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公共话语的异化现象探析

随着现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公共领域中的公共话语呈现出虚假信息泛滥、过度商业化、观点两极化等异化现象。公共话语异化现象产生的本质是大众在互联网世界中倾向于成为“乌合之众”,以狂欢的形式,实现对话语权的重新主宰。网络传播的回音室效应造成公共话语异化程度日益加剧。确保公共话语真实性,保持客观理性,明辨话语事实和真相,是我们走出公共话语异化困境的基本对策。

移动新闻时代下社会舆论塑造与公共话语权提升研究

在移动新闻时代,信息传播更加广泛和迅速,在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新闻体验的同时,也增大了虚假信息传播和负面舆情传播的风险。在这种背景下,保障和发展公共话语权变得更为重要。

从电视剧话题与网络舆论看公共话语空间的建构

近年来,公共领域理论成为学术界热议的话题,而中国的公共话语空间的建构与公共领域理论既密切相关却又有所不同。在互联网发展快速的当下,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已不能满足公众了解信息和发表舆论的需求,因此需要借助新兴网络平台来完成,而网络平台自身也具有易发生极端舆论的缺陷,电视又以权威性和主流性为网络平台提供公共议题的引导,在这两者的交流和互补的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话语空间。

谈话类综艺节目《非正式会谈》的文化传播公共话语建构

公共话语空间是公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正式会谈》是一档台网结合的谈话类综艺节目,以“全球青年文化交流”为节目内核,通过它与公众进行话语讨论,以此与公众实现有效连接。文章从《非正式会谈》公共话语空间中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和结构出发,分析节目给其他谈话类综艺节目在文化传播上的启示,助推其他文化谈话类综艺节目的传播。

法治与公共话语

法治的存在、发展与运行总是在一既定的公共话语或者语言环境之中展开的 ,同时它也需要并产生着支持它自身的存在、发展与运作的公共话语体系。公共话语的形成以人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领域的相对独立与区分为前提 ,以社会活动主体广泛的对话与交往为条件。中国法治实践所面对的社会公共话语所展示的社会心态、情感、价值与思维逻辑 ,在本质上是与法治的目的追求与意义旨趣相悖的。中国法治建设旨在确立法的至上性与权威性观念 ,培养并巩固社会活动主体对法的真诚的制度性信任与信仰 。

电视公益节目的社会价值与传播期待--解析贵州卫视“关注农民工”系列节目的公共话语空间

电视公益节目是新近涌现出来的一种颇具时代特点的电视产品。本文以贵州电视台"关注农民工"系列节目作为研究范本,从"传播效果"与"社会价值"两个层面,针对在公共话语空间里,电视媒体如何借开展公益活动之机,增强自身的媒介传播力,并以此打造媒介公信力等问题进行学理探讨。

论网络媒介的公共话语空间及其制度培育路径

分析我国网络话语空间的信息来源、修辞基调和语义指向,发现当代中国的网络话语空间仍然停留在"大众话语空间"的表达层面,缺乏"公共话语空间"的理性表述,这一态势阻碍着公共政策决策的民主化进程。由政府以"公共理性"引领和创设一种关注现实并解决矛盾的网络制度环境,可以克服传统话语空间中的"独白式操纵"或"情感宣泄与无政府杂音",是公共话语空间制度生成的必要路径,有助于决策者对政策问题作出界定。

构建和谐的公共话语空间——互联网上公众意见表达的形态、特征及其演进趋势

“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宏伟战略目标，而构建“和谐的公共话语空间”则是这一宏伟目标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进入新媒体时代，互联网为公众意见的表达提供了一个异常活跃的广阔平台。据有关资料显示，截至2006年12月31日，中国内地网民已达到1.37亿。由于互联网不同于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具有虚拟性、开放性、互动性和即时性等特点，互联网上公众意见表达所呈现出的若干问题也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

公共话语的演变与危机

对于公共性的讨论亟须立足于文明传统内在机理的观察和反思。中国传统中的公共意识和精神以天人秩序和三代典范为基线,并于近世见证了公共话语的兴起与公共理念的成型。共治宪制(公法、公论)与社会治理形成了这一过程的实践语境,以理学为代表的近世儒学扮演了关键角色。近世公共话语在现代经历了复杂的转型,同时也显露出内在危机,这也成为反思与推进公共性讨论的重要缘由。

