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转非”早落户的就业回报——基于教育人力资本视角的分析

探讨市民化人口的就业回报是检视新型城镇化质量的重要窗口。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从教育人力资本视角实证检验个体早年“农转非”经历对成年期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早年获得非农户口能够显著改善成年期的就业质量,且IPWRA和AIPW处理效应模型及倾向值得分匹配(PSM)等多种检验方法均证实了农转非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在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差距客观存在的现实条件下,农转非突破了教育资源获取障碍,改善户口转换者的受教育水平和受教育质量,这是农转非提升就业质量的重要机制。为审视新型城镇化建设绩效提供新的视角,同时也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供了新的动力。

“农转非”人口政府照护责任认知的特征及其生成机制

随着户籍改革持续深入,中国数亿人口经历了“农转非”过程,深入分析“农转非”人口的福利态度,可拓展对福利态度与福利制度、人口迁移间关系的讨论。本文对CGSS数据的分析发现:“出身乡土、告别农村”的“农转非”人口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低于城市原住民。农业户籍生活经历塑造了“农转非”人口自身承担更多责任的福利伦理,跨制度转移通过提升其对社会与自我发展的积极预期,抑制了其对政府照护的偏好。由于“政策性农转非”和“选择性农转非”的路径差异,“农转非”人口内部也存在观念异质性。该研究结果启迪我们,经典福利态度理论的内涵和生成机制具有复杂性,其对于确定我国政府福利责任边界的参考价值有待商榷,决策者更需考量客观福利供给水平。同时,福利态度研究还需进一步对其伦理内核加以阐释,才能为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农转非群体的社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选择性”与“政策性”农转非的比较

利用CGSS2010的数据,考察不同转户机制下的农转非群体的社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不同转户机制下的农转非群体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存在差异。相较于"政策性"农转非群体,"选择性"农转非群体在社会经济地位、职业类别方面的向上流动更有显著优势。人力资本是影响"选择性"农转非群体获得向上流动的关键因素,但对"政策性"农转非群体的社会流动则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影响。社会资本对"政策性"转移群体的社会流动没有显著影响,但对"选择性"农转非群体的职业类别流动有一定影响,表现为强关系信任对其职业类别流动有正向影响。

“城中村”农转非居民身份认同与人际传播探析--以重庆渝北回兴“城中村”为个案

本文以重庆渝北回兴"城中村"为个案,对农转非居民的身份认同与人际传播进行了质化研究。通过对城中村的农转非居民和城中村其他居住者进行的深度访谈和分析,我们发现农转非这一群体并没有因户籍的改变而获得城市人身份的认同,在社会交往与人际传播中,符号边界和社会距离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尚未与城市市民和文化真正融合。

体制转型与户籍身份转化:“农转非”微观影响机制的时代变迁

"农转非"是一个社会走向工业化、后工业化的必然过程。而在我国,这个过程是在经济体制转型和户籍制度变迁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其微观影响机制因此呈现出时代的变迁:改革前,"农转非"的影响要素包括家庭出身、父代地位、个人教育,反映了一种国家制度庇护和个人能力筛选的混合模式;改革后,家庭出身的优势消除,父代地位的影响转化为通过提升子女教育程度间接起作用,与此同时个人教育程度的作用持续存在,筛选门槛增高;进入改革后期,"农转非"的实现途径多元化,机会更加平等,群体的异质程度增加,职业分布趋于分散。这些实证研究对于我国当前劳动力管理有着相应的政策意义。

农转非居民的市民化及其市民角色意识:重庆例证

农转非居民的市民化,不仅是其居住地域的变迁和户籍的改变,而且蕴含着一种向市民角色转型的内涵。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将谈话作为研究主题,研究发现农转非居民市民角色意识开始显露,在农转非居民的生活空间中存在旧乡村话语和新社区文化下的话语变体。话语变化程度反映农转非居民市民化的程度,这一视角有助于了解农转非居民市民化过程中的真实状态。

