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科学数据出境管理对策研究

信息化时代,科技创新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数据。随着国际竞争形势愈发严峻,科学数据安全与出境管理问题日益凸显。当前,我国科学数据出境管理存在政策法规不完善、技术能力不够、国际合作机制不完备等问题,亟须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建立协调统一的科学数据出境管理体系;加强数据安全监测与监管技术研发,推动科学数据关键技术创新升级;积极探索双边多边国际科学数据合作,引领国际科学数据规则框架制定。与其他国家一起共同应对科学数据出境中的风险挑战,推动全球科学数据安全、有序流通,加速科技创新发展。

数据主权视阈下我国数据出境的法律规制及完善

在数字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数据大规模出境已成常态。为防范和应对数据出境中出现的侵害一国公民隐私、公共安全、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各类风险事件,各国纷纷援引“数据主权”对之施以规制。其中,欧盟“以地理区域为基准”和美国“以组织机构为基准”这两种规制路径最为典型。前者重数据隐私之保护,偏向严格和保守;后者重数据价值之利用,趋于自由和激进。两者虽取向不一,但都在传统属人和属地管辖基础上引入了效果管辖原则,创设了数据立法的域外适用。我国目前也在主权语境下形成了《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三足鼎立的数据规制体系,但其中涉及数据出境的规则条款仍显简单与粗糙,亟须微观上细化完善。同时,宏观上我国对外也应重视数据主权行使的整体考量,以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先导,兼顾他国合理关切,积极推动双多边数据跨境合作规则的达成,从而内外兼修,构建一个既能维护我国数据主权利益,又能促进数据产业全面发展的数据出境规制体系。

华人移民网络对中国出境旅游的影响

规模庞大的海外华人移民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世界互动的重要经济社会现象,华人移民形成的社会网络对于促进国际贸易、跨国投资乃至重塑全球经济地理都有着深远影响。基于华人移民网络对出境旅游的文化距离缩减效应、旅游成本节省效应和旅游服务便利效应,采用面板数据验证华人移民网络与中国出境旅游的关系。研究认为,华人移民网络对中国出境旅游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华人移民网络有助于缩减与目的地经济体的文化距离、节省出境旅游成本、增强旅游服务便利化水平,从而促进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华人移民网络均对中国出境旅游有正向影响,比较而言,中国居民前往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境旅游更依赖华人移民网络。文化关联对发达经济体华人移民网络的中国出境旅游效应具有调节效应,中国居民向非儒家发达经济体的出境旅游更依赖于华人移民网络。

老龄化对新兴国家出境旅游需求的影响——基于跨国样本的实证

人口老龄化是二战以来世界人口变化的最大特征之一,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影响深远,对旅游业的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文章以1995—2019年20个新兴国家的数据为样本,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老龄化对出境旅游需求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特征,并探究了国家文化价值观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老龄化对出境旅游需求有正向影响;2)不同年龄阶段的老年人对出境旅游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不同老龄化程度的新兴国家对出境旅游需求的影响存在异质性;3)国家文化价值观对老年人出境旅游需求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其中,不确定性规避程度、个人主义削弱了老龄化对出境旅游需求的正向作用;高权力距离、男性主义、长期主义加强了老龄化对出境旅游需求正向作用。该研究结果将为推进新兴国家银发旅游市场的开发、完善配套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个人信息出境的国内法规制路径及体系化完善

数字化个人信息的大规模跨境传输使得个人权益、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受损的风险加剧,国际社会尚未达成统一法律规范予以应对。为维护国家数据主权、促进数据产业发展与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各国选择以国内法规制的方式对个人信息出境予以监管,具体表现为国家专门立法、联盟统一立法与国家分散立法。我国通过专门立法规制个人信息出境,形成了“硬性”与“软性”两轨监管机制,但存在分轨监管内容交叉、公私共治监管尚未形成的问题,阻碍个人信息的安全出境。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背景下,我国应以系统观念加强个人信息出境监管建设,从主体上发挥公私体系的协同性,从规范上强化攻防体系的均衡性,从空间上增进内外体系的互动性,为促成个人信息跨境规制的多边共识贡献中国智慧。

