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犯时代的刑法解释——兼论法秩序统一原则与刑法独立性

中国刑法已经进入法定犯时代。法定犯是指同时具有行政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且构成要件必须依托行政法规具体规范内容进行判断的犯罪。法秩序统一原则要求法定犯构成要件要素解释必须与行政法规在基本精神和终极价值上协调一致、互不冲突;刑法独立性要求法定犯的构成要件要素保持相对独立的解释立场。法定犯的双重违法属性要求,在解释构成要件时,首先必须对不法类型进行同质性审查。不法类型绝对同质性情形下,行政法规规制目的排斥对法定犯构成要件要素进行文义解释的,刑法应进行限制解释;在超法规的角度,当行政归责属于立法拟制或推定的积极归责时,要防止以“仅有量的区别”为判断标准,直接将行政责任以作为法定犯认定的根据。

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解释中的真实地位——从法律解释的基本法理出发

刑法学界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起着总制约作用,其实这只是表面化的共识。法律解释的基本性质是:从作为载体的法律文本“重构”作为规则的“法律”。关于“什么是法律”之法理学才是法律解释过程中隐在的指导者与制约者。不同的法律观会引发不同的法律解释理论。刑法解释受制于“什么是刑法”之法理学认知,而非受制于罪刑法定之具体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解释中的地位是“文本封闭原则”,而文本封闭的功能实现取决于具体的刑法解释理论。刑法解释学应当超越罪刑法定原则,回归到“什么是刑法”之法理学研究,并以之作为建构刑法解释学的理论基础。

秦汉时期的刑法解释及当代审视

在法家思想的影响下,秦代确立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刑法解释原则,私家释律的刑法解释范式被明令禁止。同时文理解释、扩大解释、限缩解释、连事比附解释、指导性解释和修正性解释等多种刑法解释方法在秦代的司法实践过程中被广泛地加以使用。在秦代刑法解释理论与解释方法发展的基础上,两汉时期的刑法解释在指导思想层面上经历了由黄老之学向儒家思想进行转变的过程。受此影响,“应合经义”的刑法解释原则得以确立,私家释律的刑法解释范式迎来了发展契机。与此同时,包含了“声训”“形训”“义训”“互训”四种解释技巧在内的“经学训诂”解释方法在两汉时期的刑法解释过程中被广泛地加以运用。

常识主义刑法解释观的学理诠释与实践面向

近年来的刑法教义学研究存在“去经验化”的危险倾向,而常识主义刑法解释观的提出正是对深陷规范“泥潭”的教义学的补偏救弊。当前理论上对常识主义刑法解释观的批判建立在错误理解之上,因而不能成立。“将常识判断寓于法律解释”不仅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应有之义,也契合解释过程中的主、客观互构关系,更是满足了法教义学面向功能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合法性、合理性及合目的性构成了常识主义刑法解释观在方法论意义上的三个实践向度,即要求解释结论不得超越实定法的有效范畴;从刑法文本到案件事实的涵摄过程不得悖离基本的逻辑要求;对条文的解释应当符合规范目的,并满足社会公众的合理期待。

反思静态刑法解释观

静态刑法解释观的特点是理念保守、固守文义、过度追求立法原意,由此导致刑法解释方法的不当选择与刑法解释限度的狭隘把握,也使得刑法未能适时回应当下社会的流变,损伤了应有的规范机能。静态刑法解释观存在无法适应从传统到现代之变迁的局限,消解不了网络时代犯罪新样态的视域盲区,在追诉时效、刑民交错、公共卫生、刑法体系反思等细域也渐渐步入绝境,以致刑法面临功能限缩的尴尬处境。对罪刑法定主义的形式化坚持不应扼杀刑法对社会生活的适应性,过度消极过度稳定实质是过度保守,既不能有效形塑新的行为规则,也矮化了刑法在社会调控架构体系中的本来角色。社会宏观格局的变迁全面波及犯罪的微观样式呈现,以进化论视角而不是静止视角审视犯罪,调整、改变以传统社会为背景建构起来的理论叙事话语已无可争辩,动态刑法解释观是最终的逻辑归结与价值选择。

刑法解释限度的辨析

刑法解释限度存在理论争议和实践判断两个层面的问题。理论层面,关于刑法解释限度存在可能文义说、国民预测可能性说、犯罪定型说、语义与规范意义相互调适说等不同观点。相关学说或多或少都存在理想化、难以把握等问题。法律文本的开放性使得可能文义说基本不可能为刑法解释划定边界,国民对刑法规范的预测与刑法规范实际含义间的距离也使国民预测可能性说显得过于理想化,犯罪定型说仅适用于构成要件解释且有同义反复之嫌,语义与规范意义相互调适说则存在较为含混难以把握的问题。刑法解释的限度实际上在于法律共同体的共识,共识认为没有越界的,即使超越了可能文义,也在解释允许的限度之内;共识认为已经越界的,就应当认为已经超越了解释允许的限度。实践层面,数字和网络时代给刑法解释限度的认定带来了很多新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在刑法解释限度的共识标准下都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对贝卡利亚刑法解释体系的反思与现代化修正

