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若干问题的探讨

新《会计制度》规定“企业除应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和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外，同时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委托贷款减值准备”。可见，国家对企业资产质量计价的规范性提高了。

客户资产减值与供应商企业投资

高效投资是产业链安全的重要保证,供应链信息溢出效应会导致客户信息对供应商企业投资产生影响。本文运用中国上市公司的供应商企业—客户关系数据,考察了客户资产减值如何影响供应商企业投资。研究发现,客户资产减值会降低供应商企业的投资水平,这验证了客户资产减值在供应链上存在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客户资产减值通过使供应商企业的管理层产生悲观预期,以及加剧供应商企业的经营风险,进而降低供应商企业的投资水平,但未通过减少信贷资源供给影响供应商企业的投资。此外,对于非国有控股、较弱议价能力、较低行业资产流动性及较高客户媒体关注度的供应商企业,客户资产减值对其投资水平的负向影响更为明显。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为客户信息影响上游供应商企业投资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还为监管层规范企业计提资产减值行为,进而提升供应链整体投资效率提供了政策启示。

制度距离对商誉减值的效应分析

近年来,我国政府积极倡议和引导企业“走出去”,截至2020年,吸引外资位列全球第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全面开放进程稳步推进。然而数据表明,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失败率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投资者权益。文章以2008—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跨国并购后形成的海外子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制度距离对跨国并购商誉减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度距离能够抑制商誉减值水平,并且当并购方公司中拥有海外经历的管理层人数占比较大时,更能显著降低商誉减值。进一步对制度距离降低商誉减值的路径进行了研究,发现并购双方所处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越大时,企业盈余管理动机较弱,进而降低了商誉减值水平。文章从宏观角度研究了制度距离对商誉减值的影响,丰富了并购商誉减值的相关文献。

固定资产减值的会计核算

固定资产发生损坏、技术陈旧或者其他经济原因,导致其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这种情况称为固定资产减值。企业通常在期末,对其持有的固定资产进行全面核实与检查,固定资产因自身损耗发生贬值或因市场价值变动发生贬值等损耗时,通过测算固定资产的预计回收金额,来判定固定资产是否产生减值迹象,继而进行相关会计处理。

高额商誉减值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投资者情绪的研究

文章以2008—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股票交易数据和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上市公司商誉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并购商誉会增大股价崩盘风险,股价崩盘风险会随着并购商誉减少而减小;上市公司计提商誉减值会削弱商誉和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正向关系,商誉减值规模越大,商誉和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越弱;是否存在商誉和商誉规模通过投资者情绪的中介效应影响股价崩盘风险;在民营企业和未披露社会责任制度建设的公司中存在着上述结论,而在国企和披露了社会责任制度建设的公司中上述关系并不全部存在。

企业ESG表现与商誉减值

作为重要的非财务信息,企业的ESG表现能否应用于识别商誉减值值得关注。本文以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企业ESG表现与商誉减值的关系。研究发现:(1)ESG表现越好的企业,商誉减值越少,这意味着企业的ESG表现具有商誉减值识别的作用;(2)良好的ESG表现可以视作企业未来业绩乐观、经营风险较小的积极信号,从而预示着较低的商誉减值;(3)在非国有产权性质、机构持股较少、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企业ESG表现与商誉减值的负向关系更加显著;(4)ESG评级分歧会削弱企业ESG表现与商誉减值间的负向关系。本文基于外部信息使用者视角将企业ESG表现与商誉减值联系起来,为有效识别和防范化解商誉减值风险提供了非财务维度的有益启示。

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基于高管持股的中介效应

本文以我国A股沪深两市部分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公司发生的商誉减值金额越大时,企业存在的风险越大,审计师需要投入的审计资源越多,从而导致会计师事务所通过提高审计收费来弥补由于商誉减值所带来的成本上升,进而引起审计收费的上升;高管持股可以在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

年报审计师参与上市公司并购经历对商誉减值隐藏的影响

商誉减值测试通常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复杂性,是审计师面临的技术挑战。从年报审计师参与上市公司并购经历视角,探讨年报审计师对商誉减值隐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年报审计师参与上市公司并购经历能够有效抑制商誉减值隐藏。进一步,具有参与上市公司并购经历的年报审计师的声誉和行业专长水平越高,对商誉减值隐藏的抑制作用越明显;客户重要性会削弱具有参与上市公司并购活动经历的年报审计师对商誉减值隐藏的抑制作用。年报审计师参与上市公司并购经历还能有效降低商誉减值隐藏所导致的股票崩盘风险。研究结论拓展了外部审计对于商誉后续计量影响的新视角,对防范和化解商誉减值风险具有一定的启示。

资产减值在实务中的相关问题研究

近年来,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务操作层面,企业在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中出现了较多的问题。本文首先阐述了资产减值的内涵以及适用的相关会计准则,结合中国证监会在 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发布的《上市公司年报会计监管报告》中揭示的与资产减值相关的问题,针对《企业会计准则 1号 -存货》中存货的减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 8 号 - 资产减值》中相关资产的减值在实务中出现的常见问题、难点问题进行分析,为企业有效解决实务中资产减值的问题提供了借鉴,同时,保证了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正确反映,提高了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

中注协发布《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问题解答第17号——商誉减值的审计》

为了贯彻落实准则闭环管理工作机制要求,加强对注册会计师执行商誉减值审计的指导,推动新修订准则落地实施,引导注册会计师有效控制审计风险,提高审计质量,中注协制定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问题解答第17号——商誉减值的审计》(以下简称《问题解答》),并于2024年1月27日发布施行。企业在并购交易中往往确认大额商誉。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至少需于每年末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商誉减值对企业利润的影响较大。从调查研究和监管发现来看,商誉减值相关会计处理和信息披露涉及较多的判断和估计,极易发生错报。

商誉减值准备确认中的问题与对策

商誉减值准备是企业在收购其他公司时支付的溢价部分,在确认过程中存在着主观性和模糊性、假设参数选择、市场信息利用和信息披露不透明等问题。本文通过文献综述的方法,深入探讨这些问题的根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解决对策包括加强准则的制定和解释、强化市场信息的利用、采用合理的估值模型、加强信息披露和定期评估等措施。这对于企业和投资者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提供更准确、可比的财务信息,增强投资者对企业信心和决策的科学性。

资产减值的具体内容及其对企业的影响

我国自从1999年实施了坏账损失准备、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四项准备后，2001年财政部又颁布了《企业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准则》及补充规定，其中新增加了四项资产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委托贷款减值准备，由此扩大成了八项资产准备。2006年2月财政部陆续颁布了39条企业会计准则，其中包括1条基本准则和38条具体准则，这标志着中国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正式建立，对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加速中国融入全球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

数知科技公司并购商誉减值案例研究

近些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之间的并购交易变得越发频繁,高溢价并购案例层出不穷,高商誉估值比比皆是,并且高溢价并购往往与对赌协议相结合。就实际情况来看,在对赌协议期间,并购企业往往会出现利润骤降和巨额商誉减值的现象发生,导致母公司净利润下降甚至亏损。基于这种情况,本文对数知科技公司商誉减值事件进行了回顾,分析了高商誉形成的原因,并结合相关理论分析了商誉减值的动因,最后详细论述了降低商誉减值风险的有效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