全球数据监管竞争下我国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研究

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产生于全球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竞争加剧的时代,是一种重要的数据跨境监管工具,并为国际层面提供了具有可互操作性的数据跨境流动模式。通过梳理历史沿革、剖析制度现状可以发现,我国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秉承着以数据安全为基础的数据自由流动的价值取向,是结合行政监管和企业自治的创新型数据监管工具,旨在保护合同外第三方受益人并监管数据出境全过程,以合同权利义务固定化数据监管标准。作为我国加入全球数据监管竞争的重要手段,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制度在时代趋势下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各方面细节也在逐步完善,但在规范结构、条款规范和持续监管等方面尚存难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破解。我国应当从立法重心、结构重塑、监管内容等三个方面夯实制度基础以促进中国参与全球数据竞争。

数据跨境双轨制下个人信息出境监管豁免制度的适用与完善

数据跨境新规确立了个人信息出境监管豁免制度,既豁免了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也豁免了订立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但从我国数据跨境管理双轨制体系来看,这些豁免规则在理解适用上仍存在一系列困惑:符合场景豁免的个人信息是否必然豁免安全评估,一定数量个人信息为何可以豁免同等保护要求出境,过境个人信息豁免、负面清单外豁免的合理限度何在,实践需要与安全关切双重压力下应如何完善豁免。破解这些困惑,就应该明确特定豁免只是豁免保护个人权益的监管机制,厘清个人信息与重要数据关系以明确豁免边界,系统把握过境个人信息豁免和负面清单外豁免,增强数据跨境制度协同性以缓解豁免规则压力。

“免签朋友圈”再扩容,入境、出境游需求潜力释放

随着全球旅游市场的逐步复苏,中国再次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旅游资源,吸引了国际游客的目光。4月10日,中国与格鲁吉亚签署了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协定,中国公民说走就走的境外目的地又增加一国。截至目前,中国已与157个国家缔结了涵盖不同护照的互免签证协定,同包括泰国、新加坡、马尔代夫、阿联酋在内的24个国家实现全面互免签证。随着“五一”假期的来临,我国出境游也将迎来小高峰。来自携程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18日,日本、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法国、越南是该平台上的热门出境国家;沙特、卡塔尔、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订单同比增速较高;“五一”上海、厦门出发的国际邮轮船票已基本售罄,订单GMV(商品交易总额)达2019年同期的1.5倍以上。

我国数据出境安全风险要素体系研究

[目的/意义]构建数据出境风险要素体系,对识别数据出境安全风险,把握数据出境安全整体态势,提升国家安全风险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以我国数据出境流动的现实场景和典型事件为依据,挖掘数据出境安全风险的主要来源维度;结合数据跨境服务主体调查,提出数据出境安全风险要素集,并构建数据出境安全风险框架;基于专家知识对风险要素进行权重排序和评估。[结果/结论]研究结果表明:内容维度的风险要素受到专家关注程度最高,内容的分级分类以及个人隐私保障是其中的重点;黑客、合作方等境外主体造成的风险具有极强的破坏力;出境环境变化与出境数据内部管理虽然同样容易产生风险,但负面影响相对较低。基于此,从法制保障、多元协同与关键技术角度提出数据跨境流动风险应对建议。

