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定性研究

关于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定性,理论界长期存在争论,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该条款的定性不准确,导致了定罪混乱、罪刑失衡等情况。以往各种学说在解释该法条合理性时无法在责任主义与犯罪构成上自圆其说,对于出现重结果的刑讯逼供行为,不顾行为人主观如何,一概以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对司法工作人员处理既不理性,也不现实。从结果加重犯的构造与立法效果来看,只有将《刑法》第247条视为结果加重犯并适当修改法条才能妥当解决以上问题。

刑讯逼供致人死亡性质与犯罪形态问题研究

1997年《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刑讯逼供致人死亡以故意杀人罪论处的规定属于注意规定,而不属于法律拟制。将该规定理解为法律拟制,涉及将法益侵害程度不同的行为强行地视为相同的问题,且违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将该规定理解为注意规定,不应当导致证明刑讯逼供者具有杀人故意的责任由控方向辩方转移,不会导致数罪被拟制为一罪,也不会导致逼取口供的目的与杀人故意不能兼容的问题。就刑讯逼供致人死亡的情形而言,《刑法》明确规定以故意杀人罪定罪,这涉及犯罪性质由刑讯逼供罪向故意杀人罪的转化问题。这样,将其犯罪形态认定为转化犯,就是顺理成章的。在司法实践中,就刑讯逼供致人死亡的情形能否以故意杀人罪定罪而言,要依据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进行判断。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杀人的故意。

刑讯逼供与我国刑诉证据制度的完善

近来媒体披露的几则由司法机关公职人员刑讯逼供酿成的重大错案.引来国人一番议论。其实百姓对司法系统内的刑讯逼供早有议论,多有微词。最近,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十六条”规定和公安部制定的“五个”严禁中,都有严禁刑讯逼供一条,国家最高司法机关严禁刑讯逼供之举是顺乎了民意,合乎依法治国之方略。对刑讯逼供为何成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固疾以及如何根除这个固疾,笔者以为有再作一番探讨之必要。

论刑讯逼供罪的证明责任

刑讯逼供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程序意义上的刑讯逼供行为,二是指实体意义上的刑讯逼供罪。目前,中国对于前者规定了详细的证明责任分配,而对于后者则规定得不是很科学合理,成为导致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一个因素。因此,必须对相关的法律进行修改,将证明责任分配给控方或者公安司法机关,以期遏制刑讯逼供,保障司法公正。

论司法刑事侦查权与关押权的分离——阻却刑讯逼供的有效制度

长期以来 ,我们一直致力于解决刑讯逼供问题 ,并设立诸如律师提前介入、非法证据排除、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全程录像监控等手段与制度来遏止这种现象的发生 ,但残酷的事实说明我们的努力并不太成功。作者在分析我们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诸多方法之利弊得失的基础上 ,认为目前“刑事侦查权与关押权不分”是主要根源之一 。

遏制刑讯逼供的域外法治经验及其启示

遏制刑讯逼供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域外相关国家在应对刑讯逼供这一难题的法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防治刑讯逼供的策略方法、法律规范和制度机制,为我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建设法治中国的新形势下,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刑讯逼供行为,健全防治刑讯逼供的制度机制,已成为推进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完善的关键。推动我国刑讯逼供防治机制的完善,应在借鉴域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着力严密规制刑讯逼供的刑事法网,严格控制讯问的时间和场所,切实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认真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积极探索建立羁押巡视制度。

关于刑讯逼供的理性思考

近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呈现出文明化、民主化、科学化的世界性趋势,然而由于现行诉讼制度的不健全和传统诉讼观念的消极影响,在各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大量的秘密刑讯和变相刑讯。为防范刑讯逼供的产生,从宏观上看应从制度完善与观念更新两方面完善刑讯逼供的应对策略。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证研究——以法院处理刑讯逼供辩护为例

中国三个地区法院处理刑讯逼供辩护案件处理情况的调研结果表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处于尴尬境地。其中有立法技术方面的原因,也有司法制度和价值观念层面的原因,因此,在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不能仅限于证据规则层面的努力,而应该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进行改革,以推动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

论“刑讯逼供”的解释与认定——以“两个《证据规定》”的适用为中心

为遏制刑讯逼供,我国构建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确适用的前提,是对"刑讯逼供"一词作出准确而允当的解释。"刑讯逼供"本系我国立法上之用语,国际上更为通用的是"酷刑"一语,而目前,对"酷刑"最权威的定义,来自联合国《反酷刑公约》,根据条约神圣的原则,依据《反酷刑公约》对酷刑的定义来解释刑讯逼供,基本是可行的。在司法适用上,解释和认定刑讯逼供,还应当注意根据具体个案进行具体判断。对于药物和催眠审讯,药物审讯应当认定为刑讯逼供,催眠审讯在征得犯罪嫌疑人同意的前提下可用,但不得作为定案根据。营救式刑讯逼供的合法性也应当予以否定。

