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视域下的《左传》成书时间新论

对于《左传》成书的时间,当代学者往往根据《左传》载录的预言加以判定,即通过预言的应验与否来判断《左传》成书时间的上下限。“预言解证法”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由此得出的时间段也让人难以信服,而上博简、清华简等出土文献所呈现的宏观文化语境显示,《左传》的成书年代可以根据史料的来源、诸子的引用加以判断。经过文本辨析可知,孟子的春秋史叙事并非来源于《左传》,而是战国社会广泛流传的短章型春秋史文本,《左传》的编纂应在孟子之后。根据出土简帛文献、荀子、韩非以及其他文本对春秋史事的引用可知,《左传》的成书年代处于孟荀之间。

出土墓志所见唐翰林学士承旨崔汪事迹补考

崔汪,唐昭宗朝翰林学士、承旨。其入翰林院事迹,岑仲勉《补唐代翰林两记》、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均有考论。然而,由于资料缺失,崔汪入院、出院时间、在院期间职官变迁等,阙疑者甚多。今据新见崔澄《唐故太子宾客崔公墓志铭并序》,结合传世典籍考定崔汪约大顺二年以兵部郎中充翰林学士入院,旋加知制诰、承旨,历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尚书右丞、兵部侍郎,于景福二年十月稍后出院。在院时间,前后约三年。又,据出土石刻,亦可以考定崔汪家世、生卒年、入翰林院前及出院后的仕历、其文学影响以及墓志撰者崔澄事迹等。拈出此等,以为附论。

交融互鉴:高昌国、唐西州各族民众社会生活研究——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

吐鲁番位处丝路要冲,自古是民族往来汇聚之地,特别是高昌国、唐西州时期大量域外民族入籍此地,编户为民。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从居住、生产、婚姻、信仰等方面考察各族民众的社会生活,可知当时各族民众房舍相望、田地相接,共享道路水渠,共同从事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劳作,甚至族际通婚,宗教信仰转变等,在长期的杂居相处中交融互鉴。他们是丝绸之路上民族交流融合的典型缩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的文化认同资源和文化心理支撑。

试论出土先秦简帛文献的“牛”

出土先秦简帛文献记有的农业资料是先秦农业及其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但并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结合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献记载,搜集整理出土先秦简帛文献所记的牛的资料,具体分析其中疑难文字的形音义,逐一探讨“■”“戠牛”“■”“■”等不同称法的牛,阐释总结牛的社会功用,以期为出土先秦简帛文献、先秦农业史和先秦农业科技史等研究提供借鉴。

理论升华与史料分析相结合的力作——评贾丽英《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身份秩序研究》

贾丽英教授所著《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身份秩序研究》一书为2016年同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2022年成功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作者以丰富的史料、清晰的架构、宏大的视野,系统、深入地阐释了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身份秩序的相关问题。具体而言,该书有如下四个特点:其一,精彩的理论升华。该书开门见山提出“爵刑一体”论,并明确衔接爵制身份(正身份)与徒隶身份(负身份)之间的核心身份是“庶人”。作者认为秦汉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个人的身份秩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上下流动的等级序列,有爵者、无爵者、徒隶,自上而下构成一个“爵刑一体”的身份序列。在秦汉社会身份演变过程中,国家政策导向、赦令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体现着中国古代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特点。“爵刑一体”论,不仅是统摄全书诸问题的纲领,而且具有历史研究方法论的意义。

湖南澧县地区出土玉器研究

文章着重探讨湖南澧县地区古代玉器的审美价值与文化意蕴。首先通过对该地区基本概况的描述以及对其出土玉器的形制类型、制作工艺、纹饰装饰等方面的梳理与分析,得出湖南澧县地区出土玉器类别丰富且用途多样的结论。其次对湖南澧县地区出土玉器的审美与文化价值进行探讨,为研究澧县地区审美与历史文化提供了形象的实物资料与确切的证据。