重要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制度的偏离与修正

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下,重要数据是内蕴国家安全与公共利益的数据类型。数据出境监管规则体系中,安全评估的功能定位系防范整体安全风险。而我国重要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制度却偏离了聚焦整体安全的理念,侧重于关注个体安全。这易使数据出境监管滑向过度规制,不利于数据的流通与利用,因而亟须修正。首先,《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多处采取关注个体安全的法条表述应被修改。其次,个人信息集群型重要数据的安全评估门槛过低,应适当提升,并从国家安全层面界定个人信息敏感性。再次,殷鉴欧盟充分性认定的“中国版充分性认定”仍难适用于重要数据的出境监管,理应摒弃“实质等同”逻辑并进一步细化考量因素。最后,标准合同条款在重要数据出境场景下存在适用障碍,应专门制定针对性的重要数据出境示范合同条款,与适用于小规模个人信息出境的标准合同条款并列,使数据出境监管规则体系更适恰于数据出境监管实践需要。

我国刑法中驱逐出境的性质与适用

就我国《刑法》第35条驱逐出境的性质而言,学界存在刑罚说与保安处分说之争。《刑法》第35条之所以独立于该法第33条和34条,是因其具有仅对外国犯罪人适用的特殊性。在量刑时,是否对外国人科处驱逐出境的依据是其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而非其外籍身份。驱逐出境在目的上虽具有保安处分的色彩,但更具有刑罚的报应和一般预防目的。而且,从我国刑事立法的历史和司法实践来看,《刑法》第35条驱逐出境的性质应认定为刑罚。在司法实践中,对外国人的认定,应以其入境身份为准。如果同时拥有我国国籍和他国国籍,则须引入主要国籍国判断标准。对所犯罪行威胁到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外国犯罪人,应当驱逐出境。对判处无期徒刑或死缓的外国犯罪人,应当附加驱逐出境。外国人被驱逐出境后不准入境期限应由公安机关在执行中予以确定。

我国证券公司数据出境的合规困境与监管应对

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程度不断加深,我国证券公司数据出境活动愈发频繁。但实践中,我国证券公司数据出境面临着重要数据认定标准不明确、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耗时较长、个人信息出境缺乏豁免机制等困境。这反映出我国数据出境监管存在事前监管压力过大、缺乏监管规则适用指引、行业数据分级分类建设有待加强、监管职责划分不尽合理等问题。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强证券行业数据分级分类建设、完善细化数据出境监管规则指引文件、明确中国证监会在证券公司数据出境监管方面的主体地位、加强对数据出境的事中事后监管,并进一步探索“监管沙盒”等创新监管安排。

新版《反间谍法》框架下面向企业数据出境安全的反竞争情报工作机制研究

随着数据跨境流动越来越频繁,企业数据出境安全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在《反间谍法》的最新修订之际,开展面向企业数据出境安全的反竞争情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新版《反间谍法》的出台背景与修订重点出发,分析企业数据出境的可能场景与安全风险,探讨反竞争情报保障企业数据出境安全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提出新版《反间谍法》框架下面向企业数据出境安全的反竞争情报工作机制。在新版《反间谍法》框架之下,企业应从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技术体系三个维度整合数据出境工作与反竞争情报活动,探索构建内外联动、攻防兼备、积极有为的反竞争情报工作机制。

2022-2023年珠海地区出境人员乙肝表面抗体水平监测

目的 了解珠海地区出境人员的乙肝免疫情况,为乙型肝炎防控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收集2022年至2023年6月期间出境人员乙肝表面抗体检测者的数据,对监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监测人群血清乙肝表面抗体总阳性率为54.60%(1007/1843)。女性乙肝表面抗体总阳性率为59.4%,男性乙肝表面抗体总阳性率为50.5%,不同性别乙肝表面抗体阳性率存在差异(χ^(2)=14.714,P<0.05)。<20岁、20~29岁、30~39岁、40~49岁、≥50岁出境人员中血清乙肝表面抗体阳性率分别为41.5%、50.1%、58.2%、67.1%、57.7%(χ^(2)=31.408,P<0.05)。不同地区人员乙肝表面抗体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职业人员乙肝表面抗体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珠海地区出境人员乙肝表面抗体阳性率仅为54.36%,建议加强出境人员乙肝预防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乙肝表面抗体检测,补种乙肝疫苗和进行乙型肝炎方面的健康宣教,巩固乙肝防治成果,防止疫病传播,保护人民健康。

