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丰时期的兵制改革及启示

熙丰时期的兵制改革及启示程民生，郑传斌改革募兵制是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王安石并非要废除募兵制，他认为保持一支常备职业军队是必要的，但不能完全依靠募兵队伍。为此，宋政府采取了两种措施：一方面完善募兵制，如并军营、置将官、淘汰老弱；另一方面特别重视...

南诏兵制渊源初探

南诏兵制之渊源大致可分为三元。其中,南诏内部多元文化为根本因素;以唐朝为代表的中原军政文化为直接因素;吐蕃告身、器物等制度文化对南诏兵制的影响则最小,是为表层因素。在南诏与唐、吐蕃的不断交往中,这种既荟萃了多种文化因子,又凝聚了本土特色的多元军事制度逐渐形成。究其实质,是云南地区多元文化走向一体化格局的反映,亦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历代兵制与固原(下)

北宋的军队由禁兵、厢兵、乡兵和蕃兵组成,实行募兵制。镇戎军实行募兵制与征兵制相结合的兵役制度;金陷镇戎军后,仍实行征兵与募兵相结合的兵役制;蒙元时期实行的全民皆兵制度,立国后的安西王府辖境,是蒙古兵、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集中驻防的地区,包括屯军;明代前期实行征兵制,嘉靖以后实行募兵制,固原招募的士兵乡兵是当时一支重要的防御力量;清代前期实行世袭兵制,后期实行募兵制,募兵制在固原表现突出,向荣开清代固原募兵之先河,董福祥甘军招募固原籍兵士最多。

曹魏兵制的变化与州郡领兵制

建安年间 ,募兵逐渐取代义务兵成为军队的主要成分。世兵制度 ,就是把召募来的职业兵 (包括受降和收编的军队 ) ,另立户籍 ,以其家属集中居住作为人质 ,并令其世代为兵的制度。这要求对兵士的指挥权进行重新分配 。

对唐宋之交兵制演变的探索与思考──读张其凡著《五代禁军初探》

对唐宋之交兵制演变的探索与思考──读张其凡著《五代禁军初探》周生春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唐宋时期是上承魏晋南北朝及隋代，下启元明清三朝，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重要历史阶段。赵宋以降直至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社会，可以说即是这一变革的产物。而历时约半个多世纪的五代...

中国古代府兵制简析

府兵制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兵制之一。由西魏权臣宇文泰首创于大统年间，历此周、隋，至唐初而日趋完备，唐玄宗天宝年间崩溃，历时二百年之久。

秦汉刑徒兵制与谪戍制考辨

秦汉时期与以罪人为兵相关的制度有两种,一是谪戍制,二是刑徒兵制。两者的主要区别有三:其一,被谪戍者和刑徒兵的称谓在文献中有严格区分,前者常被写作"谪徒"、"适卒"、"谪卒"等;后者常被称作"弛刑士"、"施刑士",有时简称为"弛刑"、"施刑"。其二,谪戍是司法判决的结果,属于一种刑罚,而发刑徒为兵则是皇帝诏令的结果,是对已判决罪犯服刑方式的一种变更。其三,二者实施的对象不同,谪戍的对象包括亡人、罪吏、盗贼等有罪者以及赘婿、商人、闾左等"贱民",还包括称作"诸疑罪"的犯罪嫌疑人;而刑徒兵则由弛刑徒组成,包括判为城旦、鬼薪、隶臣、司寇等刑徒,判处枭首、腰斩、弃市等的减死罪囚。滥发谪戍体现暴政,发刑徒为兵则更多体现出一种宽宥。

曹（Tshar）─—吐蕃统治敦煌及西域的一级基层兵制

曹（Ｔｓｈａｒ）─—吐蕃统治敦煌及西域的一级基层兵制杨铭，何宁生公元８世纪中叶至９世纪中叶，兴起于今青藏高原的吐蕃，曾一度攻占和统治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东南缘达百年之久。本世纪初以来，在敦煌、若羌、和田等地出上的大量吐蕃文书，就反映了唐代吐蕃统治上述...

