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刑法原则儒家化特征

法律儒家化是中华法系最富特色的标志,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重要时期。文章探究了儒家的礼治原则与魏晋南北朝刑法原则之间的关系,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系列刑法原则具有的儒家化特征,并对其成因作了分析。

明代云南刑法原则和刑罚手段的变化

明代随着中央政权在云南统治的深入和云南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联系的加强,明代云南刑法原则和刑罚手段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变化的原因是中央王朝对云南治理的加强,云南与内地各方面差距减少。

基于刑法原则体系性视角之累犯透析

累犯是适用于极少数人的刑罚制度。刑罚施加于罪犯是以其犯罪行为为基础的,但累犯只有一个犯罪行为,且已经按照相关规范予以定罪处罚,除此再无犯罪行为,因而在罪刑法定原则体系里,它是有刑罚而无犯罪行为的唯一个例,是无罪行之刑罚法定。大多数刑罚的给予,都是以刑法分则条款为依据,然后结合总则刑罚章节而确立的,但累犯制度则几乎与分则条文毫无关联,因而它与罪刑相适应原则也是不相容的。另外,它还与刑法适用一律平等、不溯及既往、禁止重复评价等原则也存在着结构性冲突。现有的规范体系与理论研究都未就这些冲突提供较好的合理化基础,因而一般累犯制度的存在值得反思。

论刑法原则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律实践中的类比适用

我国将违警罪或者轻(微)罪从刑法中分离,由《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警行为加以规制。因此,刑法原则在治安管理处罚的立法和执法实践中具有指导意义,并且应当有选择的类比适用。确立治安管理处罚法律实践类比适用刑法原则,对于贯彻法治统一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解决法律竞合适用,防止警察行政权力滥用,促进治安管理处罚法律体系建设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刑法原则位阶关系研究

我国《刑法修正案(九)》的实施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产生的困惑,并进而引起的学术争议之一,就是造成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冲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研究视野表明,罪刑法定原则是实现刑事法治的基础性前提。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实质是追求罪刑法定之下的刑罚正义。与此相应,应当明确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之间存在的位阶差距,罪刑相适应的实现应以罪刑法定为限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突破极大制约了法治理念的形成。因此,应该始终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地位,这也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延伸。

论刑法原则的宪法化

刑法宪法化是当代各国刑法的发展趋势,是一种新的刑法思潮,是刑法改革的方向,是刑法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刑法宪法化是指在宪政背景下,将刑法的一些基本理念和价值写入宪法,用宪法条款限制刑事立法和司法,在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以限制国家刑罚权。它倡导民权刑法理念,终极目的在于保障人权。欲在我国实现刑法原则的宪法化,应该着重从制度构建的层面上来予以完善,即一方面要求将刑法的基本原则写入宪法,另一方面要求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违宪审查制度。

定罪量刑必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思想路线,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在定罪量刑中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原则,就是在司法实践中坚持这一根本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有的同志却无视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基本原则或将它排斥于刑法原则之外。这种倾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有害的,因此,必须正视这一根本性问题,在定罪量刑中必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原则。

论弱势群体特殊保护刑法原则的确立

基于我国的社会现实和维护社会稳定局面的需要,对弱势群体予以特殊保护的必要性已经毋庸质疑,笔者倡议应将弱势群体特殊保护的刑法理念具体化为一项刑事法律原则,使其成为基于现实需要而对刑法已有的基本原则的引申和补充,弥合因为现阶段法律制度的不完善而带来的对弱势群体不能予以特殊保护的缺口,并就此体现刑法对于实质公平正义的追求,实现刑法保障人权的终极目标。

刑事和解的价值表征——兼论与刑法原则的融通

刑事和解是指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注重两者私权利的保障,使刑罚权一定程度上让渡于私人惩罚权。此项制度与我国近几年提倡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要求一致,体现出"和为贵"的社会理念,有利于体现刑法的谦抑精神,实现个别的公平正义。

论罪刑均衡的刑法原则

从案例分析的角度对罪刑均衡原则中的几个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唐代以后刑法原则的变革及其原因

宋、明、清各朝的刑法原则在继承唐律的同时,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增、删、并、改。这种变革使法律更加适合治理当时社会的需要。反映了统治者统治经验的丰富和成熟,以及立法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刑法原则在行政执法中的运用

在刑法、民法和行政法这三个大类部门法中,应该说行政法是最不成熟、最不完善的一个部门法。近几年来我们国家相继制定了《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条例》和《国家赔偿法》,特别是最近颁布的《行政处罚法》使我国行政法体系和行政法理论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还远不能说已经达到了完善,相对于刑法理论来说还有许多东西值得借鉴和学习,其中有关刑罚适用的一些原则就是如此。试举例说明:

