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气候治理和中国贡献

世界海洋温度飙升和厄尔尼诺现象频发,南极气候加速变暖导致海冰面积创历史新低,2023年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气候变化给人类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干旱、洪水、风暴等极端天气严重影响人类生产生活,此起彼伏的气候灾害不断敲响气候危机的警钟。随着人类与生态系统依存度加深、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加剧,气候问题政治化升级,全球气候治理的难度加大、窗口期缩短。面对全球气候治理新挑战,中国坚持以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破解气候治理困局。

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杂化及中国应对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问题,国际社会构建了众多气候治理机制。随着气候治理机制密度的提升,机制间交叉重叠现象凸显、冲突与合作共存,呈现复杂化发展态势。从参与主体来看,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杂化表现为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从治理目标来看,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杂化表现为阶段性目标与总治理目标之间的博弈;从机制间的互动关系来看,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杂化表现为冲突与合作交织。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杂化不仅与治理框架、治理能力有关,也与主权国家气候治理话语权转移相关,更与国际秩序持续演化下气候治理国际领导力缺失有关。面对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杂化的严峻挑战,中国应积极发挥引领者作用,提升治理安排的系统性,促进机制间的协同互动,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走向善治。

大变局下的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基于首次全球盘点的分析

2023年迪拜气候大会完成了对《巴黎协定》的首次全球盘点,明确指出《巴黎协定》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各缔约方尚未集体步入实现《巴黎协定》的宗旨及其长期目标的轨道,距离实现这一目标仍存在巨大差距。这次气候大会也确定了转型脱离化石燃料的路线图,以便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这标志着化石燃料时代终结的开始,也表明绿色转型的时代潮流不仅不可逆转,而且转型的步伐在未来十年将持续加快。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气候治理的紧迫性显著上升。作为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和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行为体,中国需要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出发,利用首次全球盘点向国际社会发出清晰信号,坚定推进自身“双碳”目标的实现,积极推动和引领全球低碳转型,为实现全球气候治理目标贡献更大力量。

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基础、问题与应对策略

合法性是国际机制创建和维持的根本前提。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作为当前最受瞩目的国际机制之一,国际社会特定的权力结构、利益偏好和观念认知构成其合法性的现实基础。与其他国际机制一样,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也不断地演化和变迁,气候政治中的权力转移与领导力缺失、负外部性与国家利益之争、不确定性与话语权困境等问题对其合法性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为强化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基础和治理成效,应重塑中美欧大国领导格局,积极推动责任共担,不断强化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和统一的气候行动,并以“共同的人类身份”凝聚全球共识和身份认同,促进全球气候治理真正从全球共识走向集体行动。

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战略传播:路径、内容及影响

作为向国际社会展示气候政策、承诺和成就的重要传播策略,战略传播在提升中国气候政策国际影响力以及塑造中国治理形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借助组织传播、人际传播、媒介传播等多元的战略传播路径,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政策、立场及治理成效得到了全方位、立体化的对外宣示。这种宣示既很好地传递了中国“天人合一”的气候治理理念,也积极引导了全球气候治理议程。以绿色“一带一路”的战略传播为例,它不仅展示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引导力,也体现了中国在国际合作、公众参与和应对全球挑战方面的努力。实践表明,中国的气候治理及战略传播经验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同时也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迪拜气候大会成果分析及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挑战与应对

迪拜气候大会是新冠疫情后最大规模的一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根据《巴黎协定》授权,会议需要完成第一次全球盘点,因此受到各方高度关注。经过多轮磋商,会议在全球盘点、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公正转型、单边措施等多个议题上达成共识,形成一系列决定文件,统称“阿联酋共识”,这些决定文件也为后续谈判工作开展做出了规划和安排。在对迪拜气候大会主要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进行了分析,主要包括: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理解分歧、减排努力的认识差异、出资主体和资金规模的分歧、地缘政治的影响、关键缔约方国内政治变动的影响、涉碳单边措施的挑战等,并就我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策略进行探讨,提出在总体策略、减排、资金、单边措施等问题上的立场和建议。