出土医学文献中酒的应用试析

[目的]探析出土医学文献中酒的应用,为现代中医临床运用酒提供借鉴。[方法]以《五十二病方》《武威汉代医简》《周家台秦简医方》以及《天回医简》等出土文献为基础,结合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对出土文献中酒的应用进行对比总结研究。[结果]出土医学文献中对酒的应用虽没有具体说明用酒的原因,但从同时期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可以进行综合分析。酒在先秦秦汉时期多为黄酒,使用方法多是以酒调服,酒煎剂和浸渍法,并广泛应用于各类疾病的治疗。酒有“改变药性,直达病所”“温经通络,祛瘀止痛”“矫除臭味,增强药效”等功效。后世文献中对于酒的运用,在各个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但皆是在秦汉时期酒应用的基础上进行发展。[结论]酒在现代中医临床治疗的运用中存在巨大的潜力,但酒浸泡药物的时间、煎煮法等对药效的影响等方面均值得深入研究。

面向数字人文的出土陶器器形知识匹配方法与应用研究

出土陶器作为考古学文化的重要标识物,对其进行知识揭示和有效利用,对于展现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脉络、承载社会记忆、构建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着眼于考古文化研究中的现实问题,本文提出出土陶器器形的知识匹配方法,对促进相关领域知识重用和共享、解决人文学者在研究过程中的信息冗余和知识迷航等问题均有重要作用。首先,本文通过对出土陶器与考古学文化的关联路径的分析,明确了针对出土陶器器形的知识匹配方法在替代传统人文研究中的隐性知识关联环节的可行性和现实意义。其次,通过知识结构解析和知识向量表示,展示了针对出土陶器器形进行知识组织的方式和效果;针对陶器器形,从属种和整部两种维度分别提出不同的相似度计算方法,以及对陶器器形知识匹配程度进行量化评分的具体方法。最后,以从察吾呼遗址、焉不拉克遗址和莫呼查汗遗址中抽选的20座墓葬的出土陶器器形数据为例,验证上述方法在史前文化分期研究问题上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20个目标墓葬的分期结果与考古学界综合出土陶器类型和墓葬形制得出的矫正分期结果的吻合度达84.21%,这充分证明了本文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中美洲三大古文明地域出土玉器的玉料利用综述

玉器是中美洲三大古文明的重要载体,具有祭祀、礼仪和装饰等多重功能。通过引入科技考古视野,首先经眼学和谱学方法(如显微镜、红外光谱、拉曼光谱等)的分析结果可知,中美洲所用玉材至少有20种且以翡翠为主,进而分析了中美洲先民的玉材利用特点:体现在治玉方面,古典时代玛雅人在雕琢、钻孔、磨抛并标准化加工翡翠的过程中展现了高效而精湛的技艺;体现在性别方面,高等级男性贵族用玉以绿色翡翠器为尊,女性贵族使用各色且种类多样的玉器而很少拥有翡翠器;体现在等级方面,贵族常用大量象征性玉器,平民使用单件玉质工具;体现在历时性方面,翡翠受资源、文化等因素影响,阿兹特克古文明的先民们对翡翠的利用率下降。本文丰富了对中美洲独特且多元的玉器发展史和玉文化的认识。

三星堆出土象牙多层级结构及失水过程研究

由于长期埋藏于潮湿的地下环境,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出土的象牙含水率高,且存在本体断裂、表面开裂和剥落等问题,保存状况差。出土后的象牙极易快速失水,而发生开裂和粉化等不可逆的损害。为明确三星堆出土象牙的保存现状,采用光谱、能谱、电镜、纳米压痕等测试手段,深入解析了2021年三星堆遗址3、4、7和8号坑(K3、K4、K7、K8)发掘出土象牙的组成、结构及失水过程。结果表明:三星堆遗址四个坑出土象牙的主要物相为碳羟基磷灰石[Ca_(10)(PO_(4))_(3)(CO_(3))_(3)(OH)_(2)],有机纤维蛋白成分基本消失殆尽,形成了以介孔为主(孔径分布在3~50 nm)的孔隙结构,且孔隙被大量水分占位,其中,K3出土象牙(K3XY-54)和K4出土象牙(K4YW-289)热重所测含水率分别为43.8%和43.4%;四个坑出土象牙均存在片状和针状晶体结构,其中K3XY-54以针状晶体结构为主,并呈现出明显的取向生长,K4YW-289呈现晶体聚集,其晶体尺寸厚度明显增加;出土象牙表面和内部吸附水的挥发使象牙微观结构产生内应力,从而造成出土象牙干裂、粉化等不可逆损坏;采用纳米压痕技术,初步探索了出土象牙在糟朽状态下表面微观硬度的变化,其中K4YW-289经失水前后的表面微观硬度变化差异最大(饱水状态0.090±0.049 GPa,失水后1.553±0.312 GPa),这可能与其组分结构内吸附水含量较少和高泥化现象有关,结合K3XY-54、K7XY-43和K8XY-11-13研究可发现出土象牙在失水前后微观硬度和弹性模量受组分结构-失水速率关系的影响较大。对三星堆出土象牙多层级结构和失水过程的初步研究结果为其后期实施有效保存和本体加固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和参考数据。

