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诉法中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之体现

我国刑诉法中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之体现柯葛壮这次刑诉法的修改，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吸收采纳了国际上通行的刑事司法准则，在力求司法公正，保障公民人权方面有许多新的突出的规定，受到国际舆论的好评。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其渊源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数十年来联合国通...

新刑诉法对未成年人犯罪报道的法律限制及影响

已于2013年1月1日生效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并完善了不公开审理制度,相较于原有法律规定,在其基础上扩张了对媒体报道的法律限制,使得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报道空间有所限缩。本文旨在对原有媒体法律规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盘点新出台的若干制度对未成年人犯罪报道领域带来的变化及影响。

2018年刑诉法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2018年刑诉法修正案中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尤其是增设速裁程序,成为本次修法的一大亮点,不仅修改篇幅最大、涉及的条文最多,而且将对律师、检察官、法官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立法上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虽不尽如人意,但当务之急是如何正确实施的问题。值班律师作为"法律帮助人"的角色定位有其现实合理性,"辩护人化"的改革思路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法律帮助人"的角色定位不影响适当扩大值班律师的诉讼权利。尽管速裁程序和值班律师写入2018年刑诉法,但是在制度层面仍有以下问题需要完善。一是明确值班律师未阅卷和会见不得在具结书上签字,从而使在场更具实质意义;二是允许值班律师在后续的诉讼活动中转换为辩护律师;三是在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时检察机关应当派员出席法庭,并在辩方提出异议时对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证明;四是应在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前进行证据开示,并赋予值班律师核实证据权。当前,应尽快启动刑诉法司法解释的修改工作。

新刑诉法对律师会见权立法规定的改进与疏漏

律师会见权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是律师得以深入案件、维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新刑诉法对律师会见权的内容进行了扩充、丰富,其体现的立法理念与立法技术的进步颇具里程碑意义;但与此同时,新刑诉法关于律师会见权的规定仍然存在一定的立法疏漏,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仍存在差距,仍然面临着众多的问题和挑战。

被害人视野中的刑诉法变迁:1979-2018年

作为“宪法测震仪”“应用宪法”的刑诉法,历来是人权保障的晴雨表,一部刑诉法变迁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权保障不断提升的历史,“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我国2012年刑诉法修正案就是证明。被害人是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参与方,保障被害人权利历来是刑诉法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基于这样的理论预设与实践认知,从赋能被害人角度检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刑诉法之变迁,无疑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与实践价值。

刑诉法“大修”:直指几大“陈疾”、彰显人权保障与法治进步——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叶青教授访谈

访谈运用的历史和比较的方法分析了新刑诉法的修改议题和法治价值、并指出了本次修改在强制措施、律师辩护、审判程序、证据制度和法律援助等方面都有新的变化和进步。

科技证据的法定化——刑诉法修正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我国司法改革大力强调保障人权的背景下,由刑事诉讼法典对科技证据的适用做出明确的规定对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科技证据的产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为防止对公民权利过大的损害,立法应对科技证据的适用条件和适用程序做出严格的规定。

修改后刑诉法与监察法的衔接

文章梳理了修改后刑诉法与监察法衔接的内容,并对为什么修改后刑诉法给检察机关保留一小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为什么没有将监察机关调查职务犯罪程序纳入刑诉法、为什么检察机关逮捕监察机关的留置对象没有采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时所采取的方式、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在办案中是什么关系等四个问题作了自己的解读。

刑诉法再修改对侦查监督的影响与挑战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继1996年修订之后对刑诉法的再次重大修订，是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和依法治国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是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推动法治文明进步的重大举措。其中，有关保障人权、逮捕制度、证据制度、侦查措施、辩护制度、特别程序等的新规定，为侦查监督工作带来发展机遇和挑战。

“新刑诉法”视野下侦查观的重塑

"新刑诉法"中诸多涉及侦查行为的规则变化,迫切需要确立新的侦查观。新的侦查观的规范基础包括:侦查任务的增加,影响侦查行为的主体职能(作用)和范围扩大,以及侦查活动变化与延伸。其中,增加尊重和保障人权任务,要求侦查人员充分理解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主体、原因以及路径。检察院、法院、辩护人、利害关系人等诉讼参与人,对侦查行为的影响方式和程度虽有不同,但都明显挑战与突破了传统侦查观,而身处侦查行为空间领域变化与延伸的侦查人员,则更能直接体验到新侦查观的现实意义。