贝卡利亚作为近代资产阶级刑法的鼻祖,曾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构建了立法权与解释权相融合、司法权与解释权相分离的刑法解释体系,并由此衍生出了极端的罪刑法定原则。这一体系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贝卡利亚过分否定法官的解释权,且忽略了学理解释对刑法活动的重要作用。笔者基于对贝卡利亚刑罚解释体系的启发,认为应当重视、提倡学理解释,对有权解释进行程序限制和内容审查,并建立对刑法解释内容合理性的客观标准,以完善我国的刑法解释体系。

网络刑法解释扩张的路径、原因及其合理限制

近年来,以网络犯罪为代表,刑法在解释适用过程中出现明显的扩张倾向。网络刑法解释的扩张路径包括犯罪对象、犯罪空间和规制主体三个方面。出现扩张的原因包括:罪刑法定原则还未有有效契入司法运行机制的法制背景环境;层出叠现的网络科技犯罪手段带来大量刑法治理需求;网络科技的发展又给公众舆情带来开放的自由表达空间等。网络刑法的扩张适用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罪刑法定原则,应当对网络刑法解释加以合理限制。相关解决方案:在制度上,建立反向否定的案例指导制度,避免机械司法;工作中,从事前和事后两方面提升监督质效,防止监督流于形式;在解释规则上,先明确网络犯罪的类型,根据不同类型确定刑法解释的方向;再通过“文义”与“价值”两方面同时把控,厘清解释的限度;理论分析上,挖掘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等价性。

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观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解构

数字时代下,功能主义发挥着保护与推进的双重功效。公民个人信息的数字化使其面临风险社会带来的威胁,刑法出于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设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促使其更好发挥刑事功能,应立足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观对现存的规范进行多向解释。要从结果实质的违法性方面解释“非法”,从行为的自发性以及“获取”与“提供”的对向性两方面解释“获取”。积极运用类案例证,发挥法官决策能动性,使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得到审慎、全面规制。

中国古代刑法解释研究

在法家、儒家、朱子理学等众多思想的影响下,“以法为教”“应合经义”“奉法循理”“一准乎礼”“以严为本”“严格解释”的中国古代刑法解释原则相继被确立起来,中国古代刑法解释权限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官方释律的独占地位日渐式微,带有学理解释性质的私家释律先后经历了禁锢、解封、发展、兴盛四个历史发展阶段。在刑法解释方法的层面上,除了扩大解释、限缩解释、类推解释、当然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等具体的刑法解释方法被广泛地加以使用之外,经义训诂、连事比附、辩名析理、成案解释等众多中国古代特有的刑法解释方法也被创制出来,并在中国古代刑法解释实践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刑法解释客观性的界定与实现

司法实践过程中,刑法解释始终以追求客观性的实现为首要任务。就刑法解释客观性的内涵而言,当下学界业已形成了“一元论”和“多元论”两种论断。从刑法解释本身具有的特殊性来看,“多元论”相比“一元论”更具有合理性。刑法解释客观性的实现,在刑法规范、价值评判和刑法解释方法等方面均存在困境,因此,应从这些方面探求刑法解释客观性的实现路径。

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困境与出路

与传统语境下刑法解释“价值无涉”的特性不同,网络时代刑法解释呈现出价值判断介入过多的特点,虽然其有效回应了公民权利保障的诉求,但也埋下了“新刑法工具主义”的法治隐患。从原因论的角度来说,刑法解释扩张化的初衷在于弥合高速变动的社会情势与立法滞后性之间的差距,但在刑事政策过度司法化、刑法解释论的内在缺陷等因素驱使下逐渐异化。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困境既有立法原因,也有司法自身原因,因此解决路径也需要兼顾两者。在刑事法治现代化的价值导向下,应当树立刑罚有限主义的理念,重视立法层面犯罪化的内容与限度,整合司法层面刑法解释与刑法论证的适用,进而实现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化。

形式的刑法解释之提倡及其方法论

形式的刑法解释以规范治理为目标,旨在揭示刑法规范的真实含义;实质的刑法解释以处罚必要为目标,根据有无处罚必要对刑法规范含义进行解释。形式的刑法解释以实现形式正义为目标,具有合法性,有时却违背合理性;实质的刑法解释以实现实质正义为目标,具有合理性,有时违背合法性。中国刑法解释应当坚持以形式的刑法解释为主导,允许有利于被告人的实质的刑法解释。

