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政策实践,指向了社会学持续关注的国家与农民关系问题。公共资源下乡中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互动不仅在器物和组织两个层面展开,还集中体现在价值层面。在乡村振兴的积极案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形态表现为器物层面上国家资源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组织层面上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价值层面上农民国家认同感的强化。国家输入的公共资源只有以高度社会化的方式与农民互动时,农民才可能按照特定的行动逻辑将“国家”内化于心,国家权力才算实现了社会合法性的确认和再生产。为了实现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社会治理公共性的建设不应停留于权力运作的策略层面。国家应充分发掘、激活蕴藏于乡村社会中的本土资源,将自上而下输入的公共资源转化为推动乡村社会开展自主建设的内生要素。如此,公共资源的下乡才能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促成国家濡化能力在基层的再造,实现现代国家在社会中的扎根和成长。

重读税费改革:国家、集体和农民关系的视角

税费改革及其配套的改制政策在乡村社会的治理实践中将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双双从村集体中释放了出来,加速瓦解了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统"的力量和融于集体之中的村落共同体意识,促使农村基层组织退出了农村公共品的统筹领域,也使农民退出了农村公共品的合作供给,致使后税费时代的乡村社会面临着极大的治理困境。集体的渐行渐远,改变了国家与农民打交道的间接方式,而村治困境的存在亟待新"集体"的回归,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的调整。

一种农村超强控制模式——改革开放前国家与农民关系分析

在改革开放前,国家力量在农村社会超强发展,对农民的管理从宏观深入到微观的各个层面,农民的各项权益得不到保障,从而进一步扭曲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这构成了我国现阶段“三农问题”深层的历史原因。因此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是“三农问题”的基本问题。

从“农民负担”走向“公共财政”——从财税的视角对改革30年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回顾

本文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负担的历史、现状及其制度成因,试图从财税制度的视角剖析改革30年来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国家与农民之间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由于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民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被掠取的地位。简而论之,这种关系经历了从多取到少取,直至不取,再到多予的历程。最近一个时期出现的积极变化,让九亿农民真正看到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曙光。

现阶段党和农民关系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的关系，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与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的关系。从我国人口的城乡结构看，全国13亿人口，60％以上在农村。从我们党的组成成员结构看，全国7000多万名党员中，半数以上在农村。国情党情决定了我们党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处理与广大农民的关系。党和农民的关系，既包括政治上的同盟和合作关系，也包括经济上的互利互惠和共赢关系，还包括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和谐关系。回顾历史，我们在处理党和农民关系的问题上，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审视现实，党和农民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既有令人鼓舞的积极因素，也有令人忧虑的消极因素。

粮食统购统销视域下国家与农民关系(1953—1956)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为缓解严重的粮食危机,出台并强力实施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由此引起农民强烈的反应并形成农民与国家之间紧张的互动和博弈。这种互动和博弈主要表现为国家统购统销与农民自由之间的矛盾,高征购引发农民"粮食恐慌"的危机,强迫命令风导致农村干群关系尖锐对立。在农民微弱且坚韧持久的利益表达压力下,国家不断地调整和完善统购统销政策,并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实现双方的"利益整合",冲突得以调适和纾解。国家与农民的互动和博弈,不仅折射出国家尊重农民、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所做的不懈努力,也为当今推进农村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有益借鉴。

精准扶贫与服务型政权的建设--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再认识

精准扶贫不仅在解决中国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发挥作用,而且还应在推动中国基层的服务型政权建设,调适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为此,国家应该改变资源的输送关系,来推动中国基层政权由"给予型"向"服务型"方面转型,并通过建立"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协作机制,优化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和结对帮扶等制度来进一步密切国家与农民关系。

从国家——农民关系的转型看“乡政村治”模式的困境

“乡政村治”模式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调整的一种具体探索,但“乡政”和“村治”作为两种异质体制共处于国家与农村社会的边界,在实践中显示了制度设计上的种种不足,而且在新的条件下“乡政”有变为自利性国家经纪的动因。这种体制困境要求对农村的治理模式进行制度创新。

