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剧”抑或“减缓”: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农民工收入不平等

减缓农民工收入不平等是完善收入分配体系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对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基于2012−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和“宽带中国”政策试点,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数字经济对农民工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减缓了农民工收入不平等,且对低技能农民工收入不平等的减缓作用更强,对高技能农民工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不显著,该结论在经过安慰剂检验等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可见,数字经济具有包容性特征。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拓展农民工社会资本、提高农民工信息可得性和促进农民工就业三种渠道,减缓农民工收入不平等。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农民工收入不平等的减缓作用在年龄和区域两个维度均表现出较强的“数字鸿沟”。据此,提出在强化数字经济减缓农民工收入不平等,为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赋能的同时,也要注重克服数字经济在农民工收入分配中产生的“数字鸿沟”,避免加剧收入不平等的建议。

差异化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在差异化就业的环境中面临多重收入影响因素。首先,教育水平成为决定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高学历农民工更容易进入高技能职位,享有相对较高薪资。其次,不同的就业类型对薪酬产生显著差异,高技能、高附加值的职位薪酬相对较高,而劳动密集型岗位的薪资水平相对较低。最后,工作经验的积累直接提升了农民工在职场上的竞争力,为薪酬的增长奠定基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选择更加多元,但这也带来了薪酬水平的不均衡。未来,应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整体素质,促进经济结构升级,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高薪职业机会,以实现薪酬均等和社会公平。

新发展阶段农民工收入调查研究

提高农民工收入是“提低、扩中”和拓展消费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国出台实施了多项提高农民工收入的政策措施,对防疫和经济恢复中稳定农民工收入增长,促进贫困地区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激发蛰伏的市场潜力发挥关键作用。文章通过宏观数据、问卷调查和调研访谈对农民工收入现状进行研究,从收入水平、收入差异、收入结构和稳定增长等方面,分析总结农民工收入的特点与面临的挑战,并从提升技能水平、促进收入增长、加强就业创业等方面提出促进农民工稳定增收的具体政策建议。

农民工收入与社会关系网络——基于关系强度与资源的因果效应分析

笔者利用2015年对农民工进行的实地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农民工求职是否使用社会关系及所使用关系的效力,系统验证了关系强度、"关系人"以及关系资源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近83%的农民工依靠社会关系网络实现流动与就业;无论利用强关系还是弱关系,都对其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基于血缘和地缘的亲朋及老乡"关系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社会关系网络影响农民工收入的真正原因是农民工可以从其中获取不同性质的资源,包括信息和人情;关系资源的不同收入效应决定了社会资本的作用方式及结果。基于上述结论,笔者提出建立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参与的农民工服务体系,加快建设统一劳动力市场以促进就业公平以及优化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的政策建议。

基于分位回归法的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理论界对影响农民工收入水平的研究,主要是从总体上分析影响收入的各种因素及其作用程度。本文利用分位回归模型对抽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处理,对影响收入的各分位数进行因素分析,更为细致和深入地研究了农民工收入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回归关系。基于分位回归结果,本文分别从农民工自身、社会相关管理部门和用人单位的角度出发,对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提出相应的建议。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珠三角调查数据的证据

农民工的收入决定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利用中山大学2008年在珠三角地区的调查数据,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对农民工收入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职业网"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拥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农民工的收入会明显高于低社会资本的农民工。以"饭局网"社会资本代替"职业网"社会资本,对性别分组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均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政府应该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建立新的城市社会网络培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区域分割、职业背景、户籍特征与城市农民工收入水平差异分析——来自全国106个城市的证据

根据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工作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区域分割、职业背景、户籍特征等变量与城市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协方差模型,从而对区域性特征、不同职业背景、流动人口户籍特征的先致性因素与农民工群体收入的层级差异展开研究,从总体上对农民工流向、趋势作出基本判断,并提出努力实现区域间基本公共福利保障一致化、探索农民工人力资源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互动机制等切实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对策建议。

职业流动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基于我国七城市的调查数据

本文在中国七城市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职业流动对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结果表明:职业流动对农民工的收入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两代农民工收入的比较分析,发现职业流动与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呈正相关。但是在回归检验中发现,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次的增加,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开始下降,职业流动频次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呈现倒U型非线性关系;而在第一代农民工的回归检验中,职业流动频次与第一代农民工收入水平不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

建筑业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住建部自上而下的全国性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模型从建筑业农民工人力资本与建筑业就业特性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年龄、技能等级、工作时间、工作方式、企业资质是影响建筑业农民工收入的主要因素。由于建筑业的传统性和落后性,一线工人大多是从事体力劳动、技能水平偏低的农民工,工资收入与其付出不能对等,严重阻碍了我国建筑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提高建筑业农民工收入水平,需要加大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改革建筑业传统和落后的生产与管理模式。

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情况及影响因素

本研究基于代际研究的视角,对1012名城乡迁移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月收入、每小时收入、收入分布层次均低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男农民工比第一代男农民工的月收入低,新生代农民工的月收入存在文化程度差异,不存在性别差异。对两代农民工每小时收入的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影响两代农民工每小时收入的因素有异同之处。针对现状本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

