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特许出版权到版权私权的演进及启示

在英国早期历史上,图书与新闻曾被置于特许出版权制度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反垄断情绪的高涨,特权出版权制度被废除,图书被第一部版权法《安妮法》管理,而新闻行业则形成了自己的行业惯例。之后随着英国《印花税法》的颁布和电报技术的发展,新闻出版商开始意识到新闻的商业价值,并开始为新闻争取版权保护。在此期间,新闻出版商推动了1885年“24小时新闻版权保护”条款的提出,发起了“沃尔特诉斯泰恩科夫案”,并参与了1901年版权法的修订。然而这些为新闻争取版权保护的运动遭遇了失败。英国新闻特许出版权到版权私权的演进史表明,商人在图书版权上获得的成功早已为新闻版权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商人合理化版权的话语逐渐成为版权法的现实基础,并反过来限制了新闻版权的构建。

开放获取语境下二次出版权模式之提倡

公众对研究成果的获取是科学福利权的重要范畴。绿色开放获取则是平衡科学作品激励与公众接触的最佳路径。在实现绿色开放获取的方式中,二次出版权模式因能克服合同类路径难以适用的困境和撤回权路径对合同自由的过度限制,更具可行性,它不仅能调和科学界非正式规范与著作权法之间的冲突,还能满足作者传播作品和公众获取作品的需求,同时维护出版商核心利益,为促进学术系统利益平衡提供可能。在开放获取语境下,应遵循从外部到内部、由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构建二次出版权。具体而言,需以新型著作权为体系定位,以利益平衡论为构造原则,以权利束理论搭建权利结构。

日本电子书版权保护及其新发展——兼论电子书出版权的设立

伴随着电子书的发展与普及,日本的电子书版权问题日益复杂,电子书是否适用传统的首次销售原则以及私人复制需要进一步探讨。与此同时,日本的电子书版权保护趋于法定化,私人复制补偿金制度已在展望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15年1月通过的日本著作权法修正案中增设了电子书出版权。如今我国电子书出版增长快速,但出版权尚未明确立法。我国可以效仿日本在著作权法中设立电子书出版权,以更好地解决电子书版权问题,保护出版者权利,为出版合同提供法理依据。

专有出版权研究

一对专有出版权的初步质疑 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在第三十条规定:图书出版者对著作权人交付出版的作品,按照合同约定享有的专有出版权受法律保护,他人不得出版该作品.

出版权和制作权分开的现状、问题和对策

推进出版权和制作权分开是当前出版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是确保出版业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出版权和制作权分开的本质是推动出版生产关系调整,解放出版生产力。关键在于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确立完善的工作机制,出台合理的政策措施。

专有出版权刍议

对于出版者而言，专有出版权是其垄断市场、确保竞争优势的利器。所谓专有出版权是指出版者对作者交付的作品依合同的约定在合同有效期限内和合同约定的地区内享有的独占许可权。其含义虽然比较简单，然而关于它的理论认识和实际运用都存在诸多疑问。

专有出版权相关法律的几个基石问题

专有出版权是出版者所享有的经营特权,其权利源于两种情况,一是著作权人的授权,二是行政授权。前者是一种债权,需通过设立登记公示制度方可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后者具有准物权性质,其行政授权本身具有公示意义。

论中国标准的著作权和专有出版权

强制性标准是技术法规,推荐性标准是行政性文件,均不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但这与国际标准享有著作权并不相悖。企业标准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通过授予特定出版社对我国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享有专有出版权不符合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即使允许就这些标准的出版设立行政许可,也应当允许符合条件的出版社依照法定程序获得上述许可。这种行为的本质是国家标准化行政管理部门滥用行政权力,制定了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章,从而排除了标准出版领域有效竞争的垄断行为。我国企业标准、国际标准的专有出版权的行使,属于著作权人行使其著作权的应有之义。我国相关的规章与行政许可法、反垄断法、著作权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应及时修正。行政机关应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的意识。

论融合趋势下的出版法制建设——从“版权”与“出版权”的二元化问题切入

推动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中的法制建设问题被长期忽略,而建立一体化的出版法制是出版融合发展的基础。本文从当前出版产业实践中存在的"版权"二元化和"出版权"二元化问题切入,结合对二元化现象的成因、合理性及其对出版融合的不利影响等问题的深入剖析,围绕观念、制度和经营三个层面的一体化,对我国政府和业界如何推动出版法制一体化提出对策建议。

