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地管理的主体行为与博弈分析

我国现行的农地管理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其核心原因在于宏观政策缺乏微观执行基础。基于此,分析了农地管理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村集体)的行为,并探讨了农地管理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不同管理主体的行为变化对各主体利益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农民的利益变化。利用博弈论分析方法建立了三个主体的博弈分析模型。首先从子博弈分析出发,分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农地管理中的博弈过程,其次分析地方政府与农民集体利益的代表——村集体的博弈分析,最后建立三个主体的主博弈模型。研究发现:在农地管理过程中,地方政府间联合与中央政府博弈的可能性不大,因而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规制,自下而上做实农地管理的微观主体——包括明确农民的使用权益、提高农民的市场地位,有利于消除农地管理中的寻租行为,提高农地管理的效率。

美国农地管理制度及其主体变迁的经验考察与借鉴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已经进入城市化稳定发展时期。但是美国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也存在严重的城乡土地利用、农地管理效率低下、农地过渡非农化等问题。对美国农地管理的历史演进与主体行为变化的总结与分析,对提高中国的农地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台湾农地管理制度经验与启示

我国台湾地区经历3次农地改革,形成相对成熟的农地管理制度,保障了台湾地区农业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总结分析台湾地区农地管理的主要做法及特点,借鉴台湾经验,从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细化农地管理规章制度、重视耕地保护与促进农地有效利用等角度,提出深化中国大陆农地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

中国农地管理主体行为与制度绩效研究

中国农地管理的制度设计存在很大的寻租空间,使得不同层级的管理主体依据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要求在现行制度安排下其行为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甚至主体与主体之间的行为存在非协同性,导致不同的主体对农地管理制度创新的动力不同,由此导致相应的制度绩效也存在差别。

中国农地管理中村集体与农民的行为分析

在公有制的土地框架下,政府必然是土地管理的主体,但在现行的农地管理制度和法律下,村集体的性质与地位、村集体与村干部制度以及农民现有的地位就决定了我国农地管理的各项政策缺乏明确的微观执行基础,因此,政策的效力很难得到切实有效的释放。

我国农地管理制度的修改理念与规范配置

城乡二元体制下,我国农地管理制度之首要目的在于限制农地权利,剥夺集体与农民的农地发展利益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基于此,农地管理制度具有管制过度、双重不平等以及忽视农地权利主体参与等特征。其规范配置以禁止性与强制性等强行性规范为核心。随着我国进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农地管理制度应成为工业反哺农业的有力保障。它应该确立扩大自治、实现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有机结合以及强化民主参与的立法理念。修改后农地管理制度的规范配置要弱化强行性规范的核心地位并减少其数量,增加任意性规范与倡导性规范的数量,注重它们在农地管理中的功能发挥。

2008地政新篇章之 农地管理再申“严”

农地问题，不只是小产权房 岁末年初，有关“小产权房”的话题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先是2007年12月1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租用、占用农民集体土地搞房地产开发”。

集体农地管理权配置对农地承包权稳定性的影响

论文在从理论上分析集体农地管理权与农地承包经营权稳定性之间相关关系的基础上,通过运用方差分析方法对生态脆弱区江西省兴国县、上饶县、余江县样本村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从土地调整的不同组织者类型的平均土地调整次数来看,在调查区,尽管基层政权组织及其延伸组织会介入农村土地或组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整事务,但土地调整的愿望最强烈的还是农民自己,而行政组织及准行政组织(行政村与村小组)土地调整的需求不如农民自己强烈。最后,论文从改善集体农地管理权、提高农地承包权稳定性方面,提出了开展水土保持的政策建议。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农地管理的目标偏差及其行为分析——基于农村土地管理宏观主体的分析

通过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农地管理目标和行为模型的分析,指出了基于社会福利人角色的中央政府和基于经济理性人角色的地方政府,在农村土地管理行为上存在的不同。

美国农地管理主体与管理制度的历史变迁及对我们的借鉴

通过对美国农地管理制度演进阶段和管理主体以及主要机构的分析,指出美国的农地管理制度是在变迁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的。其基于产权明晰基础上的农地管理制度、有针对性的农地管理政策和重视市场手段在土地资源管理中的应用等对我国的农地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农地管理步入法制时代

