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中共与北伐战争期间的蒋唐之争

北伐战争爆发后,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势力急遽崛起,蒋介石的军事领导地位发生动摇。共产国际与联共(布)中央希望维持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的首领地位,中共中央虽赞成“扶蒋”政策,但反对“抑唐”,有意在北伐军内部寻求蒋唐“均势”。江西作战结束后,蒋介石日益右倾,唐生智的战略地位降低,苏联顾问仍只将唐生智作为迫使蒋介石左转的外部压力使用。由于中共中央对唐生智的好感加深,要求苏联顾问改变对唐生智的消极态度,破除军事上“以蒋为中心”的局面。随着蒋唐交恶与赣汉冲突加剧,鲍罗廷作出抬唐代蒋的新决策,引发其他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反对。共产国际、中共对蒋唐之争的策略因应与分歧,折射出南方革命阵营内部新旧各势力关系变更的复杂面相。

共产国际、黄埔军校与广东农民运动

黄埔军校谋创之际正是共产国际确立通过国民党吸收广大基层民众参与国民革命策略之时。正因如此,军校政治思想宣传构建了工农兵“三位一体的无产阶级”关系,军人在其中扮演着宣传和组织者的角色,一方面启发农民的革命思想,另一方面帮助农民组织农会以图建立革命的地方政权,实质是要造成基层群众的“左”转,与共产国际在国民党领导层通过划分左、右派实行楔子战略促使国民党“左”转的策略相呼应。

共产国际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抗日战争期间,围绕统一战线及抗战的领导权问题,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存在不小的分歧。中共认为,维护统一战线及对日作战,与坚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必须以斗争求团结,并且通过政治领导过渡到实力领导地位,才能带领人民取得抗战胜利并最终决定中国的命运。共产国际则事实上要求中共放弃争取领导权,甚至不惜牺牲政治军事的独立地位,以保证国民党统一军令政令,从而实现对日作战并获取胜利。幸而共产国际部分改变了以命令代替指导的领导方式,中共则坚持从实际出发独立决定重大方针政策,尽管双方争议不断,却形成另一种“斗而不破”。中共用事实证明自己更加胜任中国革命的领导,并在共产国际解散后很快取得统一战线内阶级力量对比的历史性反转。

共产国际柏林西欧书记处活动研究

俄国十月革命后,俄共(布)将德国作为欧洲革命的桥头堡,在柏林设立西欧书记处,由共产国际著名活动家雅科夫·赖希领导。书记处肩负为欧洲乃至世界革命提供现实保障的使命,在德国进行了一系列机密性活动,包括在西欧建立共产国际网络,向欧洲左翼政党提供宣传材料和政治咨询等。其中,书记处最重要的作用是用苏俄外汇资助西方的共产党和左翼人士,充当共产国际在德国乃至整个西欧的地下经费中转站的角色。这些活动是共产国际初期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苏俄打破外国封锁和传播共产主义理论提供了巨大帮助。但值得注意的是,书记处在组织管理方面较为松散灵活,体现出共产国际过渡时期的特点。这主要是由欧洲局势以及共产国际的策略所决定的,并不能完全归咎到经验不足上来。书记处直接推动了共产国际对自身组织及工作方式进行变革,体现出苏联以及共产国际身份的转变:如果在20世纪初,世界革命的成败被认为是保卫新生政权的先决条件,那么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情况则有所变化,苏联成了未来世界革命的保障。

一九三八年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的贡献考察

政治路线选择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全面抗战开始后,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与中共中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军事策略方面产生分歧。为解决中共中央内部关于团结抗战、正确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反击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的政治路线问题,任弼时受命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提供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以两个政治报告的形式,向共产国际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持久抗战、统一战线、八路军任务、党的建设等若干现实问题。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的直接作用,就是争取到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及其成果,是继瓦窑堡会议和洛川会议后,党的政治路线由全面抗战前的苏维埃政策转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后续节点。

共产国际解散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中国共产党迅速作出反应并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方向。随后的两个月,中共领导人集中阐述党的建设问题,使得1943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理论阐述最多的一年,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理论阐述的重要主题。这种集中阐述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呼之欲出,促使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共产国际的解散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信心,同时也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及应对策略研究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国共两党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中国共产党首先肯定共产国际解散的积极意义,并强调共产国际的解散不会影响其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而国民党顽固派以此为契机,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舆论上大肆造谣诋毁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频繁制造摩擦。对此,中共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略,在舆论上坚决反击,揭露国民党的错误论调,在军事上积极防御,随时准备迎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这些策略既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错误言论,争取了舆论主动,成功抵制了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又有力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示了共产党人应对各种危机的智慧和力量。

中共创建时期苏俄、共产国际对华革命工作机构沿革(1917年11月至1922年)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不久,俄共(布)中央及各级党组织就开始着手在东方国家开展革命工作。为领导对华革命工作,苏俄及共产国际相继成立了一些专门机构,这些机构及其代表对推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们彼此间缺乏相互配合,有时甚至互相干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华有关工作的推进。

