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在公海环境治理领域的适用问题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以下简称“共区原则”)在公海环境治理领域发挥作用的同时,也面临着理论和具体实践领域的适用困境。在理论层面,该原则的法律性质存在争议,构成要件尚不明确,亦不确定该原则是否存在例外。从实践层面看,共区原则在海洋酸化治理、公海塑料污染治理、公海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治理,以及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与可持续利用方面存在区别责任被忽视、弱化或共同责任难以落实的困境。上述困境的成因包括旧的权力导向理念不利于公海治理以及公海环境治理中的区别责任的界定标准不够科学。未能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区别责任;难以确定各国的历史性责任;发达国家怠于承担或弱化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的区别责任是该原则在具体实践领域适用困境的成因。笔者建议在理论层面明确共区原则在公海环境治理中的法律原则地位、细化有区别责任主体的分类和具体形式、以及坚持以实质公平为核心。在具体实践领域,笔者建议在海运减排领域考虑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并在其他海洋酸化治理事项中充分落实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在塑料公约谈判中重视并适用共区原则,优化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治理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援助,积极推动BBNJ协定的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机制实施。

公海邮轮人身损害案件侵权行为地法适用研究

随着邮轮旅游业的发展,公海上邮轮内人身损害案件之冲突规范也成为讨论的焦点。现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并未对“侵权行为地”概念作出明确说明;而司法实践则存在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架空”一般侵权冲突规范的倾向。本文从域内外法律材料出发,提出应对现行《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中“侵权行为地”概念作适当的扩张解释,引入船旗国法;明确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一般侵权冲突规范之补充的完善进路。

戴熺编《宋苏文忠公海外集》价值刍论

现存的苏轼海外诗文集有十多个版本。这些版本根据流传情况大致可分为“居儋录”和“海外集”两系。一般以为,前者的首本为陈荣选编《苏文忠公居儋录》,后者为樊庶编《苏文忠公海外集》。戴熺编《宋苏文忠公海外集》进入研究视野后,改变了这种认识。该本编于陈本后樊本前,是联通“居儋录”系与“海外集”系的中间桥梁。该本保存了陈本的很多面貌,同时又作为底本影响了樊本,在苏轼海外诗文保存及海外传播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BBNJ谈判中公海保护区议题的困境与中国对策

随着人类远航能力增强及捕捞技术提高,一些脆弱的海洋区域因环境破坏产生的连锁反应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海洋生物多样性(BBNJ)谈判中,试图设立公海保护区来约束海洋敏感地区的活动。各国对海洋开发主张各异,部分海洋强国希望维护原有的海洋秩序,借助技术优势获得海洋资源。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国家,应在BBNJ谈判中扮演积极角色,为世界海洋格局向可持续方向发展做出努力。

区域机制下的公海保护实践

2024年,智利在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South Pacific Regional Fisher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PRFMO)委员会第12次会议上提出了一项管理措施的提案,在萨拉斯(Salasy Gomez)和纳斯卡(Nazca)海脊上方公海设立大型禁渔区。这份提案引起了公海保护区研究者的关注,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这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养护管理措施,提案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千米,可以保护至少93种受威胁、濒危、脆弱物种以及多种动物的重要迁徙廊道。第二,该区域养护管理措施在公海实施,SPRFMO在《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国际协定》(以下简称《BBNJ协定》)生效之前率先提出方案,为《BBNJ协定》中设立公海保护区的工作提供了有益探索。第三,提案国智利是一个重视海洋保护的发展中国家,智利已建海洋保护区超过其专属经济区的43%,率先批准了《BBNJ协定》。

大海追鱼:公海渔业治理的公正性追问

公海渔业是“蓝色经济”的重要一环。公海自由并不意味着公海渔业可以无序发展。当前,国际社会初步建立公海渔业治理体系。公海渔业治理事关生物多样性、全球粮食安全、劳动就业、自由贸易和海洋环境等多重利益。构建公正合理的公海渔业秩序,对于实现公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促进“蓝色经济”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回答国际法在公海渔业治理进程中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如何促进更加公正的公海渔业秩序。

