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服务、劳动监督与中国农业生产率

农业生产具有生产周期长、投入与产出关系不明确、劳动监督难等特征。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利用4省2968个地块2期微观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社会化服务与农业生产率的关系、异质性情形以及劳动监督的作用。结果表明,农业社会化服务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农业社会化服务支出占比每提高1个单位,农业生产率将增加6.6%。异质性结果表明,对于耕地和收割等标准化程度高的环节,服务的采纳有助于农业生产率的提升,而病虫害防治这一标准化程度低的环节,服务的采纳对农业生产率不产生影响;相较于规模户,采用社会化服务并没有推动小农户从中受益;与种植水稻相比,从事玉米种植时,社会化服务对农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劳动监督在服务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要素配置效率对农业生产率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2011—2020年不同地区82个涉农企业的实证考察

基于2011—2020年中国82个涉农企业面板数据,根据所属地理位置,将其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运用超额对数生产函数对农业生产率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测算要素配置效率,并对各地区要素配置效率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实证考察。结果表明:要素投入的持续增加不能带来产出的持续增加,结合要素之间的组合作用说明要素的投入存在最佳投入范围。东部、中部地区涉农企业的资本要素对产出的影响分别呈现出显著的U型和倒U型特征,劳动要素对产出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和负向作用,并且存在组合效应,西部地区不存在显著曲线特征;东、中、西部地区资本和劳动要素对产出都存在显著的线性作用和组合效用,且线性作用均为正向作用,组合效用为负向作用;东、中、西部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对农业生产率具有阻碍作用,其中中部地区最强,西部次之,东部最弱;东部、中部地区的劳动要素配置效率对农业生产率起促进作用,但西部地区则是抑制作用;整体来看,资本要素配置效率绝对值均大于劳动要素配置效率。为此,企业需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减少要素配置扭曲,以此提升农业生产率。

改革以来中国省际农业生产率的收敛性分析

本文使用基于农产品成本收益数据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采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分析了改革以来中国省际农业生产率的收敛性。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虑了时间和省份特殊效应、序列相关等因素的影响后,中国省际农业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条件性β收敛。为了进一步检验这一结果的可靠性,我们同时运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的新的理论进展和方法再次对其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条件性β收敛仍然显著存在,并表现出良好的稳健性。

农地经营规模与农业生产率研究综述

农地经营规模与农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农业经济学领域的关注,在中国关注该问题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本文通过综述和比较国内外关于农地经营规模与农业生产率关系的研究进展发现,由于学者对农地规模概念的理解存在差异,且在研究中选取了不同的指标衡量农业生产率,得到的研究结论不一致。此外,还发现已有研究往往从要素市场不完善、遗漏变量问题等角度对农地经营规模与农业生产率之间的经典的"反向关系"进行解释,但对于两者之间呈现的其他关系,学者的研究相对较少。对上述结论的解释意味着目前中国推行规模经营仍然需要考虑地区条件、市场发育特征等条件的差异而适度开展。进一步的研究还需要分析农村要素市场完善程度与开展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关系等方面展开。

1993-2005年广东农业生产率的变动与分解--基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对广东省1993-2005年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动趋势进行了考察,并把TFP的增长构成分解为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三个部分。结果表明:13年间广东全省农业TFP的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下降对TFP的增长造成了不利影响;农业TFP增长的地区水平差异显著,而且增长的结构也有所不同。最后是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及收敛性分析

本文使用省级农产品成本收益面板数据,运用基于非参数的Malmquist指数方法重新估计了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增长状况,并将生产率进一步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在此基础上检验了中国农业生产率的收敛性,并简要分析了实证结果的政策含义。

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地区差异与收敛性研究

在比较我国各省农业生产率的前提下,运用巴罗回归等方法,检验了我国农业生产率的收敛性和形成β收敛的条件。分析结果显示,1985—1991年中国各省的农业生产率呈发散态势,1992—2002年存在条件收敛,其中市场化程度、农村教育、耕地灌溉率对缩小农业生产率的地区差距有显著的影响;长期来看,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是农业生产率提高的主要促进因素,短期内改善农村教育、提高耕地灌溉率可能效果更加显著。

环境污染约束下农业生产率增长地区差异及其动态分布演进

本文通过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将环境污染因素纳入农业生产率分析框架,测算分析了环境污染约束下中国1998—2009年地区农业生产率水平,并考察了环境污染约束下农业生产率地区差距的动态分布演进及其影响因素情况。研究结果表明:不考虑环境污染约束将会高估中国整体的农业生产率水平;考虑环境污染约束的农业生产率没有出现收敛现象,各省农业生产率趋异的状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持续存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农业结构调整以及城乡收入差距对环境污染约束下的农业生产率有显著影响,是未来农业环境政策制定的重点。

省区财政支农投入对农业生产率及其构成的影响

通过构建空间相关加权项估计多边贸易重力模型,构造了以地理因素表征农产品特征的省区贸易开放度的工具变量,实证研究了中国省区财政支农投入对农业生产率及其构成的影响弹性。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财政支农显著偏低,但财政支农投入确实显著提升了农业劳动生产率;通过进一步分解劳动生产率,发现财政支农投入对资源配置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影响弹性为正且显著,而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弹性显著为负。表明财政支农发挥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的作用面临着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低和基础设施欠完善的强约束,未来应通过加强这两方面的投资助推农村经济组织创新来实现农业技术进步,条件不成熟时向农业新技术推广应用领域过度投资,极易陷入"拔苗助长"式的农业现代化的泥潭,降低了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

