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与宋代鞫谳分司制度的实践考察

本文以乌台诗案为切入点,通过对该案的详细剖析,考察宋代鞫谳分司制度在实际案件中的应用与效果。乌台诗案中,苏轼因诗文被诬陷为讥讽朝政,案件由御史台负责审讯,大理寺负责检法,审刑院负责定判,充分展示了鞫谳分司制度中审讯权与检法判决权分离的特点。本文旨在探讨鞫谳分司制度在防止审判权滥用、促进司法公正方面的作用,并分析其对现代司法体系建设的启示。通过对乌台诗案的详细剖析,揭示了宋代司法制度的智慧与特色,为理解中国古代司法文明提供了重要视角。

元代河西陇北道肃政廉访司分司的设置与运作——以黑水城文献为中心

黑水城文献显示,元代河西陇北道肃政廉访司分司的设置前后有所变化,前期可能设有"甘、肃、永昌等处分司",该分司监临区涵盖了甘州、肃州、永昌、亦集乃路等甘肃行省南部和北部地区,后期亦集乃等路单独设置分司。河西陇北道肃政廉访司分司录囚活动的实施,可分为:分司按临到路,向该路总管府下达有关录囚通知,并提出具体要求;路总管府按分司要求,逐一核对犯人犯罪信息;路总管府撰写牒文,将本路对犯人的处理意见等呈报分司;分司根据牒文,对犯人审理情况重新核实,对相关案件进行处理等多项步骤。河西陇北道肃政廉访司对于亦集乃路总管府的监察,通过双重途径实现:其一,在分司出巡情况下,通过"廉访司→分司→路总管府→分司→廉访司"的途径;其二,在分司缺驻情况下,通过"路总管府→廉访司"的途径。

宋代官员分司制度

宋代官员分司主要有自请、责降、叙复和优待四种方式,神宗以前,自请和优待者居多,神宗以后则以责降为主。分司官有一定任期,但职事简单,并逐步虚化,直至全无,由此也导致了分司官之分司地与居住地由完全一致向完全分离转化。官员分司之初官职一般会发生变动,或升或降取决于分司方式。分司官可享有升转官资、荫补亲属为官等政治特权以及以俸禄为主的经济待遇,但分司官之间、分司官与现任官之间都存在一定差别,并因时而变。宋代官员分司制度既承袭了前代的做法,也有自己的创新,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但对宋代以后的作用并不明显。

唐代东都分司官任职原因分析

一般论者将分司官的任职原因归为安置罢黜、远黜量移及性乐恬退等。分司官的任职原因除上述之外,还有赏功、重用、避祸、因病及照顾家庭等。一般官员乐意接受分司官之职,是因为在洛阳任分司官有以下几点优势:一是洛阳的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优越;二是分司官的待遇优厚;三是洛阳名流显宦云集,给分司官员提供了结交的机会;四是洛阳地处交通要道,可以使分司官迅速了解朝廷动向,同时为他们提供了结交过往官员的机会。优越的自然、人文环境及丰厚的待遇,对于赏功、因病以及年老分司者都是优待.名流显宦的云集与结交过往官员的方便,使政治上不甘寂寞的分司官看到了出路,尽管他们暂时离开了权力中心,但仍然可以利用东都的有利条件韬光养晦,寻求机会东山再起。

宋代“鞫谳分司”：“听”“断”合一与分立的体制机制考察

宋代府州一级审判一般有推勘、录问、检法、拟判、审核、判决六道程序。"推驳(推正、驳正)"制度是理解当时司法程序的枢纽。法司"驳正"与录问"驳正"针对府州鞫司的"鞫狱不当"。鞫司针对下级机构的"推正"和府州内诸鞫司之间互相移推是"推正"的二种类型,宋代法律从正面直接规定了录问官的驳正权。"定夺驳正"主要是针对"入人死罪"的情形。其上的幕职官及通判以"定夺"程序纠正"检法不当",而不是"别推"。"定夺驳正"是"当职官"以程序权力"驳正"冤案。开封府幕职官以推鞫为业,对刑事案件有建言权。"鞫谳分司"不排斥长官与副职参与,有长贰参与的聚议制度是长官制体制大背景所引致的必然结果,也是展示各方意见的好平台,可供长官做最后定夺。关注鞫、谳之外的其他程序,包括录问官与录问程序,幕职官的角色与作用等,不忽略其他官员或机构的存在和贡献,是正确、适度评价"鞫谳分司"及鞫谳双方作用所必须坚持的立场,"鞫谳分司"是我国古代"听""断"合一与分立的重要体制。