商代兵制管窥

商王国的兵制是征兵制,主要兵源是自由民身分的“众”、“众人”、“人”。卜辞中的“师”、“旅”,乃是指由此种兵源构成的有组织的军队,并非《周礼》所描述的那种分级的定额编制。军队中十人为一队的组织形式,可能和一辆战车配备十名步兵的战术有关。军队组织的实质性纽带仍然是亲缘关系。“族”的原始意义应该是按亲缘关系组成的军事集团,是征集制军队的基本组织单位。在实行征集制的同时,还存在职业军人——武装警察(包括奴隶身分的职业武士’和军事性管理、后勤人员。

唐宋兵制变化与唐宋社会变化

关于唐宋变革问题,中外学者历来纷争颇多。近年来,唐、宋史学界都逐渐认识到,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是提高唐宋史研究的重要途径,而要打通唐宋研究,在20世纪颇有影响的“唐宋变革论”则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为此,本期约请张国刚、孙继民、李天石、杜文玉、严耀中五位学者对唐宋变革问题展开讨论。张国刚教授、严耀中教授从文化、孙继民研究员从军事、杜文玉教授、李天石教授从阶级(层)关系等不同的视角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多所创获,启人良多。冀望能够以此推动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史密簋》铭文中的齐师、族徒、遂人——兼论西周时代乡遂制度与兵制的关系

《史密簋》铭文中的齐师、族徒、遂人———兼论西周时代乡遂制度与兵制的关系方述鑫关键词：史密簋金文西周乡遂制度兵制１９８６年出土于陕西省安康县的《史密簋》，其铭文记载了西周王朝与东夷、南夷的战争。迄今，已有好几位同志撰文考释探讨本铭内容①。对本铭中的“...

清代新疆兵制的变迁

清代新疆兵制共发生了三次较大的变化:由建省前军府制度下八旗、绿营、回兵并存,到收复新疆后以勇营体制为支柱的勇营、标营、练军,再到新政期间的新军建设。新疆兵制逐渐走向近代化。这种变迁,是全国军事力量进步和新疆战略地位提高、具体地情转变的结果,同时也对新疆的政局、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兵制改革及其特点

邓小南认为,对"祖宗之法"的不断诠释过程,寄寓着士大夫们建树统治规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切期望,并折射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理想;而对于"祖宗之法"不恰当的倚重与抬高,则是酿成赵宋因循保守政风乃至关键时刻无所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葛金芳认为,宋代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张其凡认为,宋代兵制改革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军队的职业化、雇佣化;军权直接隶属于皇帝,军队成为皇帝的私兵;军队领导机构的多元化;重视禁军的选拔、补充和教阅,严阶级,劳其力;以及在兵力配置上"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等方面。何忠礼认为,北宋的科举改革不仅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中央集权的巩固,而且还推动了宋朝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的繁荣与进步,其所获实效确实不容低估。李华瑞认为,士大夫们在王安石变法中所表现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不足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变法措施中显现出的近现代社会经济理念的诸多端倪,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其表现在精神层面的历史意义要远大于当时变法无论成败与否的经验教训。

殷商政治领域中的性别差异与“王妇领兵制”

