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尚方职能及其与皇权关系

汉晋时期,尚方隶属少府,主要为皇帝和宫廷制器。南北朝时期,尚方机构及其职能发生变化,但南朝与北朝又有差异。南朝左尚方负责王朝军械制作,右尚方仍为宫廷制器。左尚方制军械,改变了尚方的“私奉养”性质。北朝自魏孝文帝以来,尚方改隶太府,被纳入朝廷财政体系,制器不再仅供皇帝和宫廷使用。南北朝尚方及其职能变化,虽不尽一致,但尚方“私奉养”色彩皆渐淡化。不过,汉晋六朝尚方一直具有为皇帝和宫廷制器的职责。尚方制器被称作“御器物”“禁器物”,成为皇帝与臣民身份差异的外在体现,堪称皇权的物质象征。历朝通常禁止臣民私求或仿造尚方器物,但魏晋以降,因皇权衰落,管控力度减弱。

汉魏六朝北地傅氏籍贯考察——以《宋书·傅弘之传》的载述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关于世族籍贯的认定,不能只是简单地考察地理沿革和家族迁徙等表层问题,而应综合考量家族认同、国家认同、历史认同等诸多层面的历史信息。北地傅氏虽然自汉末以来寄寓关中冯翊境内,此后又流寓江南,但其姓望所系与文化根脉仍在河陇地区(义渠、灵州、泥阳)。其亦文亦武、刚直尚气的家族风尚,正是秦汉以来河陇地区风声气俗的本色呈现。如果将汉末以来北地傅氏的籍贯确定在今陕西耀县境内,不仅与北地傅氏家族兴起于河陇边塞、流离迁徙中仍然情系河陇故土的历史事实不符,而且与门阀制度背景下“寄寓他所”“仍冠旧邦”的时代风气不合,显然不是合理公允的结论。

清代总集编纂中的骚体观念——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为中心

文学总集对于文体观念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清人严可均就通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编辑整理呈现他的骚体观念。借由对《全上古》凡例、按语、所录作品的分析梳理确认该书录唐前“骚”文59篇,由作品标题或序文体现的拟“骚”(《楚辞章句》所收作品)的立意,是《全上古》确立为“骚”的首要指标,而不论语言形式。题目体类特征不明显的作品“,兮”字句、句腰虚字句则成为《全上古》“骚体”判断的主要依据“。骚”从《诗》出“,骚”包含传统的“辞”体,也是广义的“赋”的一个亚类。严可均的观念受《艺文类聚》影响较大,但有所调整。《全上古》为代表的总集表达的骚体观念在清代较有代表性,刘熙载《赋概》等相关讨论与之呼应。

六朝洛阳至建康驿路的文学担当

六朝尽管国家分裂,但洛阳到建康仍有一条驿路沟通南北,驿路走向、沿途风物、风俗人情均对六朝文学的文体、题材、主题产生了影响。永嘉南渡后,该驿路应时势的变化,变成乱世士人的奔亡之路,文官从征奉使之路,奉使交聘行记、从征行记、交聘语录、从征唱和诗、轶事小说从中而出。不仅如此,还对传统的行旅文学有明显的推动,这一时期产生的诗文,主要写此路的避难、奉使、征伐、交聘,带有鲜明的乱世特征。题材虽非新增,但内容和风格有新变。这些诗文创作提高了六朝行旅文学的水平,使得汉魏以前还默默无闻、尚未独立成类的行旅诗,成为士人熟悉的常用题材。这表明贯通南北的驿路交通是六朝文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汉魏六朝碑刻中构件“⺈”“■”“爫”的变异研究

汉魏六朝时期,异体字盛行。本文以形体相似的三种构件“爫”“ ■”“⺈”为例进行变异研究,从构件与构件的关系出发,把构件讹变分为独体讹变和被动讹变。在讹变的基础上,构件“爫”与构件“■ ”“⺈”产生讹混的结果,构件“爫”与“⺈”有相同间接构件与构件“爫”构成直接构件时,二者有着相互讹混趋势,构件“爫与”“■ ”的相互讹混趋势更为稳定且无条件限制。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服饰文化词英译对比分析——以许渊冲和汪榕培译本为例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涉及诸多具有时代烙印的传统服饰,它们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社会符号,像《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作品可谓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过选取许渊冲和汪榕培两个权威译本中共同出现的诗歌进行分析,确定其中服饰文化词的具体数量及类别。同时从翻译方法和诗体美学两个层面入手,对其英译特点与内在文化内涵进行梳理分析,探讨服饰文化词在两译本中的直译意译之别以及在韵律、意象和修辞上的差异。