白居易任东都分司官考述

白居易晚年以做分司官求“独善”。本文对白居易任分司官的一些细节问题 ,如分司次数、分司官名等进行了梳理考证。白居易所以自求分司 ,一是洛阳自然环境优美人文环境宽松 ;二是分司官待遇优厚 ;三是由于他晚年身体欠佳 ;

唐代东都分司官居所试析

东都分司官大都分司于唐后期 ,居住在洛阳风景最优美的东南一隅 ,因为这时皇帝不再东幸洛阳 ,分司官基本成了闲职 ,他们可以只从生活方便与个人爱好的角度选择住宅 ;分司官多是高官 ,有经济能力在城东南的风景区购宅。

中晚唐分司东都文人的心态及生活情趣

中晚唐时期,分司东都文人数量不断增多,他们的心态呈现出渴望重返长安和希冀避祸全身、长久恬淡退隐几种不同的情形。大和以后,后两种心态占据主导地位,文人们在洛阳期间往往频繁地游赏园林及自然景观,欣赏歌舞,宴饮唱和,充满了闲适情趣,增强了彼此之间的交往,并促进了洛阳诗歌创作的繁荣。

唐宋洛阳分司长官对文人群体的影响——以裴度、钱惟演、文彦博、韩绛为中心

唐代东都留守和北宋西京留守是洛阳分司机构的长官,身份崇重。唐宋时担任洛阳分司长官的裴度、牛僧孺、钱惟演、文彦博、韩绛等人多位望崇盛,又具有文学才能,喜与文人交往,因而,对洛阳文人群体及其诗歌唱和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具有榜样和示范作用,他们也时常组织宴饮赋诗游赏等活动,许多诗歌唱和也是以分司长官为中心。

沽头分司主事“带管”南旺闸务考

明代工部派出主事建立分司监管泉源、闸官及闸务,以确保运河畅通。沽头、南旺作为大运河畅通的重要节点,因受黄河影响,使得沽头分司主事一度暂时带管南旺分司。

试论唐代东都分司制度的特点

唐代东都分司机构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那样．只是安排闲散人员。它具有以下特点：东都分司机构中的职官设置从实到虚，其枢要部门不设分司官，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省事，留台御史权力较大，同时分司官可以代表中央政府主持某些重大活动。

宋朝鞫谳分司制度的历史浮沉

在学术史的视野中,宋朝鞫谳分司制度经历了一个两极式的再认识过程。在宋朝分权社会的观念中,鞫谳分司只是安置州级属官的普通的职官设置,是地方司法分权中的低层分权,因而评价寥寥,但亦成为宋朝祖宗家法的组成,并从州级向中央和县级上下两个方向进行了辐射,进而使鞫谳分司成为宋朝的一代之制。宋代以后,元、明、清各代取消了双系统官制这一鞫谳分司制度的存在前提,此项制度及其评价在历史视野中完全消失。而清末民初之际,在认为三权分立是国家强盛之道的话语背景中,鞫谳分司成为中国司法传统中最具现代性价值的部分,因而被评价为中国司法制度的最高峰,从而完成一个从平常之辈到制度顶点的评价飞跃。