农民工收入问题的形成机理

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民工收入问题因其与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果形成的强烈反差而备受政府决策部门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农民工收入水平低、收入结构不合理、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原则没有得到应有体现、农民工群体没有分享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实惠、农民工收入问题成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约束因子,因此,深入研究中国农民工收入问题的形成机理、探索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途径,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全面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逻辑必然。

教育能够增加农民工收入吗?——基于乡城流动人口收入调查的分析

基于CHIP流动人口调查数据,运用Mincer收入方程估计了乡城流动人口平均教育回报率、各教育阶段教育回报率,特别分析了学习成绩引起的教育回报率差异,以期客观看待"高分低能"这一现象。结果表明,农民工总体平均教育回报率为4.73%,仍处于较低水平;教育回报率基本呈现随着教育层次提高而提高的趋势,农村职业教育低于同等学力普通高中教育回报率;好的在校成绩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和教育回报率,在校成绩所引起的教育回报率差异为1.69%。据此进一步提出了改进农村教育的建议。

基于方差分析视角的进城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

据实地调查,发现劳动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自身因素以及职业技能、从事行业都是进城农民工收入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研究这些影响进城农民工收入的各个因素,初步探讨了各个影响因素对提高农民工收入的重要性。

教育、培训与农民工收入增长、收入差距——社会资本转换视角下的再考察

基于劳动力市场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构建了一个包含社会资本结构性转换的教育、培训对农民工收入影响机制的研究框架。使用2019年全国五省农民工调研数据和无条件分位回归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教育在促进农民工收入增长的同时也扩大了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职业培训状况的改善能够缩小中-高收入群体间的收入差距。(2)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结构从原始型向新型转换,能够有效促进农民工教育和培训回报率的提高。(3)新型社会资本扩大了总体收入差距,扩大了低-中-高收入群体间教育回报率差距,扩大了低收入与中、高收入群体间培训回报率的差距,缩小了中-高收入群体间培训回报率的差距。研究结论对于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推进农民工社会资本转换,强化教育、培训在优化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收入分配领域矛盾的集中表现——农民工收入问题

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农民工大多从事第二、三产业,但是他们与土地、农村、农业又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的历史渊源、生活背景、工作条件等都使他们具有不同于一般工人阶级的特殊性质,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吃苦精神,他们与农村和土地的密切联系所决定的劳动力价值及相应的工资水平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中的货币价值和收入分配。农民工阶层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各种重大矛盾都集中地从他们身上体现出来,包括工农、城乡、地区、劳资等主要矛盾。因此,改善农民工经济境地,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是解决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的关键,涉及中国社会生产关系的全面调整。当前的农民工阶层是中国劳动者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今后他们将进一步向工人阶级的更高阶段发展,在此过程中,应不断提高他们在劳资关系中的经济与社会地位,促进他们掌握现代工业技术,使他们的各方面素质不断提高。

金融危机下江浙沪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合同签署情况以及有无最低工资标准等方面,分析了金融危机下江浙沪农民工收入的受影响程度以及变化情况。采用实证分析方法验证得出性别、就业时间对农民工打工收入有显著影响,而年龄、文化程度等对农民工经济地位没有显著影响。

对外开放条件下的农民工收入特征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对外开放条件下,当社会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农民工的低工资是无法维系的,工资上涨的压力已经出现并将持续,无论是劳动力成本上升还是环境污染加重,均需要经济发展模式做出转变。本文结合我国对外开放的宏观背景,在分析我国劳动力流动与农民工收入特征的基础上,具体探讨了农民工工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与作用机制,并从企业微观经营和政府宏观调控两个方面提出经济发展对策。

农民工收入问题的形成机理:基于博弈论的分析视角

通过对农民工收入问题的形成机理进行研究,认识和发现农民工收入问题长期存在的根源,指出短期内无法提高农民工整体素质和集体理性的基础上,从提高全社会解决农民工收入问题的意识入手,科学地制定农民工收入定价系统,优化农民工收入结构,完善社会统筹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有效地农民工收入监督机制与违法企业的惩罚机制,为有效解决农民工收入问题提供可行的政策路径。

农民工收入的性别差异实证研究

本文随机选取了江苏省859名农民工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从性别角度分析了他们之间的收入差异,结果显示,女性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基本上都低于男性农民工,女性农民工的收入没有文化程度与时代不同导致的差异性,女性农民工的小时收入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说生活负担、工作环境以及社会观念等,而男性农民工的自身因素会对收入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鉴于农民工收入存在的一些性别差异,我们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来积极缩小性别造成的收入差距,或者保护弱势农民工的合法收入。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农民工收入解构:2008～2016年

2008年后我国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处于上升趋势,但工资收入水平并不高,其提高空间还较大。农民工较低的工资水平导致我国出现"半城镇化"现象,不利于缓解产能过剩,降低了农民工对自己及家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我国的"半城镇化率"较高,2015年达到19.92%。影响农民工工资水平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增长情况、人力资本状况和就业信息。鉴于农民工就业信息缺失和人力资本投资较少,政府应搭建农民工就业信息平台,在财政能力许可的情况下逐渐实行十二年制义务教育,对主动为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的企业给予鼓励,根据企业培训所需支出的成本减免相应税收或者给予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