1930年:共产国际缘何为毛泽东发讣告

毛泽东在生前也许始终不知道,早在1930年3月,共产国际官方公报《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1930年第14期上刊登自己去世告,所谓毛泽东“在福建前线逝世”。此时的毛泽东37岁,经过几个月治疗病愈后,正在领导红军开创大好的革命局面。共产国际为活着的毛泽东发计告,显然是与毛泽东上杭、永定山区隐名求医的那一段经历有关。

一尊来自共产国际的马克思银像

安源是党领导的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中国少年儿童运动的发源地、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党校的诞生地、秋收起义的策源地和主要爆发地。在国家一级博物馆江西省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一个特殊的文物展示柜中,单独陈列展示着一尊来自共产国际、马克思银像。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马克思银像犹如一盏明灯,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给后人留下了独特的红色记忆。那么,马克思银像是如何到达安源的?又跟安源有着怎样的历史关联?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红色安源,解读马克思银像所反映的红色历史,探寻这尊银像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中的“张凯”并非张太雷——与任牧商榷

关于共产国际三大执委会中的中国籍委员“张凯”是谁这一问题,任牧在《党的文献》上撰文认为是出席该会的中国代表张太雷。经深入查考共产国际相关档案史料,可证实“张凯”并非张太雷,而是另有其人。张太雷系执委会下设的一个筹备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的委员会成员,而并非执委会候补委员。

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吗？──与刘杰诚商榷

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吗？──与刘杰诚商榷刘志青李德是共产国际派给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这在学术界早已达成共识。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历来也这样认为。但是，刘杰诚在《光明日报》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８日第３版发表的《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吗》...

青年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青团的研究述评

青年共产国际虽然存在的时间短,但对中国共青团影响深远。通过对历史资料及文献的梳理,探究青年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青团的研究状况。发现目前关于青年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青团的研究呈碎片化,缺乏系统化和全面化;研究缺乏新意,阐述性成果多,学术性成果少,研究创新点和研究深度亟待加强;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比较单一,需要采用跨学科的理论进行分析研究;研究理论性较强,缺乏实践性。

张太雷出席共产国际三大新探

一般认为张太雷曾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但此说法并不符合史实。事实上,张太雷主要是因俄共(布)党员、俄共(布)在华革命委员会成员等特殊身份而被共产国际选为代表的。张太雷不是中共早期组织选派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正式代表,张太雷报告亦不是中共早期组织向共产国际提交的报告。中共最终被共产国际正式认可,主要是由中共的性质、坚定的信念、强大的凝聚力等自身因素所决定的。

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研究述论

已有研究成果认为,东亚书记处是直接隶属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或俄共(布)中央的机关,是共产国际负责指导远东革命运动的中心,是共产国际或俄共(布)正式设立的第一个对华机构。通过对这些论点及东亚书记处存在的质疑,认为共产国际、俄共(布)最初对华机构经历了从远东局到东方民族部,再到远东书记处的演变过程。

转折与新机:遵义会议与共产国际关系考辨

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与共产国际关系密切。遵义会议是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召开的,中国共产党通过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关系中国革命命运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遵义会议由此成为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关系的重要转折点,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以新的生机与活力。共产国际在对遵义会议成果的肯定特别是对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科学梳理共产国际与遵义会议的关系,对于辩证认识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试论川陕根据地的创建对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决策重大问题的影响

川陕根据地建立后,随着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的胜利,其在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视野中,地位越来越重要。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川陕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力量,数次打算派政治、军事人员到川陕根据地去。在中央苏区即将丢失的情况下,共产国际甚至准备以川陕根据地为中心,发展中国西北的革命运动。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酝酿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再到中央红军战略进军方向的确定、调整及创建新根据地的决策,及至中央红军准备渡江入川,川陕根据地成为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决策有关重大问题的重要考量因素。由此可见,川陕根据地的创建,对中国革命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发生了重大作用。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群团事业的影响考察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党的群团事业亦不可避免地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共产国际对于党的群团事业的指导,其途径方式是变化多样的,涉及的内容是广泛多面的,产生的影响是复杂多重的。深入系统地考察共产国际对党的群团事业发展的影响,不仅对于拓展党的群团事业史研究与细化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理解具有积极的意义,也为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鲜活的个案支撑。

土地革命初期共产国际对中共政治战略转变的理论影响

共产国际对土地革命初期中共政治战略转变产生过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一)以实现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为发展方向;(二)以明确中国革命处于两个高潮间的低潮形势为客观依据;(三)以坚持红军为主体的武装斗争为革命形式;(四)以开创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新时期为阶段目标;(五)以推动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为价值旨归等方面。其指导和影响及时推动了中共快速实现政治战略转变,但其理论局限也成为了后来中国革命中出现“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启示: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独立自主地处理和决定本国的各项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