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分则中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的区分

注意规定是将原本符合基本规定的行为,提示性地规定按照基本规定处理,并不改变基本规定的内容,故相当于路径指引的"超链接",而法律拟制是将原本不符合基本规定的情形也按照基本规定处理,故仅限于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形;刑法分则中关于"明知"、"以共犯论处"、"以强奸论处"、"妨害公务罪论处"、以贪污贿赂论处、数罪并罚等规定属于注意规定;第382条第2款属于注意规定;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论处的规定属于法律拟制;第267条第2款、第269条、第289条以抢劫罪论处的规定属于法律拟制;第196条第3款、第362条的规定既是注意规定,又是法律拟制。

刑法分则条文中“明知”的证明责任及其立法评析

我国刑法分则条文中的“明知”是注意规定 ,不是特殊规定 ;由于犯罪故意本身就包含了“明知” ,删除分则条文中的“明知”不会导致严格责任 ;由于控方承担证明责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明知”的证明责任仍在控方 ,但控方只需证明基本事实 ,即可推定被告方“明知”。

重构我国刑法分则体系若干问题探讨

刑法分则中"毒品"、"淫秽物品"等概念的解释性规定,按照总则与分则的关系要求应该纳入总则规定;刑法分则体系应改"大章制"为"小章制"的分类方式;并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的妨害婚姻家庭罪应当独立成章;增设侵害环境罪专章,将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独立成章;贪污贿赂罪涵盖的内容应当加以扩展,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等几个罪纳入第八章规定的"贪污贿赂罪"。

关于我国刑法分则条文设立模式的解读

刑法分则条文的立法模式既是一个立法论问题,也是刑法解释论中的一个基础问题。我国"犯罪成立模式说"对传统刑法"犯罪既遂模式说"的批判并不成立,"犯罪既遂模式说"不仅在解释论上具有可行性,也符合我国刑法的规定。

关于缩减刑法分则“法定犯”罪名的思考

刑法分则过多规定"法定犯"不符合现代刑法"省刑"、"谦抑"思想,法治社会不是条文越多越好。刑法有自身的调整范围,不是所有的行政违法行为发展到严重程度就都构成犯罪。现行刑法中许多"法定犯"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达不到犯罪程度,甚至不属于犯罪的性质。法定犯使空白罪状过多实际上把部分刑事立法权变相地交由行政机关行使,与立法法的精神相悖。基于以上考虑,建议大幅缩减刑法分则"法定犯"罪名。

中外刑法分则对犯罪形态的规定之比较研究

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构成以犯罪既遂为标准——这一命题在欧陆国家以及追随其理论的日本有着历史的根基,修正的构成要件学说是其在结果主义传统与现实需要之间做出的调和选择。我国自古处罚未遂,对刑法罪名条款的认识与西方有别。对我国现行刑法分则的理解,不宜与欧陆日本刑法同日而语,而应作出符合我国情况的解读:我国刑法分则的规定既包括既遂也包括未遂,犯罪构成与犯罪既遂是两个有着不同功能的概念。

我国刑法分则研究之考察

新世纪我国刑法分则的研究,既有对分则一些共性问题的研究,例如刑法分则体系、罪名、罪状、法定刑,分则的"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特征,罪状的立法式———既遂式或犯罪成立式,个罪的罪过形式,分则中的引导性规定,分则的解释等,也包括大量针对类罪、个罪的具体研究。总体而言,在新世纪,我国对刑法分则的立法与司法顺应了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需求,满足了公众的期待,对刑法分则的理论研究既推动了立法,也推动了实践。刑法分则的发展变化,与分则规定的立法、司法活动及其效果有关,更与我国改革开放、社会管理中遇到的"突出问题"紧密相关。未来对刑法分则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处理好刑法分则解释论与立法论的关系、深化案例对分则研究的作用、关照其他部门法知识等。

刑法分则照应性条款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分则照应性条款分为量刑照应性条款和定罪照应性条款。有些量刑照应性条款有待修改完善;有些量刑照应性条款的设立缺乏科学依据。在定罪照应性条款中,有些条款是否有必要设立,值得研究;有些条款具有扩展某种犯罪构成的功能;有些条款具有独立的立法意义;有些条款需要作出明确的解释。

刑法分则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刑法分则体系的反思与重构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李培泽制定一部内容完备、逻辑严谨、结构科学而又符合现代潮流的刑法典，已成为当前法学界、司法机关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据悉，这一意义重大的工作正在紧锣齐鼓的进行之中，令人欢欣、振奋。但是，从笔者目前见到的数...