刑讯逼供罪转化犯问题研究

刑法规定,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从重处罚。关于这一转化犯的规定,学界存在很大争议。笔者认为,首先,这里的"伤残"仅指重伤,而不包括轻伤在内。其次,本规定是形式上的转化犯、实质上的结果加重犯,致人伤残、死亡的行为必须是刑讯逼供行为,而行为人对其造成的重伤、死亡后果也不需要有认识,只需要具有认识可能性即可。因此,行为人对于"致人伤残、死亡"的罪过形式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

心理学视域中的刑讯逼供审视

刑讯逼供是制约我国法治现代化的难言之隐。从心理学的视域探测刑讯逼供的内涵及过程,深入体察刑讯逼供全过程中受害人心灵遭受的摧残,对促使法者做出刑讯逼供行为的心理动因进行历史与现实的追析,审视刑讯逼供犯罪对受害人、行为人、社会公众以及中国的国际公信度带来的心理危害,旨在唤起社会从人性层面关注刑讯逼供现象的紧迫意识。

刑讯逼供现状调查报告——以监狱服刑人员为调查对象

为了解在押服刑人员未决羁押期间的刑讯逼供现状及其主观认知状况,开展了此次调查。调查表明,公安机关侦查案件时,存在着大量的刑讯逼供行为;公诉阶段检察人员较少使用刑讯逼供;变相刑讯逼供较直接刑讯逼供更为普遍,且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较容易出现;男性遭遇刑讯逼供的比例高于女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犯罪嫌疑人较容易遭遇刑讯逼供;侵犯财产犯罪更易遭遇刑讯逼供;在押犯中不存在"反直觉现象"。为预防刑讯逼供,建议提高物证技术水平,降低口供作用;对财产类犯罪采取更有效的预防措施;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

论刑讯逼供的根源及对策

刑讯逼供是一个沉重而复杂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的刑事诉讼问题。其根源包括历史影响,侦查活动对口供的依赖,相关的外部制度缺失及实施刑讯逼供主体的心理健康状况。要彻底铲除刑讯逼供现象,则要努力改变历史遗留的思想观念,完善侦查讯问的具体方式,健全缺失的刑事诉讼制度及加强对侦查人员心理健康状况的关注,以达到切实遏止刑讯逼供行为的目的。

沉默权与严禁刑讯逼供

沉默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侦查、检察、审判人员的提问享有沉默不语的权利。刑讯逼供 ,是追诉者为了从被追诉者那里获知案情而采用拷讯等非法手段迫使被追诉者回答问题的行为。二者尖锐对立。欲使被追诉者真正享有沉默权 ,就必须严禁刑讯逼供。该文对二者的关系及其相关问题 。

刑讯逼供的亚文化思考

刑讯逼供亚文化的基本内容有认为“刑讯逼供有益”、“刑讯逼供合理”因而采取使嫌疑人身体承受痛苦的行为模式。刑讯逼供具有对外的隐蔽性与对内的公开性、自发性和传染性等特征。刑讯逼供亚文化理论有其产生的法文化基础、现实基础、价值基础和制度基础。用主流文化抑制亚文化是消除刑讯逼供亚文化的有效途径。

对刑讯逼供原因的再认识——兼论办案人员素质不高导致刑讯逼供的命题

刑讯逼供是司法公正的毒瘤,严厉打击和防治刑讯逼供早已成为社会和学界的共识。但事实上刑讯逼供案仍时有发生,且有的甚至成为重大恶劣的社会事件。综合各种因素,"理性人"决策是导致刑讯逼供最直接的决定性因素。动则将刑讯逼供的原因归结为办案人员素质低下是不妥当的。

我国刑讯逼供的成因及对策

刑讯逼供是一种暴力取证的方法,被我国政府明文禁止,但刑讯逼供现象仍屡屡发生。文章首先从历史、制度、司法技术等角度分析了我国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原因,认为只有改变司法人员的思维模式,加强监督,赋予嫌疑人沉默权,确立非法证据除外原则,实行悬案搁置制度等措施,才能消除刑讯逼供现象。

刑讯逼供与律师在场权初论

侦查程序中建立起律师在场权是无罪推定原则和人权保障理念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立法的普遍做法。本文集中探讨了处于行为范畴的刑讯逼供问题与律师在场权的相互关系,以期从实然的角度和微观的视野对消除刑讯逼供这一司法顽症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

论新刑诉法对刑讯逼供的遏制

刑讯逼供问题作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大顽疾,多年来对其的遏制与预防一直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以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为主要背景,从刑讯逼供的含义、特征及其危害,新刑诉法在遏制刑讯逼供上的改革与突破,对新刑诉法所确立的遏制刑讯逼供相关制度的评价与反思三个方面系统论述与评析新刑诉法对刑讯逼供的遏制与防范,力图在构建遏制刑讯逼供的有效途径与制度体系上表达自己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