新农保农民缴费选择的经济理性:政府—农民关系嬗变的视角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不同于其他社会保险制度的突出特点在于"自愿参保",但这也导致新农保呈现"高覆盖率、低缴费水平"的特征。以机会成本为对照,考察不同参保年龄、不同缴费档次条件下新农保政策的收益情况可以发现,在当前政策下,绝大多数农民选择低档次缴费,在领取养老金前提高缴费或补缴是符合经济理性的。这种经济理性背后隐现的是农民主体性的跃升,使得政府-农民关系由"主动-被动"转向"强主动-弱主动"。

合作式吸纳: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一种类型——基于赵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叙事

在国家推行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国家与农民关系产生了新的变化。以赵村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例,国家与农民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合作式吸纳”的关系类型。农民的发展意愿与诉求表达以及基于需求契合的政府回应构成了合作式吸纳的生成基础。地方政府与农民通过合作克难与合作创新推动改革与发展进程。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以合作为依托,通过需求整合、制度吸纳与协同引导等方式,实现农民与地方经济的共同发展。在“合作式吸纳”框架下,国家与农民之间生发出一种基于行动的互惠关系,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与自下而上的农民自治之间的张力得以有效调和,一种良性互动的乡村治理新格局得以呈现。

分类治理与福利下乡:国家与农民关系视域中的精准扶贫政策实践研究

分类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的重要传统。将精准扶贫政策实践纳入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视域中发现,精准扶贫作为新时期国家送福利下乡以改善与贫弱农民关系的核心举措,将穷人重新推上乡村政治舞台的中心,以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贫困户为契机,通过构建党建引领的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机制,打造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使分类治理取得良好的实践效果,基本实现了阶段性的贫困治理政策目标。

国家-农民关系变迁中的基层政治精英——以东北内陆农村F镇为例

基于长时间在东北内陆农村一个典型农业镇的田野调查,研究发现,对村干部(尤其是村党支部书记)来说,人力资本决定着其在村级权力结构中能否获取和保持高端职位。处于村级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村党支部书记,是沟通国家与农民的桥梁。在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中,村党支部书记群体是可以贯彻国家意志最后的屏障。在国家-农民关系变迁的过程中,拥有优质人力资本的村干部能贯彻国家方针政策,平衡国家和村庄的权益,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七十年: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视角

决策和融资是公共物品供给的两个基石。本文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视角出发,考察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历史变迁。通过对人民公社时期、改革开放至农村税费改革时期、后农业税费时期的考察,揭示了我国村级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转变路径和逻辑。近年来,随着公共财政对农村公益事业的投入力度日趋加大,以一事一议为主要制度载体的体制外民主式供给模式日渐兴起。但随着体制内融资逐步取代体制外融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模式也逐渐发生改变,村级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面临着新的道路选择。本文认为,应完善村民一事一议制度,树立新的准公共财政理念,建立体制内民主式的村级公共物品供给模式。

党与农民关系百年变迁及历史启示——基于财政视角

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通过革命斗争实现从区域红色政权领导者到全国执政党的转变,并领导一个落后的大国逐步崛起,在新时代成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百年大党取得了辉煌成就,在诸多经验之中,从国情出发抓住中国的基本问题——农民问题,特别是通过财政手段很好地处理了党与农民的关系,无疑是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以财政视角为切入点,从动员农民、依靠农民、为了农民三个层面分析了党与农民关系的百年演进轨迹,并总结了历史启示。

两重结构、两个不计成本、两个变量与古代的农民问题——中国古代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之一

中国古代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水与舟的关系,即水可载舟,水亦可以覆舟。但是这种关系是如何具体进行的,学术界目前基本上没有从理性的角度进行分析。本文基于对国家政治、农民生活等方面充分认识,从中央集权国家的两重结构即官民结构,促使王朝稳定的两个不计成本即国家为了维护其统治不计成本,老百姓为了传宗接代不计成本,瓦解王权稳定的两个变量即农民负担变量和单一种植业结构农业收成变量的角度,分析历史上的国家与农民利益博弈,探讨历史上的农民问题,借此了解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规律。

国家与农民关系视野中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反映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变化。为解决当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我们要把"冲突型"的国家-农民关系转变为"合作型"的国家-农民关系,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农民的谈判能力,加大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力度。

基于政府与农民关系视野的农业补贴政策研究

农业是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拥有悠久的历史，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农业产业化模式加强，农民生产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为减轻农民的负担，政府逐步取消了农业税，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规鼓励和引导农业发展。基于此，站在政府与农民关系的立场对农业补贴政策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是基于政府与农民关系视野的农业补贴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