中国刑法原则与普通法系、大陆法系之比较

刑法的原则问题,是刑法理论中一个重大的、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它对于制定完善刑法,准确适用刑法,加强法制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刑法理论中各种具体原则繁多,为区分起见,我们把刑法的一般原则称之为刑法基本原则。所谓刑法基本原则,是指刑法中关于犯罪、刑罚及其相互关系等方面的概念、制度赖以确立的准绳。在我国刑法中并未对刑法的基本原则作出明确的规定,而是由刑法理论予以阐述,理论界一直存在着颇多争议。1979年7月,我国第一部刑法颁布以后,刑法学者根据自己的理解。

论贝卡里亚刑罚理论对近代刑法原则确立的影响

文章认为,贝卡里亚主张客观责任论和法定责任论,反对罪行擅断主义和主观归罪原则,为近代刑法理念的革新指明了方向。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作为近代刑法的理念性原则获得公认,成为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令诸多反映刑事政策的原则与制度的内容则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

客观超过要素的刑法原则——对主客观一致原则的地位深层次思考

犯罪行为构成之认定应将二者有机统一,既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又注重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险性。由此建立的主客观一致原则是对一般刑事责任原则的突破,其设定有利于发挥人道主义精神,减少社会危害性,实行尊重和保障人权与社会稳定发展并举的目标。

环境监测中干扰采样行为的刑法定性

司法实践中,以物理方式干扰环境监测设备采样的行为常被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最具代表性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第104号指导性案例。然而,此类判决存在三方面问题,即用司法解释架空刑法条文、用保护法益架空构成要件、用系统目的无法实现代替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保护法益应为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以物理方式干扰采样行为不符合《刑法》第286条第1款和第2款。其中,对第1款中“干扰”的限制应从行为对象和保护法益两方面展开。同时,对司法解释的理解也应遵守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规定一致。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实践的刑法教义学反思及展望

近年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推动下,经过试点基层检察院的不断探索和创新,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对我国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的分析:一方面可以发现企业合规广泛适用于大中小微型企业和轻罪重罪案件等本土化举措;另一方面也暴露合规不起诉有违刑法基本原则,进而危及刑事法治的问题。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法院参与刑事涉企合规的大背景下,必须为企业合规作为刑事激励措施的正当性提供刑法教义学根据。此时,就需要将合规案件的处理模式作为方法论课题,构建相应的单位犯罪论;在此基础上,将企业合规的出罪根据作为本体论课题,阐明其阻却犯罪成立的机制。

犯罪定量要素与刑法立法模式调整

在中国刑法犯罪定义中,定量要素是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关键标准,也是构建统一刑法典模式的重要基础和必要前提。这种立法模式有利有弊,其最大弊端是减损了刑法规范的明确性。特别是在自然犯的犯罪定义中,定量要素的界定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这成为混淆罪与非罪界限的重要立法因素。为了解决定量要素减损刑法规范明确性的问题,应当以立法方式规范司法定量,并推动刑法立法模式从统一刑法的模式向多元立法模式的转型。

罪刑法定原则与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对习惯国际法的发展

罪刑法定原则既是国际法治的内在要求,也是其外在表达。通过考察侵略罪(破坏和平罪)的历史变迁,我们发现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在发展习惯国际法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回应”并有遵循该原则的“自觉”。一方面,由于习惯国际法在效力范围层面能约束所有国家,所以罪刑法定原则本身要求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只能适用习惯国际法或“重申了习惯国际法”的条约规则;另一方面,由于习惯国际法固有的特性,它始终处于一种演变发展的状态之中,这与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规则明确性在形式上存在着相悖之处,亦体现了国际刑法与国内刑法的差异性。因此,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在通过认定、解释和适用习惯国际法来惩治国际犯罪之时,亦需证成其司法实践并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即它对习惯国际法的发展应以罪刑法定原则为界,如果超出了这一界限,则有可能招致合法性质疑,罪刑法定原则亦由此贯穿于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对习惯国际法的发展这一命题的始终。

期待可能性与亲亲相隐原则的比较研究

亲亲相隐原则来源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主张亲属之间应相互包庇犯罪行为,而期待可能性理论则源于西方刑法学,主张行为人在无奈的情况下实施犯罪行为,可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这两种理念看似相悖,但有一定共同点,也存在不同之处。本文将通过比较期待可能性与亲亲相隐原则的适用条件、价值取向、功能定位等方面,对这两个刑法原则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