刑法解释的主体

没有解释刑法便无以适用,而解释存在的前提是解释的主体。基于对刑法解释实然主体的描述,结合法治的统一,"三机关"的基本职能,刑法解释基本思想的客观说等因素的认识,结论是法官是刑法解释的应然主体,刑法的解释必须通过法官对刑法与案件事实的理解、解释和运用三个环节得以实现。我国需要确立"一元多级,最高法院主导"的刑法解释体制。

刑法解释限度的理论构建:从价值优化论回归合法限度论

刑法解释限度,是指刑法文义解释所不能超越的、法律文本(刑法文本)所限定的文义界限和程度,以确保刑法解释对象和解释结论的合法性(限度)。刑法解释限度所欲解决的主要是刑法解释合法性问题,而不解决合理性与合目的性的问题。刑法解释限度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法律规范用语的语用学所可能确定的、符合国民预测可能性的语言意义为标准,可以简称为“语用意义的国民预测可能性说”。刑法解释限度的诠释学功能,是指刑法解释限度在诠释学上所具有的限定刑法解释合法性的功能,其特点是有限性和层级性。

刑法解释学基石范畴的法理阐释——关于“刑法解释”的若干重要命题

刑法解释作为刑法解释学的基石范畴,是指对刑法规定含义的理解、阐明和具体适用。刑法解释具有作为法律解释的基本特性,包括司法适用性与司法甄别性、双向性与主体间性、两面性与主客观性、合法性与正当性、方法性与目的性等。刑法解释的类型论可以有多重视角,从刑法解释的规范目标的立场来看,主要有刑法的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之分;从刑法解释的规范属性的立场来看,主要有刑法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之分;根据刑法解释的方法不同,可以分为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四种(经典四分法),但经典四分法自引入中国以来一直面临着争议和挑战,中国刑法学者现在越来越多地主张将刑法解释方法分为文义解释方法、论理解释方法、刑事政策解释方法(新三分法),这种新三分法逐渐成为有强大理论解释力的理论共识。

“许霆案”的刑法解释学思考

根据我国刑法第264条的规定,许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有故障的ATM机恶意支取银行现金175000元的行为构成盗窃罪,而不是侵占罪和诈骗罪。ATM机不是"金融机构",但"盗窃ATM机内的资金"仍然属于"盗窃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许霆案"引发三点反思:第一,该案折射出我国现行刑法司法解释体制的弊端,所以应当建立以法官解释法律为基础、以最高法院的统一解释为辅的新的司法解释体制;第二,法官应当善于运用各种刑法解释方法;第三,法官在刑法解释中应当适当考虑舆论民情,前提是该舆情的表达遵循了客观真实原则。

侵犯商业秘密罪故意形态之再提倡——以刑法解释学为视角

辨析侵犯商业秘密罪罪过形态的各种争议观点,有利于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罪过形态形成整体概观。刑法解释学是一门具有独立品格的学问,通过对刑法解释学的基本解读形成对刑法解释学总体认识;从刑法解释学的视角出发,以方法论意义上的刑法解释方法即文理解释和论理解释,对本体论上的刑法解释对象即《刑法》第219条进行体系化解释,以反向考察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观罪过形态。结论: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观罪过形态只能是故意,且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

诠释学视野中的适用性刑法解释论

诠释学本体论揭示了理解、解释、应用属于人此在存在的基本结构,人的存在本身处于理解与解释之中。诠释学对刑法解释的影响体现在具有价值判断的刑事法官主体地位的回归。刑事法官主体地位的确立将导致主体价值渗透到适用性刑法解释中,形成了“逆向裁判”思维,这种思维与刑法方法论之间具有价值关联。作为实质判断的前理解始终影响着解释结论与处罚必要性的判断。当司法解释难以在个案中维护最基本的公平正义以及其本身须要再解释时,适用性刑法解释的意义得以彰显。促进刑法解释从“学理型解释”向“法官适用型解释”转型是通往个案公正的重要一步。

组织、介绍同性卖淫行为的定性与刑法解释观念

如何看待组织、介绍同性卖淫的行为?笔者认为,刑事司法个案的法律适用当中包含着丰富的刑法法理思想,就组织、介绍同性卖淫的行为的定性而言,就包含着刑法解释的目标问题和刑法适用的解释机制问题的理论运用,在阐述了这两个理论问题之后,现就组织、介绍同性卖淫的行为结合上述理论进行的定性分析认为:卖淫应当包括同性间的行为,法官应当丰富法律的内涵,渐进地发展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