农转非新型社区管理的创新问题——以成都同乐社区为例

近年来,农转非新型社区管理创新实践积累了经验,很多地方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社区治理模式,完善了民主治理制度,构建了社区管理服务项目机制。但是,也存在发展瓶颈,如权责分工混乱,居务信息公开不科学,社区居民公民意识淡漠,参与社区管理的能力较弱。创新农转非新型社区管理,应加强行政立法和法律宣传,完善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健全社会协同机制,实现社区民主管理有序化;拓宽居务公开途径与渠道,实现社区民主监督常态化;提升社区管理人才素质,提升民主决策水平与执行效果。

就业机会与就业能力——杭州滨江区农转非人员就业的调查研究

近年来城郊农转非人员的就业和生活保障问题逐渐凸现。本文以对浙江杭州滨江区农转非人员的社会调查结果为基础 ,分析农转非人员的就业现状、未来机会和能力 ,并对这些人员实现就业的制度障碍和能力障碍进行分析。从政策取向来看 ,各级政府不仅要关心农转非这一特殊群体的当前就业和生活保障 ,更重要的是应该提高他们未来的就业能力。

重庆市“农转非”社区人群健康问题与健康促进策略研究

目的为改善农转非社区居民健康状况和提供健康促进策略提供证据。方法定性研究（深入访谈、专题小组讨论）与定量研究（问卷调查）相结合。结果农转非人群文化水平低、经济条件差、健康行为养成低下,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他们目前存在的主要健康问题;社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效率低,缺乏资金、缺乏健康教育人员,健康教育工作停留在卫生宣教（初级阶段）。结论各级政府和相关领导必须高度重视农转非社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并给予政策倾斜。乡/镇一级应建立健康教育专职部门或机构,并配备专职健康教育人员1~2名（经过专职培训）。增加农转非社区健康教育经费投入,广泛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从“农转非”到“非转农”:大学生逆城市化流动的个案研究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发生了大学生以"非转农"为表现形式的逆城市化流动。本文通过对L的深度访谈和跟踪调查,发现是"农转非"的"被城市化"引发了大学生"非转农"的"逆城市化"。从"农转非"到"非转农",国家、社会以及个体以不同的姿态介入其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呈现出不同的面相,并在不同层面影响着大学生的逆城市化流动。大学生"非转农",不仅反映了逆城市化的本土实践,同时也折射出逆城市化的实践逻辑。

征地农转非人员非农就业发展取向

研究在充分分析征地农转非人员非农就业现状及其理性认识基础上,讨论了其非农就业的理想路径,对于探索征地农转非人员非农就业的促进与实现具有基础性意义。

性别视角下的“农转非”路径及其收入回报 基于CGSS2008—2013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基于CGSS2008—2013数据,在时间维度下构建赫克曼二阶段选择模型和纳入交叉项的多元回归模型来考察男女两性之间"农转非"的差异化路径及变迁,及其带来的收入回报差异。在计量分析之前,本文以2008年数据为基数对收入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以平衡时间跨度带来的货币购买力差异。数据结果表明,男性主要通过升学、招工等选择性方式实现"农转非",女性则更多地通过征地、婚姻等政策性方式实现"农转非";但改革开放之后,女性通过选择性方式实现"农转非"的比例明显上升。在收入回报层面,女性"农转非"带来的相对收入回报显著高于男性,但这一效应只存在于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农转非"群体中;此外,非农户口的收入回报效应在户籍改革得以深化发展的当下逐渐式微,并且就男性而言,这种削弱作用更明显。最后,文章基于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性别角色观念转变的解释框架对计量研究结果进行了系统阐释。

殊途异路：青年农转非群体的职业分化与市民化差异--基于“选择性”与“政策性”农转非的比较分析

青年农转非群体的市民化进程是城镇化推进的重要方面。基于不同的农转非途径,这一群体分化为"选择性"与"政策性"农转非两类。前者基于升学等竞争性途径实现,人力资本、政治资本高,职业境遇好,继而更好的融入城市,习得城市消费、闲暇方式,市民化程度高。后者则是"村改居"等城镇化政策的伴生群体,教育程度、生活技能低,职业地位获得处于劣势,生活方式的市民化滞后。由此可见,制度身份的市民化决非市民化的终点。在关注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建立配套措施与制度平台,提升"政策性"农转非青年的人力资本,培育其职业竞争力使之立足城市,是推进其城市融入和市民化实现的重要途径。