出土文献所见秦朝婚姻法特点新探

考诸出土文献及传世文献可知,秦朝婚姻法规定男女良贱可以通婚,保护女性权利,追求公法本位,体现出身份界限尚不严格、夫妻地位相对平等、私法公法化的特征。究其原因,当与秦朝门第观念、社会结构、妇女社会参与度、法家思想治国、社会风气等有密切关系。秦朝在婚姻法中弘扬普法精神,提倡依法保护弱势群体权益,对于完善现代婚姻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原始发声器的演奏法、用途与属性认定——以浙江出土哨管类乐器为例

考古出土的远古时期可发声器物的乐器属性、功能用途等问题常能引起分歧。浙江新石器时代的音乐文物种类虽少,但数量可观,见诸报道的有骨哨、牙哨、陶埙与疑为吹奏器的玉管等,特别是近来又见到一些新出土的骨哨,包括余姚井头山遗址距今8000多年的最早骨哨,以及田螺山遗址出土的大量同类器物。作为史前乐器的“骨哨”在属性和用途上存在一些分歧或疑问,连带涉及的史前乐器的研究方法问题亟须关注。为避免过于主观地论断,在研究视角上,可通过出土器物共生关系的考虑、实验考古的手段对器物演奏方式及效果进行探索,再结合考古资料与民族人类学资料显示的乐器起源过程中一器多用的现象,为原始乐器的认定研究提供更多佐证。

汉代陶器文物的出土保护与修复研究——以毕节双树湾汉代古墓群为例

考古发掘出土的陶器文物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反映了古人生产和生活情况。由于陶器的主要成分是硅胶盐,易受外界因素的作用,极易发生破碎、开裂等现象,特别是长期深埋于古墓里的陶器文物更易出现损害、病害等问题。陶器文物具有不可再生、不可复原、不可替代等特性,对其进行科学有效的保护和修复,显得格外必要。文章以毕节双树湾汉代古墓群为例,通过介绍该古墓群出土陶器的概况,分析考古现场出土陶器文物的典型病害,提出汉代陶器文物保护与修复的方法,以期为汉代陶器文物的出土保护与修复工作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借鉴。

出土墓志视野下的北朝民族文学新观察

出土墓志为讨论北朝民族文学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问题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首先,墓志材料显示北朝时期中央文馆、各级王府中民族文学互动、交流频繁,是北朝民族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外部驱动力。其次,墓志突出的家族性特征还表明,通过教育、婚姻等元素的凝聚和传递,各民族文学形成了很强的内在生长力,涌现了一些成就突出的非汉人文学家族。此外,墓志中也出现了南北文人流动、南朝文学观念北传的资料,从微观的层面印证了北朝民族文学与南朝的联系。不同要素与力量的流动、融合,促成了北朝民族文学的崛起,在文学积累较深厚的拓跋宗室元氏家族及其他一些非汉人家族中涌现了类型丰富的“家传”墓志,丰富了北朝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也彰显了各民族文学交融的典范意义。

基于知识图谱英藏黑水城出土文献特征新探

本文以英藏黑水城K.K.II出土文献的出土特征、功能特征、版本特征和时间特征作为研究对象,发挥知识图谱知识组织、知识发现的功能,将原本零散的文献信息结构化组织起来,进行特征分析并以可视化方式呈现,充分发掘、解析英藏黑水城文献数据,探究K.K.II出土文献的整体特点及出土地“河边大塔”的功能与性质。通过特征分析及可视化呈现,K.K.II出土佛教文书兼具汉传、藏传教派特点;社会文书有一定的官府公文特点;同时有大量习字文书作为当时多民族语言交流的案例。结合出土文献的版本与时间特征可推断,河边大塔可能经历过多次填装,最初起经像瘗埋作用,之后填装有城内机关、寺庙等移藏的文书,至元代时期最终封闭。英藏黑水城知识图谱是西夏文献学共享共有的研究工具,更为西夏学研究提供新视角、新方法、新材料,进一步扩展英藏黑水城文献的应用前景。