明清女性骈文中的六朝倾向及其成因

明中期至清,女性骈文中出现回归六朝的倾向。其突出表现是对偶在平衡对称之中呈现出回旋往复之气;用典展现出典雅、委婉与含蓄蕴藉之美;藻饰展现出色彩浓丽、纤媚柔弱之态;声韵上展现出和谐柔婉之音乐美。究其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骈文传统的影响,二是特定文学思潮影响的结果。尽管六朝骈文曾因为有华而不实的弊端而受到后世的批评,但是其对文学形式美的贡献是主要的,是六朝文学的代表、骈体文的典型范式,所以明清女性骈文回归六朝的倾向是应该肯定的。

汉魏六朝时期蚩尤故事文献综述

汉魏六朝时期蚩尤故事的文献种类涉及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中主要是对蚩尤形象以及蚩尤与黄帝战争的记载。史部中关于蚩尤的记载比较丰富:一方面蚩尤以人的身份进入正史;另一方面又作为战神载入史书,史志中还有蚩尤旗的记载、以蚩尤命名的兵书的记载以及与蚩尤有关的地名、风俗的记载等。子部中关于蚩尤的记载主要集中在蚩尤与黄帝战争的逸闻方面,特别是子部道教类文献中的蚩尤故事出现了道教化的倾向。集部中关于蚩尤的记载主要体现在蚩尤作为典故大量出现在诗文中,或是作为有多种内涵的意象出现,或是用来说明道理等。除了上述文字形态的记载,汉代画像石等出土文献以及绘画中也有与蚩尤相关的表现内容。

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的性质与学术贡献

《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是由听课学生据刘师培课堂讲授记录、整理而成,因此该书是一部教学实录。《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以研究为基础,其目的则是向学生讲授文章作法,近于文章学的传授;缘于课堂实录的原因,这部书直接呈现了刘师培授课的实况,从中可以发现讲授人突破了传统的文论叙述模式,标志着传统文论经由大学教育而开始现代转型。与此同时,《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有其区别于书面著述的一面,应从刘师培的教师身份和课程的教学性质去考察这份记录的真正价值,进而客观考察刘师培晚年的文学思想。

《六朝文絜》多种多样的骈文批评方法

许梿的《六朝文絜》在骈文批评上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方式和方法,其中以其独特的以选达旨法为主,同时又运用了翻案批评法、史学方法、朴学方法,还有多层面、多角度的鉴赏分析法,等等,这样他关于六朝骈文的批评研究既有深度,又有广度,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和启发意义,值得我们深度关注。

音乐媒介与诗歌体式的互动——评《音乐·媒介·诗体:汉魏六朝乐府论稿》

音乐媒介与诗歌体式的互动,不仅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还促进了诗歌体式的发展,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回溯至汉魏六朝时期,这种互动早已根植于乐府诗的萌芽与成长之中。吴大顺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音乐·媒介·诗体:汉魏六朝乐府论稿》一书,聚焦汉魏六朝时期,对乐府诗的音乐背景、传播与媒介、创作与体制作了全面考察和深入探究。作者以其深厚的学术底蕴,剖析了乐府诗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音乐文化环境、传播媒介变迁以及创作体制特色。上编详细探讨了两汉至六朝音乐类别的发展,如相和歌、清商三调的演变,以及“北狄乐”的影响,展现了音乐媒介对诗歌创作的直接作用。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的乐府研究特色及其学术渊源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是近代乐府学的重要成果,在乐府学史上产生重要影响,也奠定了萧涤非在乐府学史上的地位。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作为继罗根泽《乐府文学史》之后的近代乐府断代史,其乐府研究特色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在乐府观方面,提出“乐府创诸体”的独特观点,肯定各类乐府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二是在研究方法方面,采用综合性、多视角的作品解读方法,深入挖掘南朝乐府的价值和特色。《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体现了萧涤非师从黄节的学术渊源。无论是在汉代民间乐府的分类,对“清商三调”“相和歌”的认识和作品的解读上,抑或是学术精神上,均可窥见萧史对黄节《汉魏乐府风笺》的吸收。黄节、萧涤非作为“九江学派”后学,其对民间乐府的研究和重视反映了动乱时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也是将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范例。

庸常、超凡——六朝至唐“天才”在绘画中地位的转向

“天才”一词在唐代画论中首次出现。画论中的“天才”和其他文化领域中的“天才”一样都指具有天赋且拥有卓越创造力的人。六朝到唐代,“天才”以不同形式出现在画论中,六朝的“天挺”、唐代的“天纵”“天付”“神假天造”等都是其同义变体,它们除了在语言上丰富了天才的表达之外,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从六朝到唐代天才对绘画的影响程度的变化。

