农民起义军为敌,并通过"死节"这一极端方式践履了忠义观念与国家意识,为拯救元王朝的历史命运进行了最后的努力。然而,他们的忠义精神和死难行为并不能阻止元王朝的覆亡之势,元明嬗替的历史洪流最终淹没了他们"我元进士,有死无二"、"虽非进士,但亦忠魂"的生命呐喊与道德呼唤。

倪瓒与元末题画诗的发展

倪瓒作为"元四家"中以"疏体"见长的画家,其画作意境大多表现为疏简清逸、古淡幽远,其题画诗也尽脱元人之秾丽而得陶柳恬淡之情,与画作两相映发。倪瓒是元末题画诗存世最多、质量最高的画家诗人。元末及元以后题画诗的兴盛,与倪瓒的诗画创作实绩分不开。

纵逸与迂怪:元末士人的狂狷精神及其现实动因

元朝衰世之际,杨维桢、王冕、顾瑛等一批士人冲决世俗的纷扰、俗务的羁绊和礼法的规约,旷达不羁,纵情逸乐,越礼任诞,愤世嫉俗,表现出一种追求自然、肯定自我、张扬个性的放逸之趣、风流之气和愤世之情。这种颇具群体性的狂狷精神,不仅生动再现了元末士人独特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深刻反映了元末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而且构成了对传统观念和社会规范的强烈冲击。

元末与北元初期的分省设置

元朝末年为军事需要设有中书分省和各行省分省,中书分省设在中书省辖境腹里地区,设在各行省范围内的叫做行省分省。分省的设置一直延续到北元初期。元末至北元初期在亦集乃路地区设置的亦集乃分省并没有取代亦集乃路,二者应是不同的行政机构。《元史》中关于元末行省分省的记载不详与《元史》成书仓促等原因有关。

元末文人雅集论略

元明之际是文人雅集的高峰时期,且表现出不同于宋末元初的特点:文人雅集召集人以身份或资财获得参与者认同,而参与者的声望又延伸了文人雅集的影响;人数和规模较前都有所突破;在觥筹交错酬唱往来中,文人互相切磋文艺,互相影响,在题材、风格上极易形成趋同的创作倾向,从而形成一个个相对稳定的文人群体;元末文人雅集带有鲜明的城市文化色彩。

“不负科名”:元末文人余阙述略——兼论元代少数民族文人群体出现的土壤

元末农民战争时期,为元王朝"死节"、"殉难"的进士达42人之多,死于安庆之难的余阙尤被推为这一类"不负科名"之士的代表。作为一位死节之士,余阙的出现,是儒家入世思想深刻影响元末士人的有力见证;作为一位色目文人,余阙的出现,又是元代少数民族文人群体彪炳于文坛的一个缩影。余阙、泰不华、萨都剌、丁鹤年等少数民族文人的出现,与元代民族融合进程有着密切关系。

元末文人隐于教业现象探

元末至正时期,天下骚动,一批本已被上层社会遗忘的文人更加看透世事,"避世"成为一时之尚,隐于教业以避世即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这批隐于教业的文人在遭遇艰难时世时,虽然作出的选择不尽相同,但共同之处是他们都企图置身事外。然而,不管如何逃避,乱世的阴影仍然笼罩在他们身上。

元末偰玉立治泉州事?吵?

元末至正中,高昌人（亻契）玉立任泉州路达鲁花赤,颇有政绩,方志为之立传,但甚为简略。本文搜集散见于有关文献、石刻等零星记载,加以必要的分析和综合,力求为（亻契）玉立恢复其“温陵贤守”的大致形象。肯定了（亻契）玉立监治泉州期间为地方历史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