公海元叙事与公海保护区的构建

作为海洋治理的有效区划工具之一,公海保护区的理论与实践得到长足的发展。然而,构建公海保护区面临的基本问题在于公海自由与公海保护区构建的冲突与协调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具体问题,诸如公海保护区构建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公海保护区的发展趋向。将公海元叙事模式引入公海保护区构建这一领域,为预判公海保护区发展趋向与理解公海保护区的合法性提供了新路径与新视角。公海元叙事以公海自由制度张力而展开,公海自由制度张力具有三层级张力的属性。公海元叙事视阈下审视公海保护区的构建,公海保护区具有新的动向,诸如"低政治"公约治理公海保护区的勃兴、沿海国管辖权的持续膨胀以及公海保护区在海洋划界中隐含积极价值等。然而,基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的考量,公海保护区的构建应该充分顾及善意原则和"弃权理论"的公平性等原则。沿海国应该积极审视作为公海治理重要工具的公海保护区的构建问题。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北极公海治理的优化路径

北极公海治理是一项超越单一国家管辖范畴的公共资源治理问题。由于缺乏强制性的专门法规,各国治理理念存在差异,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也存在利益冲突和矛盾,北极公海的治理面临许多困境,如治理机制滞后、治理价值取向私有化、存在搭便车行为及资源开发管理复杂困难等。“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回应了全球海洋治理的格局变化,为北极公海资源环境保护与治理提供了价值指引与方法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应明确治理价值取向,完善法规建设,建立合理的治理模式,改善北极公海治理现状。

国际法视角下公海保护区内合理限制捕鱼措施研究——兼论与BBNJ协定的协调问题

随着公海保护区建设进程的推进以及BBNJ协定对于公海保护区的关注,如何在公海保护区内合理限制捕鱼自由已经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热议的问题。虽然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代表的国际法文件规定了一些限制捕鱼的措施,但存在诸多局限。虽然既有的四个公海保护区限制捕鱼的实践措施有明显的改进,但仍存在一些疏漏。同时,公海保护区在限制捕鱼方面与BBNJ协定的协调性仍待加强。从国际法角度分析,完善公海保护区内合理限制捕鱼的措施,既要立足于现实、稳妥地加以推进,又要通过适当的国际条约,采取宽严适度的限制措施。具体而言,应当在限制捕鱼的方式、例外规定、针对非缔约方的倡导性规定、提升公海渔业透明度以及增强与BBNJ协定的协调性等方面继续探索与完善。我国应当积极遵守现有公海保护区的合理限制捕鱼措施,参与未来公海保护区的建设,提升渔业透明度,加强打击IUU捕捞的国际合作。

发现与重估:明戴熺编《宋苏文忠公海外集》述略

刊行于万历四十七年的戴熺编《宋苏文忠公海外集》(简称戴编《海外集》),长期流传日本,未著录于国内任何公、私书录。该本是迄今发现的首部以“海外集”命名的苏轼海外诗文单行本,相较于其前刊行的陈荣选编《苏文忠公居儋录》(简称陈编《居儋录》),该本编排体例更为合理、规范,对樊庶编《苏文忠公海外集》(简称樊编《海外集》)的影响也更为显著。

加快合作步伐,在全球公海实现“3030”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

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扩展,工业捕捞,海洋变暖、酸化和脱氧,包括塑料污染在内的各种污染,以及航运等问题,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了显著的影响,导致海洋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特别是覆盖全球面积近一半的公海,即各国管辖范围之外的公共海域,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速度远远超出了人们采取各种控制措施和保护行动的速度,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越来越多的海洋生态系统将面临不可逆转的破坏和崩溃风险。

特别保护区:公海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视域

特别保护区作为全新的就地保护形式,提供了一种公海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视域。公海特别保护区的建立从现行全球性公约着手是行不通的,而由相关利益国家共同签订区域性协议是国际社会当前有效且方便的策略。虽然设立公海特别保护区存在诸多优势,但建立公海特别保护区也必将影响公海自由,因而由相关利益国家共同建设、开发与管理的公海特别保护区模式在当前是比较合理的。

公海保护区与公海自由制度的关系及发展进路研究

在缺乏普遍性国际公约明确规制的形势下,公海保护区建设已被广泛地付诸国际实践。公海保护区先天性地与公海自由制度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然而其却顺应了现代国际海洋法扩张保护海洋资源和环境之义务的时代潮流。公海保护区建设依托在深刻的国际法理论和丰富的区域探索基石上,通过国际社会不断加强协调与合作,逐渐完善区域性体系可能演变为全球公海海域的普遍实践。中国应当正确掌控在公海保护区议题上的态度和谈判立场,打造符合国家海洋战略利益的国际海洋空间新格局。