全球气候变局下的可持续贸易

气候变化是当前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面对气候变化挑战,绿色低碳贸易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各国持续完善绿色低碳发展政策体系,促进绿色低碳技术创新。

全球气候变化下森林土壤碳汇研究进展

森林土壤作为陆地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碳库,碳汇潜力巨大,在全球生态系统碳循环以及全球气候变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不断加强,人类社会受到严重威胁。森林土壤碳库对于缓解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要作用,如何提高土壤的碳储量和碳汇能力来应对这一挑战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此背景下了解和管理森林土壤碳汇不仅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全球碳循环和气候变化也有重要影响。为此,文章综述了国内外森林土壤碳汇的研究进展,讨论了森林土壤碳汇的计量监测方法,分析了当前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提出了相关研究展望。

COP28全球盘点成果解读及全球气候治理形势展望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会议(COP28)完成了《巴黎协定》下首次全球盘点,就多项议题达成一揽子名为“阿联酋共识”的成果。全球盘点成果的达成在机制上维护了《巴黎协定》的有效性,成果文件凸显了全球以1.5℃为温控目标强化减排行动力度的紧迫性,构建了全球适应目标框架,建立了损失与损害基金,高度关注气候资金支持缺口问题,并澄清了气候资金的概念关系。中国在元首外交、气候治理理念、谈判磋商方案等方面为全球盘点成果的达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展望首次全球盘点后的全球气候多边形势,全球气候治理格局的多渠道化、多领域化、目标细化趋势显现,地缘政治加剧绿色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立场日渐碎片化,各国将在《巴黎协定》下以“自主贡献+”的模式开展气候行动,并不断按照新的要求更新和提高自主贡献。建议中国强化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顺应全球绿色发展大势,积极完成各项履约任务并强化气候变化相关研究支撑和能力建设,提前统筹谋划COP29工作方案。

全球气候变化与人群健康

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各种气象灾害,如高温热浪、风暴、干旱、洪水等极端天气,正在严重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命健康。2023年11月,《2023柳叶刀人群健康与气候变化倒计时报告》以及《2023中国版柳叶刀人群健康与气候变化倒计时报告》在北京发布。文章以这两份报告内容为基础,系统梳理和总结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各种负面影响,最后提出了以健康为中心的气候变化应对措施。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绿色结构性权力及其运行效应分析

全球气候治理早已超出科学研究的范畴,镶嵌在安全、生产、经济、技术四个各不相同但相互联系的结构中,造成“依托结构的权力”的变化,衍生出一种新的权力样态——绿色结构性权力。绿色结构性权力具有一种典型的气候塑造政治的权力属性。观照斯特兰奇结构性权力的理论模型,绿色结构性权力应包含低碳生产、能源安全、绿色金融和绿色知识四个维度,且每一维度都有其独特的权力形式。然而,由于国际行为体间的气候资源、能力禀赋并不均衡,其绿色结构性权力及其分配、应用会产生不同的效应与影响。绿色先发国利用较强的绿色结构性权力“护持”霸权,推动国际权力向绿色强国聚集;绿色后发国依托后发优势“撬动”全球气候治理链中的单极绿色权力结构,推动国际权力扩散;非国家行为体则利用其互补作用“进阶”国际地位,实现权力增量,加速国际主体权力等级秩序的瓦解。

全球气候融资发展的格局与前景

近年来,全球频发的自然灾害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气候融资在应对这一挑战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全球气候风险指数(Global Climate Risk Index,CRI)持续上升的背景下,气候融资的需求远超供给,各国函须进一步加大投入,弥补资金缺口。笔者拟通过分析全球气候融资的总体进展情况,探讨气候融资的结构特点,并提出针对性建议,旨在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探寻切实可行的路径。