夏商时期女性的政治地位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尤其是商代,女性的地位更值得关注,不仅文献中记载周人灭商的战争誓词中斥责商纣王"唯妇言是用",而且在甲骨文中也有大量关于妇的记载,据统计甲骨文中出现的妇达两百位,加上其他的女性,当有更多。商人何以如此重视女性,非常值得研究。本文从商代女性参与军事活动的特定角度出发,利用甲骨文资料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对商代女性在军事活动中的作用进行研究,提出商代妇女参与政治生活的原因在于"家国同构"的政治组织形式与当时并不完善的政治管理机构,使商王及贵族将自己的权力分配给自己的妻子或亲随代行。这一观点包含了相当的合理性,比单纯的"母系氏族遗风"更能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相合,符合社会发展的阶段演进,对商代诸妇参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尤其是将"家国同构"与诸妇参政相联系,涉及了中国政治哲学上"家国天下"的根本,提示出古代社会政权与家族的融合,导致伦理与政治的融合的事实。其实,中国政治领域的众多现象,实际上是以伦理关系的推及政治关系所导致的,而由伦理上的地位获得获得政治上的地位,也是古代社会一种通常的用人方式,是一种王家族神圣化和控制国家的手段。但是,也要看到,王妇领兵,只是非常特殊的例子,在甲骨文中出现的近两百位诸妇中,只有妇好和妇井有与军事相关的记录。如果不考虑妇好、妇井在甲骨文出现的频次,而将甲骨文中的所有妇名做统一的分析,会发现相当一部分妇名出现在臼角,即是作为甲骨的整治者出现的,另外相当一部分是因为生育、疾病等原因出现,参与其他事务的妇虽然也有,但数量极少,而且也主要是妇好、妇井两人。所以,甲骨文中的妇大部分是因为生育、疾病或整治甲骨而出现,参与军政活动的妇并不多见。这应该只是伦理地位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的一些非常规的例子,虽然说明商代妇女的政治地位不低,但是否可以视作一种通常的现象,则还需要结合更多的文献、考古、民族学等其他方面做更深入的探讨。基于以上的原因,称"王妇领兵制"还是需要再斟酌。称为"制"应该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但我们从甲骨文中可以看出,女性从军尤其王妇领兵依然是特殊的现象,不能称之为"制"。从相关记载看,夏、商时代女性尚在政治生活占有一定地位,《国语·晋语》载夏朝末年桀后妺喜"与伊尹比而亡夏",《尚书·牧誓》中武王直称商纣"唯妇言是用",甲骨文中也存在贵族妇女参与政治的记录,但周朝以后则主张"牝鸡无晨",女性在政治领域的独立地位逐渐丧失,这其间包含了社会、制度的变革,也是值得探讨的。作者认为是西周在统治方式上采取了分封制和世族世官制度,而这些官吏均由男性来充任,所以女性淡出政治舞台。这是一个很好的课题,只是作者限于篇幅没有深入。本文是一篇非常好的商代历史研究论文,为读者提供了新的论点和视角。但由于篇幅所限,有许多问题还未展开,依然有很大发展空间,可以做出更好的成绩。

宋初兵制改革初探

宋初的兵制改革,是宋初政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论者甚多。笔者不揣冒昧,谨陈管见于下,尚祈赐教。一、腹心之患军队,这是一切政权的柱石。对军队的处置,即兵制的问题,对于任何政权都是关乎稳定的大问题。

两汉边防兵制若干问题之比较──以西、北地区为中心

两汉边防兵制，尤以西、北地区最为典型。我们在边防武装力量构成、边防集兵方式、边防养兵费用及其筹措等方面，探讨两汉边防力量的差异、兵役制度的变化以及养兵与社会经济的关系等诸方面问题。

论北方草原民族之族兵制

族兵制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兵役形态。在北方草原,从有明确记载的匈奴族兵制到入关前的女真人,北方草原民族无不实行族兵制。族兵制是北方草原民族数千年来传承不断的一项重要军事制度。"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是族兵制最初阶段的本质特征。匈奴国家政权建立后,先后征服、统治了周边民族,迅速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其军队不再由居民"自动"组成,军队的组成具有了强制性,但这并未改变其全民皆兵、军政合一的组织形式。匈奴、柔然之后的北方草原民族政权是以"地区部落"组织为基础的,随着部落构成以血缘为纽带到以地缘为纽带的变化,北方草原民族政权实行的族兵制的血缘色彩逐渐褪去,地缘因素日益增强,并最终成为了主导。

明代浙江省镇营兵制下海防建置探略

明初在浙江形成了以卫所、备倭都司等为主的海防建置。正统末至正德时期,浙江镇守文臣、武将与内官纷纷设立。嘉靖时期,浙江以巡抚提督军务、总兵镇守;其下兵巡道、参将分管各区,统所属备倭把总,侧重海防;备倭把总统沿海卫所。巡抚标下左、右营游击所统官兵,往来冲要之地,省镇营兵制海防格局形成。浙江为明代东南海防重镇,其省镇营兵制为九边以外地区之典型,抗倭主力"戚家军"便属此建置。

勇营兵制的发展:淮军的建立和淮军兵制

淮军是继湘军后建立的清朝非经制兵，是继湘军之后晚清勇营的又一支重要武装，其制度基本仿照湘军，它的建立标志中国近代勇善兵制的发展和兴盛。在中国近代兵制史上，淮军既是湘军的继续发展，又是北洋新军的前身，有着承前启后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