刑法分则规范的梳理与完善

刑法分则规范所存在的立法缺陷已引起了理论界的诸多评判,但现有评判却缺乏应有的有因性分析。其实,透视立法缺陷存在的有因性,是修补这些缺陷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而对刑法分则规范现有缺陷的矫正,必须遵循一定的具体规则,即合理性规则、确定性规则、协调性规则和适度模糊规则。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应采用实证分析的方式,从而得到比单纯理论研究更为丰富的立法支点。

论刑法分则条文语言使用的完善

论刑法分则条文语言使用的完善高一飞刑法分则条文语言表述问题，即如何科学使用立法用语的问题，不仅关系到司法机关正确理解立法原意，准确定罪量刑，也有利于广大公民学习、遵守法律。刑法分则条文的语言表述应遵守立法用证的普遍规律，同时应考虑刑法条文用语的特有规...

论我国刑法分则及司法解释对片面共犯的认可

对片面共犯虽无统一的认识,但考察我国刑法分则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一定范围内还是承认应以共同犯罪加以处罚的。

刑法分则中“……的,”、“或者”与构成要件的解释

刑法分则中"……的,"是表明罪状表述已经完结的标志,具有这一标志的,"情节严重"、"数额较大"等要素,仅是"或者"后的行为类型成立犯罪的要件;另一种情况是:法条中存在这一标志,"情节严重"、"数额较大"等要素是"或者"前后的全部行为类型成立犯罪的共通的要素。上述从形式上得出的结论,若具有实质上的合理性,应予维持;若不具有实质上的合理性,则应进行补正解释。对刑法第397条和第398条应进行补正解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仅是玩忽职守行为成立犯罪的条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的,即构成滥用职权罪;"情节严重"仅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成立犯罪的条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的,即构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

关于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在刑法分则体系中的定位问题

刑法分则体系的两个层次 ,都是以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为标准 ,按从重到轻的顺序进行排列的。各类犯罪在其中的定位 ,体现着刑法的立法精神、立法意图。贪污贿赂罪、渎职罪的社会危害性 ,特别是其政治危害性、精神危害性 ,在刑法分则体系中均居于前列。应将其在刑法分则体系中的位次前移 ,以使刑法所体现的立法精神、立法意图更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以利更有效地打击这两类为人民所深恶痛绝的犯罪。

刑法分则立法形式的选择与协调技术

刑法分则立法形式的选择与协调技术高一飞我国刑法分则的存在形态是以刑法典分则为轴心，以特别刑法为补充的模式。现有模式是适应刑法初创时立法水平和立法经验以及我国转型时期刑法变更较快而出现的，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客观原因。但因其缺乏较为明确统一的刑事立法...

罪刑相适应在刑法分则中的体现

我国刑法分则按照犯罪所侵害的客体的共性,将所有犯罪划分为八大类。就刑罚的比重来看,基本上做到了重罪重刑、轻罪轻刑,使法定刑的布局大致反映了不同类别的犯罪之社会危害性的差异性。以可判死刑的条文为例:反革命罪直接危害国家政权与社会制度,其社会危害性居各类犯罪之首,相应地,反革命罪一章中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条文规定了死刑。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社会危害性轻于反革命罪,仅占总条文的五分之三左右。余者,死刑条文比例随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递减。这说明,立法者在制定刑法分则时,曾力图使法定刑的布局与各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

论我国刑法分则规范的完善——以总分则之关系的合理定位为切入点

以刑法总则与分则之关系的合理定位为切入点,我们不难发现:刑法分则的不少条文并不符合刑法总则“但书”的规定;刑法分则的不少条文不符合刑法总则第14条、第15条的规定;刑法分则的不少条文不符合刑法总则关于数罪并罚的规定。另外,刑法分则将预备行为、教唆行为、帮助行为纳入到分则规范之中;具体犯罪的法定刑以犯罪既遂为模式;刑法分则规定特别自首制度、累犯制度,所有这些都不符合刑法总则与分则之关系的合理定位。相应地,这些分则条文应予完善。

五步教学法——刑法分则教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我国 79《刑法》设置的罪名仅 10 8个 ,而 97《刑法》设置的罪名猛增至 413个。若按传统“逐罪讲解”的教学法 ,则每个罪名分不到 2分钟。怎么办 ?本文针对传统教学法不能适应新刑法分则教学需要的情况 ,提出了作者的改革思路 :五步教学法。

论刑法分则中一词多义现象及解决的对策

语言具有天然的局限性 ,立法活动 ,司法活动也必然为其所制约 ,因此在刑事立法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词多义的现象 ,而刑事司法中也就必然要面对这一问题。通过对刑法解释论和我国法律解释实践的分析 ,笔者总结了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律 ,设想了刑法解释的系统框架 ,并依据法律解释的规律和实践 ,分析了刑法分则中罪状部分的一词多义现象 ,列举了部分典型的词语并予以解释。

《刑法分则》学习要点

从1989年9月起，中央广播电视大学88级法律专业学员开始学习刑法分则课程。本门课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则部分，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其他刑事法律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结合最高司法机关所作的司法解释，要求学员掌握各种具体犯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明确怎样依照法律规定，结合具体案件，区分罪与非罪界限，以及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但不要求学员背诵每种犯罪的法定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