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语境下公诉人话语标记语元语用功能研究

庭审是社会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其中充斥着各方参与者的言语互动。公诉人作为庭审中活跃的参与者,其使用的特殊语言手段——话语标记语值得关注。文章基于Verschueren的元语用意识,采取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随机选取33场中国刑事庭审并进行语料转写和语料观察,对公诉人使用的话语标记语进行归纳总结,得出了五类公诉人常用的话语标记语,即理据型标记语、评价型标记语、言说型标记语、发问型标记语和强调型标记语,并使用Praat语音软件对其中的强调型标记语进行语音分析,以此来发现公诉人话语标记语包括突出信息/引用来源、发表公诉意见、指示言语行为、进行发问以及强调命题内容等元语用功能。

“职业公诉人”构建的法制障碍及相关问题的反思

2002年5月下旬,河南省周口市检察机关率先在全国实行公诉人制度改革,市县两级检察院破天荒地设立了12名"职业公诉人",这是在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在公诉人制度改革领域对主诉检察官制度一次大的优化,可以说是中国检察机关公诉人制度改革进入新一轮的有力前奏.但是,这毕竟是在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下进行的一些探索,其合理性、合法性以及可行性都是需要法理说明和实践论证的.笔者认为,虽然公诉人的职业化是一种趋势,但现阶段的法制条件和刑事诉讼构造却使公诉人不得不面对尴尬,这是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是应然和实然的距离.

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公诉人地位及其制度构建

新《行政诉讼法》确立了由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以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反映了宪法层面上的权力分配与制衡机制,体现了人民主权理论、分权制衡理论与国家积极作为理论。根据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与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维护公共利益的目标,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应当界定为公诉人。在此基础上,应围绕以下制度内容来完善行政公益诉讼的程序制度构建:检察机关调查取证制度;检察建议与诉讼程序的衔接制度;不履行职责的判断标准;检察机关举证责任制度。

确立公诉人的建议回避权

公诉人建议回避权属于检察监督权的范畴。在检察监督权体系中 ,它属于建议性的权力 ,而不是决定性的或者纠正违法审判的权力。它在性质上与当事人申请回避权不同。刑诉法修改后 ,在庭审阶段基本形成的“控、辩平等对抗 ,法官居中裁判”的新模式 ,是确立公诉人建议回避权的现实基础。确立公诉人建议回避权对被害人、被告人申请回避权的有效行使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刑诉法有必要对其作出明确规定。

略论陪审制度重塑与公诉人当事人化的互补

作为民主司法制度体现的陪审制度在我国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未能受到重视和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刑事诉讼中公诉机关'一头独大'的现状严重制约我国司法体制的发展。若把公诉人定位为诉讼中的当事人,或许可以改变现有的尴尬局面,但如此必然会引起现有诉讼结构的松动。因此,对陪审制度重新定位,将能在现有条件下,优化诉论结构,互为补充,促进陪审制度改进和检察制度改革同时实现。

公诉人具体明确的量刑建议权应慎行

一、量刑建议权概述 量刑建议权就是检察机关即公诉人在公诉词中指控被告人行为构成何种罪名时．提出较为具体的量刑意见的权利。

论我国公诉人的角色定位——新刑诉法背景下的思考

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类属于大陆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因而我国的公诉人角色亦具有典型的司法官属性和色彩:一方面,我国的公诉人角色承担着客观公正的司法官义务,具有明确的司法官地位;另一方面,我国的公诉人角色享有充分的司法官职权。2012年3月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我国现行公诉制度作了较大的改革和调整,但却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和动摇我国公诉权的基本构造以及公诉人的司法官角色和地位,相反,在新刑事诉讼法中,因为强化了公诉人在庭前程序中的司法官职权,公诉人的司法官角色和地位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强。对于我国公诉实务部门来说,新刑诉法实施后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从观念、制度、行为以及文化等方面尊重、维护、落实公诉人的司法官角色和定位。

从执法公信力角度谈公诉人如何提高维护公平正义能力

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呈现出主体多元化、矛盾复杂化的特点,在这一新执法环境的作用下,对检察机关中依法承担审查起诉职责的公诉人提出了新的要求。公诉工作执法公信力建设与公诉人维护公平正义能力建设是公诉工作的重要命题,因为公信是公诉工作的基础土壤。也正是得到民众信任的支持,公诉工作才能得以健康发展,也正是因为公诉工作更好地维护了公平正义,公诉工作才真正赢得了民众的信任,进而有效提升检察机关的执法权威。从影响公信力的因素、公信力的来源对公诉公信力进行分析,可以对如何全面提升公诉工作公信力,如何提升公诉人维护公平正义能力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关于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若干问题的思考