地理教学中渗透生态安全教育探析——以“全球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为例

生态安全又称环境安全,是指国家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1]。2014年4月,我国将生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3]当代国家安全包括16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问题与对策研究

在全球治理议程中,全球气候变化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当前,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形势有了新变化。国际社会在这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全球性机制,从而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目前对气候变化的认识逐渐深入,面对气候变化治理所产生的问题,提出了相对可靠的解决办法。对于每个国家利益不一致的问题,要努力进行协商解决,明确权利与义务,提高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家与民众责任意识,加强国家内部气候立法。对于节能减排技术“卡脖子”问题,要继续投入资金于科研工作,也要加强国际合作,合作攻克技术难关。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生态利益博弈与中国对策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生态利益冲突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大时代课题,集中表现为碳排放、污染转移、绿色技术流通和全球生态公共产品等方面的利益博弈。全球生态利益冲突主要是西方生态价值理念偏见、气候治理韧性和能力不均衡、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不完善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全球气候治理中愈演愈烈的“生态利益博弈”困境,中国明确提出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并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变革以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坚定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以增强国家自主贡献力,践行“双碳”目标国际承诺以塑造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形象。

全球气候变化下粤港澳大湾区防洪情势分析与对策研究

2000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人口、GDP大幅增长,建成区面积明显扩大,人口、经济不断聚集导致洪水风险也不断增大。为保障粤港澳大湾区防洪安全,结合社情、水情、工情新变化,提出复核防洪减灾工作基础、优化防洪工程顶层设计、强化流域治理管理、提高雨水情监测预报能力、研究应对超标准洪水措施的对策建议。

全球气候治理达成“共识” 中国能源转型蹄疾步稳

2023年11月30日至12月12日,联合国第28次气候变化大会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举行,154个国家和政府的首脑参加了会议,198个缔约国最终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阿联酋共识”。与会各国一致表示,将坚定发展可再生能源、降低化石能源消费、运用技术创新实现清洁转型、全面管控各类温室气体排放等,以“大幅、快速和持续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巴黎协定》1.5℃温控目标要求。

应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挑战:中国和美国的竞争与合作

当前,全球气候危机加速演进,气候治理形势严峻。气候变化成为各国无法回避的全球性公共问题。由于各国存在利益分歧,全球气候治理过程呈现曲折发展态势,出现如大国责任归属分歧、气候治理领导力缺位、治理机制内在不足等挑战,严重阻碍气候治理行动的有效落实。这些挑战亟待世界各国在气候领域强化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危机。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碳排放量国,中国和美国本应在气候领域携手应对挑战,但美国一方面表示愿意与中国加强气候领域合作,另一方面又以激进的气候目标向中国施压,导致中美在气候治理领域竞争与合作并存,制约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效用。中美唯有良性互动、积极开展合作才能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危机,维护人类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

三大“涛动”与“世界天气”: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思考

在全球尺度上,无论是研究历史上的气候变迁还是当下气候事件的形成与演进,有一个大气运动现象被经常提及,并被认为是一些气候事件的推动者或参与者,这就是“涛动”。“涛动”是大气环流在海平面气压图上的表现。19世纪后期以前,对气候现象的研究多数着眼在局部和区域范围。20世纪20年代,英国气象学家、统计学家沃克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大气“涛动”现象,创造性地提出“世界天气”的概念^([1])。

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创新型环境工程技术的应用

在当前全球化时代环境下,气候在不断改变,推动环境工程技术不断创新。因为气候变化带来了诸多挑战与问题,如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以及生物多样性丧失等,所以为了更好地应对这样的挑战,要注重对环境工程技术的应用,更好地治理污水,让大气质量得到有效改善,这对营造良好的自然环境起着重要作用。基于此,文章主要针对创新型环境工程技术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应用,即创新型环境工程技术在污水治理和大气质量改善两方面的应用进行研究,从而为有关研究的顺利展开提供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