基于判别分析预测马铃薯甲虫发生与出土时间

【目的】马铃薯甲虫是马铃薯生产过程中的毁灭性害虫。温度是影响马铃薯甲虫发生的重要因素,明确马铃薯甲虫越冬期及发生期的温度对其发生的影响,可为该害虫未来发生情况的预测和防治提供理论支持。【方法】采用逐步判别分析法对1994—2021年马铃薯甲虫越冬及发生期(上一年12月—当年9月)新疆察布查尔县马铃薯甲虫发生等级及出土时间进行判别分类,建立发生预测模型。【结果】在训练组中,马铃薯甲虫的发生等级、出土时间判别准确率分别为100.00%、80.00%;在预测组中,马铃薯甲虫的发生等级、出土时间总判别准确率分别为69.23%、76.92%,认为判别结果较可信。【结论】通过对影响发生程度、出土时间判别的因素筛选发现,察布查尔县马铃薯甲虫的出土和发生判别均受到4月温度的影响。

文明互鉴视域下的古代丝绸之路相关史实考论——基于出土文献和文物的考察

立足文明互鉴视域,将出土简牍材料和考古发掘成果与传世典籍记载相结合,运用二重证据法对我国古代丝绸之路的相关史实作了详细考察研究。通过研究可知,从空间上看,丝绸之路的起点已延伸到今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使节往来的政治行为促进了中亚、西亚等丝绸之路西段国家和汉王朝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和融合。另外,由丝绸之路上敦煌悬泉置所出“浮屠简”可知,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主要推动力是中亚贵霜的佛教,中原地区接受的应当是从贵霜,而不是从印度传来的佛教;从时间上看,在“丝绸之路”凿空之前存在一个“前丝绸之路”,这一时期东西方在人员往来、商品贸易和文化传播等方面的交流互鉴为之后张骞开通西域、凿空丝绸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草原游牧人群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丝绸之路”是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代名词,运用出土文献和文物开展丝绸之路研究是促进“丝路学”发展的重要举措和有益实践,对体系化、科学化的“丝路学”研究方法论的生成具有重要意义。

“降阶法”在明清御窑厂遗址出土官窑瓷器保护与修复上的应用

本研究通过分析我国陶瓷类文物的传统修复技法,阐述了在明清御窑厂遗址出土瓷器保护修复项目实施过程中,针对出土器物有破损缺失、研究展示价值极高等特点,借鉴西方“可识别”的文物修复理念,创新使用了在填补层次、仿真釉色、绘画色彩三个方面,做适当降低原基调处理的“降阶法”修复方式,并以明清御窑厂遗址出土的两件明代官窑瓷器修复为例,详述了“降阶法”修复的实施过程与成果。该研究结果可为该技法在我国陶瓷类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中的推广提供示范作用。

日本出土《千字文》木简所见中国典籍的海外流布与习写

公元4世纪百济儒者王仁将《千字文》带入了日本,但受材料限制,古代日本人如何书写和学习《千字文》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自1928年日本境内发现首件木简以来,有关书写学习《千字文》内容的简牍资料时有发现。将这些资料在中文语境下进行全面收集和整体描绘,对今后研究中古时期中国传统典籍文化在国际上如何传播、如何影响、如何传承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出土简牍所见战国以降自由民的法律身份认定

“编户齐民”的自由民的实现过程,既是从夏商周三代过渡到传统社会的转型史,也是中国古代传统政治、社会结构的形成史。“编户齐民”的自由民是当时社会生产、生活的主体。出土简牍所见战国以迄秦汉的“编户齐民”者,即自由民的来源,是由包括故秦人“夏”、臣邦人“真”和“夏子”在内的“秦邦人”与“它邦人”共同构成的。秦汉国家对诸多族群“编户齐民”式的处理,为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基本形态的构建奠定了基础,体现出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