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既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又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还是发展的重要资源。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是党在农村各项政策的基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现行农村土地承包制是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在这个制度下,农民获得了很大的生产自主经营权。然而,现行农村土地承包制面临不易克服的难题———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期限极不稳定,土地权属不明晰。从农村土地承包管理理论和江苏省近年的实践探索来看,解决问题的出路是:按照温家宝总理近期“永远不变”的指示下决心把土地承包权永久地固定给广大农民,使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成为一种包含使用权、转让权、继承权和抵押权的土地财产权。这是农村土地权利理性的复归!要做到这一步,现有的法律构架及农村土地管理体系,还有许多不适应之处。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创新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整体推进农村土承包管理法制化,明晰土地权属,切实赋予农民土地承包权更准确的内涵并有效维护农民合法的土地权益,正是我们必须认真破解的一大难题。

现代农业背景下的农地管理

近年来，现代农业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也引起了农村土地利用结构的改变。以各种名目新建的农业设施越来越多，占地量越来越大，传统的农用地管理政策似乎已与之不相适应。如何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促进现代农业健康有序发展，同时防止借发展现代农业之名大肆占用耕地？当务之急是对现有农用地管理有关政策规定进行调整和规范。

低碳经济、农户行为与政府农地管理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向低碳模式转变已成全球共识。农地利用在碳循环中的作用决定了一国需要科学合理的农地利用管理政策。在我国目前经济社会演化变动阶段,农户家庭依然是农地利用主体,收入最大化条件下的农户家庭的农地利用行为并不一定符合低碳经济的发展要求。尊重碳循环和市场经济规律,加大研究力度,制定并执行科学合理的国土空间主体功能区规划,控制农用地转用规模,通过财政补贴等手段引导农户家庭合理利用农地,保持农地各种利用类型比例适当,持续加大农地经营投入,对我国解决碳减排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农地管理应多依靠农民

【关键词】宅地管理【新闻提要】据玉环新闻网报道，浙江省玉环县2010年启动土地民主管理示范村创建工作，2014年全面铺开。目前，全县共建成72个土地民主管理示范村，累计解决农民建房7261户，卫片执法检查违法占用耕地比例最低降至0．93％，连续3年居全市最低。

信息平台建设提升农地管理水平

为适应新时期农村土地承包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的需要，重庆市从2008年开始，在部分区县开展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建设试点，同时开展了农村土地流转电子信息平台建设。

创新农地管理 统筹城乡用地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2020年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任务，并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改革发展作出部署，特别强调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本文结合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联系重庆的实践，就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谈几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做法与体会。

德国农地管理与农业经营体系研究

德国是欧洲的农产品生产和出口大国。德国农业的快速发展,与其拥有先进的农地管理系统和健全的农业经营体系密切相关。农地管理系统主要具备规划体系化、程序规范化、交易合法化、主体多元化和技术信息化等特点;德国的农业经营体系主要包括家庭农场和社会化服务体系两部分。通过研究德国农地管理系统与农业经营体系,文章结合中国实际,从农地权属管理、扩大家庭农场经营规模、构建新型经营体系以及信息系统建设、支持政策配套等方面提出经验借鉴。

中国农地宏观管理主体与微观主体的博弈分析

通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与村集体在农地管理中主体行为和它们之间利益博弈的分析,指出了不同管理主体的行为变化对各主体利益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农民利益的变化。文章首先从子博弈分析出发,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农地管理中的博弈过程,其次分析了地方政府与农民集体利益的代表——村集体的博弈,最后建立三个主体的主博弈模型,进而探讨了农地管理主体博弈的帕累托改进,并提出明确农地的管理主体、规范农地管理主体的行为,做实农民的微观管理主体地位等政策建议。

GIS支持下的农地流转管理信息系统设计与开发关键技术研究

城乡一体化土地管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建立农地流转综合管理信息系统(RLMIS)可以实现对农地流转的自动化管理、智能查询与统计分析并辅助相关主体进行决策。RLMIS系统设计与开发的关键在于农地流转管理的业务流程建模、RLMIS与地籍管理信息系统的空间数据共享、RLMIS空间数据多尺度管理与应用和RLMIS数据自动综合。在分析RLMIS系统功能的基础上,探索了系统的运作流程,并对上述关键技术进行了研究。

安倍农政改革之农地中间管理机构的实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作为安倍晋三首相提出的农业增长战略之一,农地中间管理机构政策自实施以来备受日本各界关注。本研究通过厘清农地中间管理机构政策的内涵、制定的过程以及迄今为止的实施效果,深入剖析制约该政策绩效的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日本农林水产省在没有通过协商谈判与财界、政界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就匆匆立法,导致农地中间管理机构政策本身存在着很多缺陷。第二,农地中间管理机构未能消除农户的不安与抵触情绪,因此无法有效调动农民进行农地流转的积极性。中国在开展农地集约化工作时需要注意以上的两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