从“淘宝体”篇际互文性的流行透视公共话语的非正式化趋势

近年来,许多公共话语开始受到网络话语的殖民。作为一种非正式化的话语形式,"淘宝体"逐渐渗透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用语里面,并形成了典型的篇际互文性。本文将以"淘宝体"在公共话语中的广泛应用为例,在篇际互文性的运行机制下分析这类非正式化语体的产出和阐释过程,进而揭示出当今社会公共话语非正式化趋势的具体体现和语用功效。

公共话语空间与媒体的社会责任

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概念,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公共话语空间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崛起、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人们的"公共热情"也在不断升温,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领域正在逐渐形成。大众传媒是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当代传媒人应该对当前我国的公共话语空间有个清醒的、准确的认识,要能在业务活动中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角色,在社会发展中承担起媒体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中国传媒公共话语领域的建构

现代传媒公共话语讲述,体现了社会大众对政治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与公众切身利益直接相关事务的参与关注。中国传媒经历了一个从绝对政治权力话语到政治公共话语领域的转型,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大背景下,逐步建构起传媒的公共话语系统。中国传媒公共话语领域的建构,回应着公共参与国家事务、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与自身利益的媒介期待,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国传媒自身的发展意义重大。

社会化媒体公共话语体系结构分析

由互联网搭建的社交平台逐步形成一个渗透地球各个角落的社会化媒体,其形成的公共话语体系庞杂而威力无比。通过对社会化媒体公共话语体系分析,厘清话语权、话语力、话语主体、话语区间、话语对象等关键概念,梳理媒介工具的重要作用,提取新媒介环境下话语权的转移因子,把握公共话语新秩序的基本要素,并为话语体系的重构提出初步构想。

论公共话语场

公共话语场是基于沟通与交往理论而产生的公民表达话语的场所,作为一个人人享有话语权的平等交流与对话的场所,它也是一个多层次、多中心、多方向的不断扩展的场所。公共话语场批判性地继承了"公共领域"及"公共能量场"的思想,并有效克服了"公共领域"及"公共能量场"的不足,成为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公共竞技场。公共话语场要有效运转,必须具备如下条件:正当性的话语规则、公民意识的觉醒、宽松的舆论环境及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文艺学:重返公共话语的可能性——2013年文艺学学术热点扫描

2013年中国文艺学学术研究包含了一些"重返公共话语"的冲动,并逐步开拓出一些影响未来学科发展的可能性空间。"美的回潮"究竟是真正回到了中心性位置,还是只是一种性质值得怀疑的复归?新世纪西方美学新潮仍然层出不穷,但其对中国美学的影响尚还较为有限。马克思主义美学之于21世纪美学研究的新视域,还亟待开拓。文艺学的文化研究仍然主要集中在大众文化和亚文化批判上,大众文化研究的批评尺度成为今年关注的重点;而新世纪以来尤其是新媒体时代出现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则成为另一个重点。新媒体文艺理论研究的空间也在2013年获得了进一步的推进。

公共话语视野中的中国文学现代转型

晚清与"五四"的语言变革,可以视为中国知识分子创建公共话语的努力。这种公共话语,既是公共领域的构成部分,更是公共领域的基础。晚清知识分子创建的公共话语还是二元化的,只有"五四"知识分子创建的公共话语才是一元的、彻底的。依托这种公共话语,文学公共领域才得以产生,具有公共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才是可能的。

论普通民众公共话语表达权的突破

人类交往的话语实践中,所有话语表达中都包含着权力。可以说,权力无处不在,权力渗透于话语,它于无形中影响人们的言说方式,左右人们的价值判断。"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作者的写作不仅仅意味着书写,更意味着一种话语权利的行使。在传统媒体单向传播中,话语权主要掌握在媒介资源所有者手中,传者掌握着传播的主权,主导着传播的方向。但每一次最重要的媒介变革,都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语言表达方式的变革。数字化必将出现改变人类生活结构的特征——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以及赋予权力。新媒体语境下公共话语表达权的再分配,公共话语表达由政府话语霸权向公共话语分权转移,普通民众公共话语权获得空前的突破。

政治学科建设:在科学与公共话语之间——西方政治学成长经验的启示

科学与公共话语是各类学科合法性的共同来源。西方政治学的繁荣是在政治哲学化、政治科学化和政治平民化的互动中形成的,其成长模式体现出科学范式与公共话语范式对话共进的特征。中国政治学科的建设应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