我国期刊出版权规定的不足与修改建议

我国《著作权法》有关期刊出版权的规定无法有效保障期刊社的正当出版利益,也无法通过期刊整体的著作权或者通过合同约定取得出版权的方式进行有效补救。对此,我们应在明确期刊社正当出版利益的基础上对期刊出版权的规定进行修正,以首发权取代禁止一稿多投规则,对法定转载权进行期限限制,并适度扩张出版权适用范围。

论专有出版权的法律性质及其立法体例

一、专有出版权的法律性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图书出版者对著作权人交付出版的作品,按照合同约定享有的专有出版权受法律保护,他人不得出版该作品。＂

我国标准专有出版权制度探析

标准专有出版权通常被视为一种知识产权,但在我国,标准专有出版权产生于法律的规定或行政机关的指定,是一种行政特许权,并非知识产权。本文通过比较我国标准专有出版权与普通作品专有出版权的区别,分析标准专有出版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建议代之以标准出版市场准入制度,强化标准出版管理,以此来保证标准出版物的质量。

期刊专有出版权论略

专有出版权对出版者利益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我国现行版权制度没有明确期刊出版者享有专有出版权的法律地位,但是期刊出版者可以通过与权利人约定享有并行使专有出版权。期刊出版者在取得专有出版权后应在期刊的显著位置发布声明或者加注版权标注,以宣示权利。对于侵犯专有出版权的行为,期刊出版者应积极通过法律途径追究侵权者的责任。

专有出版权及其保护

出版社是我国出版行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繁荣我国的出版事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侵犯出版社专有出版权的的发案率很多。强化公民的著作权意识,保护的专有出版权是出版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编辑要增强专有出版权意识

专有出版权是出版社的已经获得并正在行使的权利,是已经实际拥有的出版资源,我们要十分珍惜,要依法很好地维护它。

版权与出版权——从出版商到作者

版权法制度经历了从重点保护出版商到作者与出版商保护并重甚至偏向于作者的过程,对出版商与作者权利的不同定位同特定社会的主导思想有关,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分析,我国的著作权立法应重点保护作者权利。

赋予综合出版权是出版业发展的需要

关于赋予出版单位综合出版权的问题,业界已经讨论多年。出版参考杂志也曾经多次给予关注,并在2009年3月(上旬刊)刊登了新闻出版总署法规司调研处副处长杨颖的《出版权——从分割走向综合》一文,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赋予出版单位综合出版权,符合《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不存在法规障碍。随着数字化浪潮的发展,围绕同一主题或内容进行不同介质的出版,打通产业链,已经成为将出版产业做大做强的最佳途径。这样的经典成功案例俯拾皆是,从蓝精灵到哈里·波特,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到迪斯尼帝国。面对国际出版集团的竞争,要转变生产方式,从新闻出版大国向新闻出版强国迈进,只有通过联合或兼并重组,走规模化发展道路,组建专业化的出版集团。组建后的出版集团为了生存和发展,承担起社会赋予它们的历史使命,就会强烈要求获得综合出版权,尤其是那些改革比较成功的期刊出版集团。本刊编辑部为反映业界的呼声,特组织这期有关出版单位综合出版权问题的封面文章,其中既有专家学者的观点,又有业界精英的诉求。读者可以参考,也可以参与讨论,本刊也会陆续刊登有代表性的相关文章。

汇编作品专有出版权问题研究——《毛泽东自传》专有出版权侵权案评析

专有出版权是基于作品的出版而产生的,其权利价值主要通过对出版市场的占有来体现。作为汇编作品而言,其专有出版权也体现在通过对所选择、编排的内容来占有该范围内的出版市场上。即使在后出版的汇编作品与在先出版的汇编作品存在一定差异,但只要在内容的选择和编排上与在先出版的汇编作品实质相似,且足以替代在先出版的汇编作品市场地位,则在后出版的汇编作品落入了在先出版的汇编作品的专有出版权权利范围内。

专有出版权的性质和控制范围

在教育科学出版社诉长江文艺出版社侵害专有出版权案的审理过程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终审判决长江文艺出版社并不侵害教育科学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终审判决的作出基于两个要点:一、专有出版权不属于著作邻接权,而是指在特定领域即图书出版发行行业内著作权中的复制权和发行权这两个权项。二、专有出版权指向的客体应为图书的整体或实质性部分,而不能延及图书中各个非实质性的组成部分。如何根据案件事实,综合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利益考量等法律解释方法,作出经得起生态圈评判和时间考验的判决,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