反兴奋剂综合治理视角下兴奋剂进出境管控路径优化

中国政府一以贯之对兴奋剂采取“零容忍”态度,着力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反兴奋剂治理体系。海关依法对兴奋剂进出境实施监督管理,全方位强化兴奋剂进出境管控既是反兴奋剂综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做好新时代反兴奋剂工作的必然要求。研究认为,针对兴奋剂进出境管理中存在部分兴奋剂目录物质禁限管理属性不明确、蛋白同化制剂和肽类激素进出境验证环节需重新检视、《反兴奋剂条例》对非法进出境追责条款缺失、行邮和快件等非贸渠道及跨境电商新兴业态风险防控值得关注等问题,有必要强化反兴奋剂综合治理,完善兴奋剂进出境管理立法,调整蛋白同化制剂和肽类激素进出境验证环节,同步防控贸易与非贸渠道及跨境电商等新兴业态管理风险,严厉打击逃避兴奋剂进出境管理违法行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助力推进包括反兴奋剂综合治理在内的体育法治建设。

卫星导航数据出境规制的国际模式与中国因应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借鉴典型国家的卫星导航数据出境制度,针对中国现行制度的不足提出完善方案。[研究方法]采用文献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基于法律法规、官方公告等材料归纳总结美欧俄的卫星导航数据出境规制模式并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研究结论]研究发现,中国虽然已经初步构建起较为系统的卫星导航数据出境制度体系,但现行制度仍面临规制范围有限、规范程度模糊、国际影响力低等困境。对此,有必要平衡好数据安全保护与数据共享利用,以兼顾数据安全与便利流动为改革方向,从加快推进北斗系统法治建设、对相关规则予以澄清和解释、宣扬我国的数据治理理念等方面完善卫星导航数据出境规制的中国方案。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制度优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互联的深化,数据跨境流动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然而,数据的无序流动也带来了诸多安全隐患,数据出境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不仅如此,在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对我国数据出境也提出了更高的安全性要求。当前,我国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制度严重滞后于数据产业的发展,存在体系不协调、定位不精准、监管不力、评估主体缺乏独立性以及评估过程不透明等诸多不足。因此,建立完善、协调一致的制度框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完善救济程序,通过建立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白名单制度、重要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审批制度等优化相关配套规则,是当务之急。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应对跨境数据流动中的安全风险,实现国家安全和数据自由流通的有机统一,从而为数字时代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档案出境全过程风险管控:逻辑理据与实践策略

强化档案出境全过程风险管控,是弥补现行档案出境监管模式弊端、提升档案出境安全治理效能的内在要求。论文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档案治理理论、风险管理理论、回应性监管理论对档案出境全过程风险管控的指导意义进行了阐释分析,并且从事前评估、事中告警、事后溯源三个方面总结提出档案出境全过程风险管控的实践策略。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制度的功能定位及优化路径

数据出境难免挟裹泄露个人信息与威胁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潜在风险。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这一重要制度安排是行政机关将数据出境风险有效化解在事前的关键一招。基于制度设计的功能定位,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既是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现实要求,又是严守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重要防线的实践需要,还是促进数据跨境安全、自由流动的必备措施。目前,由于多重因素的掣肘,严重影响了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导致这一制度遭遇功能受限的尴尬局面。建议在现有评估制度基础上,着眼于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制度的功能定位,有针对性地予以相应优化,以期不断打破拘囿,健全与其功能特性相适配的系统性制度,确保制度效能得到充分释放。

从4个不同角度探讨做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工作的思考

本文从站在全局思考局部、站在当下思考过往、站在未来思考当下、站在对方思考自己4个不同的角度,对新形势下如何做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工作进行了思考,并对改进和完善动植检工作提出了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