我国部署实施2023年公海自主休渔措施

本刊讯6月2日,农业农村部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3年公海自主休渔措施。自主休渔期间,我国所有鱿鱼钓、拖网、围网、敷网、罩网等远洋渔船(不含金枪鱼延绳钓、金枪鱼围网渔船)停止在休渔海域捕捞作业。2023年,我国将继续在西南大西洋、北印度洋、东太平洋公海部分海域实施公海自主休渔措施。我国远洋渔业作业海域中,所有目前尚无国际区域性渔业组织管理的公海海域(或鱼种)均已纳入自主休渔范围。

不同维度下公海保护区现状及其趋势研究——以南极海洋保护区为视角

作为新的公海环境保护管理手段,公海保护区1法律规范仍有很大的完善空间,与传统公海自由原则存在如何协调的问题。从南极公海保护区的实践看,具体管理措施的缺失是实际管理工作的障碍,且只有法律依据和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才能有效地消除国家间分歧。公海保护区的建设对国家利益存在积极的、消极的和相对消极的方面,应当对这些方面作充分考虑。

国际法视角下的公海海洋保护

公海海洋保护的迫切性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但是,由于公海保护的主体多样、法律文件复杂、利益分歧巨大,导致当前公海海洋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目前,由于缺少适当的国际法规范指引,公海海洋保护正呈现愈加复杂化的趋势。为了能够在国际法的框架下达到公海海洋保护的目的,同时兼顾各方利益,防止个别国家以公海海洋保护为名谋取私利,应当正确把握涉及公海海洋保护的国际法发展方向,使其发挥适当、应有的作用,从国际、地区和国家的层次上综合考量各利益主体的诉求及实现方式,使公海海洋保护的国际法体系战略化、综合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满足相关国家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公海海洋保护的目的。

论公海自由与公海保护区的关系

对于是否应当构建公海保护区,各国存在较大分歧。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公海自由与公海保护区的关系。从理念、内容和执行层面,两者的关系可以解读为自由秩序与全球治理的关系、习惯权利与条约义务的关系以及船旗国管辖权与沿海国管辖权的关系。通过对这三个层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公海自由与公海保护区之间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和相互平衡的关系。这种关系一方面承认公海自由与公海保护区之间的确有矛盾,另一方面也表明矛盾发展的结果将形成一种公海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的新秩序。如果能够以发展的观点看待两者关系中的矛盾,那么就应当支持公海保护区的构建。

论国家适当顾及义务在新型私人公海活动中的适用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私人资本的积累,私人公海活动的数量和种类都在不断增加。以海洋清洁计划为代表的、不以船舶为基础的新型私人公海活动可能与他国公海权益产生冲突,而国际法和各国国内法对此缺乏规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87条第2款要求公海自由的行使应当适当顾及他国公海利益。然而,该义务约束的是国家,并不直接约束私人公海活动。基于《公约》和国际司法实践,各国有确保本国船舶行使公海自由时适当顾及他国权益的义务,但这一义务无法涵盖此类新型私人公海活动。为此,荷兰与海洋清洁计划组织签订了一份协议,规定了该组织进行公海活动时顾及他国公海利益的具体要求。除了这一方法,各国亦可将有关设备登记为船舶,或者寻求国际司法机构发表咨询意见,以达到相同目的。从晚近国家实践和国际司法实践来看,国际海洋法的发展趋势是强化私人公海活动中的国家监管义务,以使各国有责任确保其管辖范围内所有类型的私人公海活动都遵守适当顾及义务的要求。

公海保护区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辨析

目前,国际社会对公海保护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规范,但依然存在着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的处境。在此背景下,现有相关公约、条约或宣言等体现出来的法律原则为公海保护区提供了主要法理基础。公海保护区包括不同类别的法律原则,即国际法基本原则中直接与公海保护区有关的原则,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以及国际海洋法基本原则。公海保护区是适用于基本原则的领域,同时,它也是基本原则引中和发展出来的具体规则。

我国参与公海保护区建设的战略选择--基于SWOT-PEST的分析

公海保护区是一种养护渔业资源的管理手段。近年来,一些发达的渔业国家、区域性渔业组织已纷纷建立公海保护区来保护渔业资源,以实现可持续利用。当前我国正处于远洋渔业的发展期,虽然我国在近海海洋保护区的建设中已积累了渔业资源管理的一些经验,但我国在公海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及管理方面经验尚浅,同时面对日趋严格和规范化的国际渔业管理制度,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公海渔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仅关乎到我国在国际渔业管理中的地位,也关乎到我国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本文通过SWOT-PEST分析矩阵对目前我国参与公海保护区建设所面临的内外环境进行分析,提出了提高我国参与公海渔业的治理能力和有效开展公海渔业的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