六朝赣水流域的农业发展与江州地位变动

六朝时期,赣水流域、特别是赣水中下游地区的人口数实现了恢复和增长。随着农耕技术的改良和耕地规模的恢复、扩大,该地域的粮食产量不断提升。因此,吴晋以降,江州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区,豫章城北置有豫章仓、钓圻仓等大型国有粮仓,集中存储和转运粮食,以供应京畿建康和地方军府;另外,地方豪族和商贩也自赣水流域购买粮食,贩运至其他地区。可说,六朝赣水流域的农业发展和粮食外运,提升了江州的政治、经济地位,并推动了王朝国家地域格局的转变。

一部深化六朝史研究的力作──读《六朝史稿》

一部深化六朝史研究的力作──读《六朝史稿》许辉我国历史上的六朝（公元３—６世纪），虽然上承秦汉，下迄隋唐，但由于它不象秦汉、隋唐那样处于大一统和稳定时期，而是分裂、割据、对峙和动荡。其间不仅出现了三国的鼎立争雄，而且继东晋之后建立的南方政权，王朝历时...

汉魏六朝鹦鹉赋创作之流变

今存汉魏六朝鹦鹉赋作16篇,为此时期咏物赋数量之最。其中,祢衡《鹦鹉赋》收录于《文选》,其余15篇鹦鹉赋作则通过唐宋类书得以留存。16篇鹦鹉赋作在体物、叙事和抒怀三方面呈现出内容上的沿袭和形式上的创新,并表现出由建安之崇文主气、两晋之细致尚巧至南朝之典丽唯美的文学流变面貌,其中又不乏个别赋家自觉的突破与求新。汉魏六朝16篇鹦鹉赋作的流变是时代审美演变的具体细流,又在文本自身表现出继承与新变。

“性灵出万象”:六朝文学意象的经典书写及美学生成

六朝文学“佳句”频出,与“意象”本于心性的兴感书写密不可分。从曹植到谢朓,诗人的生命兴感成就了千古佳句。诗歌“意象”包含即目所见之“象”及由此“象”引发的“象外之象”,而后者的书写更需要“性灵”。“兰亭”“江南”等六朝赋作“意象”的经典书写,亦源于创作主体心性的自然感发。从“心术”到“隐秀”,是“意象”的经典书写在六朝的美学生成路径,“隐秀”之“秀”有“秀句”“意象”的双重内涵。六朝文学“意象”的经典书写,正在于洞悉“心”的本质特征,发掘创作主体的本真“性情”、显化其“性灵”,并影响到盛唐诗歌的兴感书写及唐宋“句图”的美学批评。

六朝意趣与清代“骈文正宗”的典范生成

曾燠《国朝骈体正宗》以“六朝”为宗尚,筛选并删改清代的名家之作,进而界定骈文作家、作品的正宗统系,传达骈文创作的“心法”与“技法”。在此过程中,选家有意塑造自身的权威,而姚燮、张寿荣等也通过圈点、品评文章,拓展选本原有的六朝意趣,推动《正宗》典范的生成。以曾燠等为代表的清代骈文家致力于在选本中“整派依源,悬规植矩”,以期打造可与桐城古文对垒的骈文作家、作品正宗,同时他们也在骈文集序中策略性地书写、展现自己的时代、地域正宗观。选本的面貌为文章作者、选家、评点者、题序者所共塑,而“骈文正宗”的内涵也随之被不断丰富。

汉魏六朝尺牍套语论(上)

尺牍行文多呈套语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现象,是中国传统礼仪的直接产物。其核心表现就是行之久远,用之广泛。一般套语大致可分为三类:具礼套语、常行套语、流行套语。具礼套语、常行套语是附丽于尺牍、具有文体表征意义的文化存在。流行套语则与文化思潮、士人风尚密切相关,因时而变。尺牍套语酝酿于先秦,初步成形于秦汉,普及拓展于三国两晋,齐梁时期达到全面成熟。套语的出现,使古代尺牍完成了文字的格式化结构与礼仪的修辞性表达之间的统一,既呈现虚实相生的审美面目,同时也助长了浮华文风。

一部深入剖析中国文学传统的力作——评《六朝佛教灵验类小说研究》

谷文彬新著《六朝佛教灵验类小说研究》采用合乎佛教文学其实、其情的研究视野和方法,致力于揭示佛教灵验小说中的中国文学传统,显示出作者的深刻认识。通过以意逆志,该书从六朝佛教灵验类小说中梳理佛教文化的中国化,为中国文学的知识理论体系建构作出重要的贡献,不仅推进了对六朝文化发展的深入把握,也强化了中国文学何以为中国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