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

将农民工市民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进程评价指标体系和计算农民工城市融入工资测算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基础上,基于2009—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能够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分区域看,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通过加快农业现代化、加快农村现代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等作用渠道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农民工市民化现状、问题与实践路径

农民工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乡村振兴的主导力量,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本文分析了县域农民工就业现状、存在问题,并提出提升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的实践路径。

《城市公共服务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城市公共服务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一书由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倪超军教授著,于2022年12月由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经历着世界上前所未有且人数数量最多的人口迁移,这不仅影响着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还关系着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形成。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了60%,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相差16.22个百分点。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的“隐性户籍墙”困境及其破解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如何踏实走好新型城镇化道路成为一项重要的时代课题。新型城镇化要求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扎实推进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新型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下,从“隐性户籍墙”的视角来看,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障碍因素主要体现在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社会保障体系、二元土地制度等方面。基于此,文章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之策,以期为推进“以人为本,公平共享”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提供有益参考。

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的影响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除了受制度客观因素的制约外,更应与农民工市民化能力这种主观因素密切相关。制度是外因,能力是内因,内因是关键,起决定作用。农民工市民化要想成功实现,必须注重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培养和提升。农民工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已经成为阻碍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为了提升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必须要遵循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提升路径,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与机制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城市持续稳定繁荣的重要保证。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具有显性与隐性、分期分批性、区域性等特征。农民工个人(家庭)与政府是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的主要责任主体。在建立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时,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输入地政府与输出地政府之间的关系、当期成本与远期成本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程度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规模之间的关系、外来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居民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其分担机制构建——以西安市为例

以西安市为例,分析了西安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建立了西安市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指标,提出了构建合理成本分担机制的观点和建议,以期对西部地区、全国有序推行以农民工市民化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参考。

农民工市民化与农村宅基地退出的互动关系研究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目标。农民工市民化与进城农民工退出农村宅基地之间关系密切。从互动机理来看,农村宅基地退出可以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必要的资本支持,农民工市民化则对宅基地退出提出了现实需求;从互动机制来看,新型城镇化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与宅基地退出的最大动力,而促进农业人口转移为市民和实现农村土地高效利用是重要的运行机制。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引导农民工退出宅基地具有可行性。为了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与宅基地退出互动,应加强"房地一体"的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建立农村宅基地价格评估和管理制度,构建新型城乡空间体系,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实施保障机制。

人力资本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形成机理及提升路径

在梳理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人力资本理论阐释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内涵,分析了人力资本与农民工职业转化能力、城市生存生活能力和城市融合发展能力形成之间的作用机理,并提出通过教育培训制度设计、机制完善、模式选择等路径创新以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对策建议。

构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的思考

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一体化、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重要任务,而要完成这一任务面临的突出难题就是破除制度制约、成本制约和能力制约,从以人为本出发,构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关键是要形成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负其责,农民工、企业和社会三方为辅的多元化成本分担主体,同时建立综合协调机制、动态互补机制和监督考核机制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有效运行。

农村土地制度安排是否阻碍农民工市民化:托达罗模型拓展和义乌市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分析农村土地制度安排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机制,并基于拓展的托达罗模型分析和义乌市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方法:理论分析和计量检验。研究结果:农村土地制度安排可通过保险效应和环境舒适度效应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承包地为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失败提供退路和保险,希望保留承包地的农民工其市民化意愿更高;宅基地和耕地为农民工在农村提供较城市更好的居住工作条件和环境,拥有宅基地和打算返乡种地的农民工则不倾向于市民化。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对农村土地态度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论:农村土地制度安排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进而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和土地集约利用,因此,应重视农村土地制度的合理安排。

农民工市民化中的被边缘化与自边缘化:以湖北省为例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湖北省千万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当前阶段,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出现自边缘化倾向,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彻底性受到影响。从农村劳动力的农村退出环节、城镇进入环节、城镇融合环节分析,有理由认为,相较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行为推进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利益诱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至今不顺利、难彻底、欠稳定,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隐性藩篱仍是其深层次原因,应破除制度障碍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阐释

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工在职业、地域和身份上向市民的转化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了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等三个相互联系的时序环节。每一环节的推进必须有相应的制度支持。由于特殊的二元制度使然,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缺失与制度不当同时并存,阻碍了市民化的进行。以正义与公平为逻辑起点,以制度变迁的低成本为原则,进行农民工市民化的土地退出制度、户籍进入制度、社会保障融合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是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关键。

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总体思路与政策组合

第二代农民工是最有市民化诉求且亟待市民化的群体,但市民化的进展较为缓慢,根本原因是政府担心无力承受市民化过程中第二代农民工权力保障,以及城市公共服务享受的资金需求而延缓了制约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改革。在测算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析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与相应制度改革的关联性基础上,提出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整体思路与政策组合。

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住房政策研究:基于国别经验的比较

如何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严峻问题。通过对其他国家解决城市外来人口的住房、治理贫民窟的经验与教训的分析,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住房政策应该是:政府高度重视并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公共住房视野、大力推进公共住房建设并出台配套政策和长远规划、培育城市房屋租赁市场、改变农民工安置区的建设理念、妥善规划城乡结合部的发展、集合社会大众的力量等。

云南省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分担机制研究

推动云南城市化发展的重点、难点在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关键之一是解决好转型期的各种成本问题。云南农民工数量相对庞大,对云南农民工的成本测算和分担机制进行研究,显得非常重要。结合实地调查,采用数理实证的方法,分析了云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特点,构建了云南省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得模型,对云南省农民工市民化的私人成本和公共成本进行了具体细致的测算,提出云南省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和资金筹集渠道,为云南城市化有序推进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四个维度”的农民工市民化实证研究——对3318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通过对全国23个省、4个直辖市和5个自治区的3318名农民工的实地调查,从生活质量、基本公共服务、社会融入和心理归属四个维度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新进展、新问题。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总体上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四个维度"发展不均衡,尤其是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融入发展滞后,并直接导致38.59%的农民工心理归属是逃离城市。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和法律体系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

非农就业、社会保障与农民工市民化--基于双变量Probit模型的分析

利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非农就业与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非农就业性质、劳动合同及医疗保险与包含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卡正向影响农民工市民化;务工城市更换次数负向影响农民工市民化。城市提供丰富且稳定的就业岗位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根本路径。在逐步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的前提下,实现农民工与原住市民同质化市民待遇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终极境界。

河北省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一、研究分析框架 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因素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指农民工自身的属性和特征外部因素主要指社会体制因素，设计合理的社会体制会增加城市吸引力、提高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基于此本文将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分为三类，即个人和家庭特征因素、经济特征因素和社会特征因素，具体影响因素分类如表1所示。

文化堕距理论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困境”与“出路”的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在市场、政府、社会三者的推进下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作为民生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与聚焦点,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并未达到理想状态。事实上,在农村退出、城市进入、社会融合三个环节中农民工市民化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深层次剖析后,会发现这些问题进一步反映在物质、制度以及精神等文化层面,这与奥格本用于解释社会变迁中产生诸多问题的文化堕距理论不谋而合。目前,中国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因此有必要从文化堕距理论的三种文化变迁视角探析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及原因,并进一步整合相关社会资本,尝试构建一个适合中国特色的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