媒介行为与农转非居民的市民化

以重庆农转非社区居民为对象,研究农转非居民的媒介行为与市民化的关联。研究发现,农转非居民的媒介行为和媒介内容偏好对其向城市人观念与行为转变有一定影响。促进农转非居民的媒介使用,长远看来会对农转非居民的市民化产生更为积极的作用。

城镇化过程中农转非居民的贫困消减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成都贫困调查的实地访谈资料,对城镇化的贫困消减作用进行研究。通过比较城市原住居民与农转非居民的贫困发生率,研究发现:与城市原住居民相比,农转非居民的贫困发生率显著更高,且农转非居民内部的贫困发生率存在群体差异,被动市民化者的贫困发生率显著高于主动市民化者。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户籍变更的贫困消减作用存在制度滞后效应,且被动市民化者居住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更差,市民化的收益相对较小。这意味着新型城镇化建设应该让有市民化意愿的农村居民先进入城市,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将城郊变为城市,将农村居民变为城市居民。

户籍改革的制度变迁与利益博弈——“农转非”的四种地方模式评析及反思

户籍制度是一项包含多种利益分配的身份制度,户籍改革意味着利益结构的大调整,必然面临复杂的博弈。围绕"农转非"户籍改革,握有主导权的城市政府表现出鲜明的"经济人"本色——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往往会陷入"土地财政"而难以自拔。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为内容的运动式城市化在理念上就是被异化的,它服从于追求政绩最大化的"政治逻辑",而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逻辑。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非合作博弈"使得这一进程正在遭遇挫折,有不可持续之虞。

科学发展观视角下“农转非”居民的市民化———对自贡城郊“农转非”居民的实证调研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农转非"居民数量激增。作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群体,"农转非"居民的社会特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实证调查发现,由于城乡间体制、制度和政策缺陷、土地征用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农民自身思想观念、文化素质、劳动技能等方面的不适应,使这部分特殊群体的市民化道路严重受阻。对此,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应该严格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积极稳妥的处理好城市化与"农转非"居民市民化的关系,使之可持续地发展。

三峡库区“农转非”移民市民化适应性分析

为探讨三峡库区"农转非"移民适应性,通过社区走访、向专家咨询,设计了主要涵盖移民生活适应性问题的17个变量,并运用市民化因子分析方法和回归模型进行定量描述。结果表明,"农转非"移民适应性与社会保障、移民心理、人际关系、技能培训有重要关联。研究认为,需进一步完善移民保障制度,创新职业培训模式,增加移民社会资本,完善社区工作机制,努力实现移民可持续发展。

超越户籍:“农转非”困境与农民市民化的进路探析——以广州K村基层实践为例

"农转非"的困境,在政策与技术层面涉及其与身份价值和现实价值的关联,在社会与文化层面关系到宏观农民角色转型。基于广东广州K村依托"新农村建设"项目在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的创新经验,呈现新型农村社区塑造对"农转非"困境的基层实践,连同农民的相应生活状态改变及他们的种种反馈,试图阐释现阶段新型农村社区之中居村农民"农转非"的进路何在,进而提出始于户籍、超越户籍的农民市民化愿景。

河南省水资源“农转非”时空演变及驱动力

运用重心模型与ArcGIS10.2软件,探讨河南省水资源“农转非”时空变化趋势,采用岭回归模型对其驱动因素的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河南省水资源“农转非”重心轨迹整体由西南向东北移动,且呈阶段性变化特征;河南省水资源“农转非”程度呈现上升趋势,其中豫中、豫西较高,豫东、豫南、豫北较低;济源等8市“农转非”程度均有所提升,三门峡等7市保持稳定,南阳等3市则有所下降;河南省水资源“农转非”驱动因素的时间效应存在差异,依据驱动因素的正负效应以及变化情况可划分为4种类型,分别对河南省水资源“农转非”具有驱动、约束、调节和不明显的作用;河南省水资源“农转非”驱动因素的空间效应存在差异,不同区域驱动因素作用的差异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