劳动力返乡、要素配置和农业生产率

基于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混合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系统考察劳动力返乡对农业产出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劳动力返乡提升了农业土地产出率,但对农业劳动产出率没有显著影响;劳动力返乡降低了农业内部种植业尤其是粮食作物的土地和劳动产出率,且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劳动力返乡通过土地流转和家庭劳动分工的两条要素重新配置的中介途径间接影响农业土地和劳动产生率,但借助农业资本配置影响农业产出率的路径不显著。当下鼓励外出劳动力返乡不利于传统农业的发展和现代化,劳动力返乡再就业亟需引导。

公共投资对农业生产率和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

本文在分析我国农业生产率和农村地区劳动力非农就业现状的基础上,采用GMM方法检验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具体分析了公共投资对农业生产率和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生产率和非农就业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非农就业水平的提高会促进农业生产率的增长,而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反过来会进一步提高非农就业水平;公共投资对农业生产率和非农就业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不同类型的公共投资对农业生产率和非农就业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

我国农业生产率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研究

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均表明:提高农业生产率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只有提高农业生产率,才能优化农业投入结构,使农业产出结构合理,产业链迂回,农民收入增加,从而达到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

碳排放约束下我国农业生产率的测算及提升路径

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农业生产率与碳排放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考虑碳排放的约束下,运用基于DEA的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测算我国1985—2010年的农业生产率。结果发现,全国及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及东北地区农业生产率均呈上升趋势,沿海地区及东北地区农业生产率明显高于西部与中部地区,中西部大多数省区的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处于失衡状态。结论:应该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全面推进资源节约型农业、环境友好型农业、现代农业和低碳服务发展。

山东省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选取山东省1952—2010年统计数据,用粮食单产作为衡量农业生产率的指标,用农业存款额和农业贷款额来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引入财政支出中的支援农业支出指标考察农村居民在生产中的资金支持,通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研究山东省农村金融发展和农业生产率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生产率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农业存款对农业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业贷款和支援农业支出资金使用效率低,抑制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脉冲响应和方差分析说明,农业存款、农业贷款和支援农业支出对农业生产率存在负面的滞后影响,政府应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加大财政支农力度。

农民现代性与农业生产率的互动--基于江苏省农户的问卷调研

该文基于英克尔斯的OM-3表编制了包括26个维度的现代性量表,根据江苏省631份问卷调查的数据,估算出当前农民总体上现代性水平较高,苏南居首,苏中次之,苏北最低。并应用DEA-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现代性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及作用机制。估计结果表明,内在涵养与开放观念对农业生产率产生显著贡献。文章提出,应通过推动农民合理有序流动、提高农村教育水平等措施培育农民的现代性,鼓励和引导农民返乡创业和就业,促进农业生产率稳步增长。

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变化及其分解

本文根据1984—2002年中国内地29个省(西藏、重庆除外)的农业投入与产出数据，首次用参数方法在同一模型框架内估计了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及技术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对农业生产率的变动状况进行了趋势分析和跨地区比较。

品种质量改进与农业生产率提高——基于近代棉业调查的实证研究

美棉的引种与推广是近代中国棉业品种质量改进的代表性事件。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在棉花等代表性行业方面,近代中国农业的品种质量获得了较快的改进,而品种质量的改进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升。具体到棉业上,近代中国棉业出现了较为典型的品种质量与农业生产率"双改进、双提高"的发展趋势。棉业的这种"质量型"增长特征,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学界对于中国"隐性农业革命"历史起点的理论认识,并有助于厘清近代中国整体经济发展阶段的定性判断。

农业生产率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基于城市化和信息网络技术的视角

农业生产率提升,释放出的农业劳动力优化了产业结构,可以称之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机制。那么这是否也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呢?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城市化和信息网络技术对此又会施加怎样的额外影响呢?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农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一般均衡模型,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当期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不利于当期制造业转型升级;其次,若考虑城市规模的影响,当城市规模较小时,当期农业生产率提升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是正向的,反之影响不为正;再次,若考虑信息网络技术的影响,当信息网络技术发展水平超过临界值时,当期农业生产率提升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为正,反之不为正。简言之,处在适当范围内的城市化和信息网络技术能够使得当期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促进本地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基于SE-Malmquist模型的农业生产率分析——以新疆为例

运用超效率模型计算Malmquist指数,测算出2004-2007年新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对Malmquist指数进行分解以分析其不断提高的原因。结果表明,新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结果,技术效率变化率没有发挥促进作用;各地区农业生产效率差距较大;农业生产效率与技术进步没有很好地结合。为进一步提高新疆农业生产率,需要充分挖掘现有技术潜力,做好现有技术的推广运用。

中国区域农业生产率因素分析与预测

首先讨论农业生产率的决定因素,包括制度、化肥、资本、知识和环境因素等,接着利用回归方法建立起农业生产率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