2012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10条第2款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公诉人出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成为法定义务。公诉人出庭有利于落实对抗制诉讼模式,有利于维护被告人的权利,有利于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责,但同时这也会给公诉人带来理念、素质与工作量等方面的挑战。许多检察机关在积极尝试探索出庭模式,主要形成了专职公诉人出庭模式与公诉人集中出庭模式。两种模式优劣并存,需要进一步论证,并建立相关配套制度机制。

程序意义当事人视角下的公诉人和被害人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地位和公诉人的非当事人地位,而这从程序意义当事人的角度来看,均不具有合理性。它们都是实体法地位在诉讼中的延伸,而根本没有考虑他们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的诉讼职能。正是由于公诉人的非当事人化地位,才使得被害人升格为当事人。从程序意义上来看,应当废除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赋予公诉人当事人地位,但公诉人的当事人化不是绝对的。

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角色与职责的定位——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简易程序虽然在各个诉讼环节对普通程序进行了简化,但是基本的控辩审三方诉讼构造应当具备。公诉人在简易程序中不出庭不仅在理论上不符合控辩审三方具备的诉讼构造,还会导致法律监督不到位等问题。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简易程序公诉人必须出庭的规定有利于解决以上问题。然而,简易程序又不同于普通程序,公诉人在简易程序中履行控诉与监督职能的同时应当有所侧重。

新《刑事诉讼法》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角色与职责的定位

简易程序虽然在各个诉讼环节对普通程序进行了简化,但是基本的控辩审三方诉讼构造应当具备。公诉人在简易程序中不出庭在理论上不符合控辩审三方应具备的诉讼构造,并且易导致法律监督不到位等问题。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简易程序公诉人必须出庭,有关问题才得以解决。然而,简易程序又不同于普通程序,公诉人在简易程序中履行控诉与监督职能的同时应当有所侧重。

上级院出庭抗诉应吸收下级院提请抗诉的公诉人参与

近年来,检察院抗诉案件逐渐增多。如何加大抗赢的力度,在司法实践中,笔者认为上级院出庭抗诉应吸收下级院提请抗诉的公诉人参与,这将有利于保证抗诉质量,理由如下: 一、下级院提请抗诉的公诉人了解案件诉讼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基层院提请抗诉的公诉人了解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或辩护人介入后,被告人口供及证人证言是否发生变化;原卷中的证据情况及后补证据的情况;

基于公诉人视角下的辩护律师执业保障问题探析

文章分析了古今中外辩护的法理基础,阐述了保障辩护律师执业权利的必要性,提出了实现辩护律师执业保障的对策建议。在宏观方面:要树立为辩护律师执业提供方便的理念;确立为辩护律师行使执业权利的制度保障;为辩护律师执业提供外部保障。在微观方面:要完善权利告知制度;引入律师反馈评价机制;发挥律师协会的促进作用;建立反向惩戒制度;加大硬件建设投入。

国家公诉--追寻第一国家公诉人

作为公共权力架构中的公诉制度，从在中国本土革命的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国家公诉”这样的一个名称，从而具备了代表国家起诉犯罪这样一个基本职责。

论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公诉人地位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本质是监督。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方式,这是由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决定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与提起刑事公诉的职权来源、运作机制和价值追求一致,其法律身份都应当定位为公诉人。基于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应当是开放的,被监督对象对检察建议有如期回复的义务,同时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强制措施权和抗诉权。

公诉制度起源：从国王代理人列国家公诉人

一般认为，检察制度创始于中世纪的法国和英国，检察官产生伊始是国王利益的代言人，当时称之为国王代理人和国王律师，但随着司法制度的发展，逐渐演变为国家和公共利益的代表人，成为现代检察官。

确立公诉人申请回避权之构想

按照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回避制度的规定，在公诉案件中当事人拥有申请回避权，而公诉人却没有对应的权利。这不仅违背了诉讼原理，也使司法实践中有关问题的解决陷入尴尬境地。确定有权申请回避的人员范围之基本思路应是：谁和案件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谁就应该享有申请回避的权利。鉴此，应尽快确立公诉人的申请回避权。

严格贯彻新刑诉法 提升刑事诉讼能力——以公诉人法律思维为视角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公正、高效司法的要求,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后,也对公诉人提出了更高和更全面的具体要求,如何更好践行新刑事诉讼法的精神,最终如何提升公诉人的刑事诉讼能力。文章拟从公诉人法律思维为视角探讨严格贯彻新诉法并提升刑事诉讼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