韩愈自请分司东都原因探析

元和二年六月韩愈自请分司东都,是其仕宦生涯的主动撤退,个中原因,韩愈本人及同时代人所作墓碑及行状均认为是遭到了谗言诽谤。然通过史料分析,结合德宗、顺宗和宪宗三朝中枢体制的嬗变,综合考察韩愈在此期间的仕宦迁转的人事关系发现,所谓谗言诽谤仅仅是事情的表象,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韩愈在仕进途中,无意中卷入了有宦官集团背景的裴均等人与李吉甫集团的人事纠葛。韩愈再次感觉到有贬黜的风险,故此请求分司东都。

给宋代“鞫谳分司”制度以定位——“听”“断”从合一到分立的体制演化

唐、金、宋法令,把"听""断"作为刑事审判的两个过程、两个环节加以区分;宋初编书,也将"听讼""决狱"分别编排,构成了宋代"鞫谳分司"的制度基础与观念基础。"鞫谳分司"发端于地方州府新设的司理参军掌狱讼勘鞫,扩展至录事参军介入鞫狱;与唐制相比,原司法参军"鞫狱定刑"的职掌被分割,仅剩"议法断刑"。"鞫谳分司"的进一步发展是,大理寺、御史台、户部等中央机构皆行"鞫谳分司"制,其中大理寺尤为典型;且其职掌分化依托机构分立,更形体制机制化。

杨亿分司与北宋真宗朝政治

杨亿作为宋初"西昆体"诗歌的代表性人物,在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但其亦是真宗朝重要的文臣,在"天书封禅"的政治活动中,因为他消极的态度而被真宗任命分司。透过对其分司原因、分司期间的活动以及起复过程的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杨亿及其所置身的真宗朝的政治局势。

法官调查取证权与审判权分离之思考——宋代鞫谳分司的启示

我国基于追求"实质真实"的理念,鉴于西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脱离现实,坚持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但案件审判权与调查权的合一,虽易于查明事实,却容易滋生腐败。中国古代的鞫谳分司及专门人员追证会实的制度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案件审判权与调查权可以通过分权来达到制衡。我国学者也从二者分权制衡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法官调查取证与认证分离的制度设想,这正是从实践与经验出发的传统法律思维方式在左右着我们的思想。

白居易分司东都与洛阳闲适诗唱和群体形成的研究

唐代中期以后,分司东都的文人数量不断增多。其中,白居易曾长期在洛阳任分司之职。他在文坛的声望和影响力,他所倡导的"中隐"思想和闲适生活情趣以及广泛的交游、超然的政治态度和对诗歌唱和活动的热衷等因素,使他成为当时分司东都文人群中的重要人物,并促进了洛阳闲适诗唱和群体的形成。

宋朝鞠谳分司制度及其现代启示

在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上,宋朝鞠谳分司制度极具特色,其司法机构的设置从中央到地方均体现了审、判分离的特征。案件事实的审理、检法议刑和裁决全过程有着完善的运行机制。鞠谳分司制度具有司法权制约、慎刑和"援法定罪"的功能。鞠谳分司制度对于当下我国实践中的司法裁判权制约问题与法院"内部请示"现象问题的解决具有现代启示意义。

元代盐运司、分司及盐场司所设孔子庙考

元代盐运司、分司及盐场司分别设立孔子庙,是中国古代庙学和盐业发展史上独有现象。从分布范围来看,元代盐司所设孔子庙主要位于腹里地区,其创建年代与元代皇帝尊孔重学的时间相吻合,也与蒙元统治者对盐课、盐政的重视,以及盐司官吏的自觉性、主动性有关。盐司所设孔子庙结构完备,各项设施较为齐全,其目的是尊孔祭孔、礼乐化人以及教育盐民与盐司官吏子弟,其功能大体等同于州府县庙学。明清时期,各级盐司已不新立孔子庙,原有的也多废弃不用。

北宋南京分司机构探析

由唐至宋,分司制度呈现出由实到虚的发展过程。唐后期开始,分司机构由掌事务转变成闲散之地。到了宋代,分司机构则成为用来收纳位高职闲、安置老病和责降政治异议人员的地方。对于陪都分司机构的设置,因各陪都所彰显的地位而不同。南京的分司机构主要由南京留守司御史台、南京国子监和鸿庆宫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