论特殊侦查制度的立法构建——以完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为出发点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将一直处于秘密隐晦状态的"技术侦查"措施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是本次刑诉法修改的亮点之一。但是由于草案设计关于"技术侦查"的条文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对某些实质性问题并未进行改动与变革,显示出"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倾向。这不仅不利于特殊侦查的法治化,甚至有可能会为侦查机关违法侦查提供保护。在分析条文内容存在缺陷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建议,并认为,提高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方案的完整性和科学性是十分必要的。

再论司法鉴定统一立法——兼评新刑诉法中鉴定制度的变化

新刑诉法对鉴定制度有诸多改进,如: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初步建立起中国式"专家证人"制度、打通了法庭寻求专门知识的人帮助的通道等,但如鉴定启动权的配置、鉴定机构设置等问题却仍未解决。刑诉法调整的乏力,再次证明只有制定统一的《司法鉴定法》才能实质性解决我国鉴定制度存在的问题。从必要性上看,统一立法既是完善鉴定制度的需要,又是保障法制统一和理顺鉴定管理机制的需要;从可行性上看,当前具备时代背景、民意基础和客观条件。在统一立法时,要处理好适度超前与立足实际、精密立法与开门纳谏、统一立法与既有立法的关系,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为基础,找准着力点推进立法。

对新《刑诉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的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后来逐渐被联合国和英国、加拿大、日本、德国等国家所采纳，并结合本国司法制度确立了不同的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的确立、发展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的演变。各国关于“非法证据”的定义、排除范围、排除规则的选择、排除阶段、证明责任的分配等一系列实体方面和程序方面的问题。

新刑诉法人权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出路

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人权保障"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贯彻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基本理念。新刑诉法从程序等几个层面加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力度,然而新刑诉法在人权保障方面却仍然存在一些困境。新刑诉法仍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二者并重并将其作为刑诉法的直接目的,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会走入误区;被害人权利保障成为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软肋;秘密侦查合法化带来人权保障的隐忧。因此,要走出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误区,必须明晰刑事诉讼不同层次的目的,完善被害人的相关权利并规制公权力的运作。

检察机关贯彻实施新刑诉法需要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

《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刑诉法是继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又一次重大、系统的修改,对于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树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良好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不仅承担着具体的诉讼职责,还要对整个刑事诉讼活动实施法律监督。学好、弄懂、吃透、会用是检察机关贯彻实施《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前提。

新刑诉法呼唤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表现为一种司法交易,而本质上却是一种对追溯证明艰难的妥协,更具有实践必要性。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最大限度地消弭证人出庭作证的心理恐惧,也为获取自愿性言辞证据提供激励性保障。新刑诉法对该制度规定的缺失必然导致其新增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与"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再次沦为制度的"花瓶"。污点证人作证制度难免伤及实体公正,应对其案件范围、豁免模式、适用程序、保障措施等作出理性设计。此外,要规范作证的方式和内容,警惕"狱侦耳目"的伪证行为。

新刑诉法保障被害人权益若干问题研究

新刑诉法进一步加强了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还通过增设财产保全措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刑事和解程序等制度来维护被害人的经济权益,但对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权、获得法律帮助权、诉讼代理人的介入时间及其阅卷权等关键性权利的限制和缺失仍未得到根本改变,而且新刑诉法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更为倾斜,进一步造成了当事人双方的权益保障失衡。新刑诉法首创的上述一系列制度设计在司法实践中也很可能不利于被害人充分维护其经济权益。针对以上问题,有必要通过法律框架内的机制完善和制度创新加以解决。

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问题──1994年全国诉讼法学研讨会综述（刑诉法部分）

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问题──１９９４年全国诉讼法学研讨会综述（刑诉法部分）柯葛壮１９９４年全国诉讼法学研讨会，由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和武汉市中级人民院于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３１日至１１月５日在武汉市联合召开．出席会议代表百余人，共收到论文７０余篇，其...

刑事诉讼中侦查权之滥用及其规制——以刑诉法第二修正案为切入点

2012的刑诉法第二修正案对强制措施部分作了7个方面的修改,对侦查措施部分作了11个方面的修改,对证据、强制措施和侦查三部分的修改占本次修改的48%。侦查权相关内容比重较大,但侦查权并未明显扩充反而被适当限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权并不全面。侦查权力存在滥用的情况与侦查权力的大小并无直接的关系,更不存在同步增长的问题。对我国刑事诉讼中侦查权而言,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规范下的授权问题。

全面建构刑诉法与监察法的衔接机制

2018年5月10日,中国人大网公布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主要内容涉及到完善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的衔接机制,调整人民检察院侦查职权。建构与完善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的衔接机制应明确监委会调查权属性,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以保障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