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新质生产力与企业创新绩效

在大数据与互联网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转型过程也将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利用2015—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企业微观数据,实证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水平,并通过企业科技研发投入和企业创新专利产出来体现。采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方法分析后,模型结论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以及处在东南部区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更强。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通过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来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水平。最后,从企业本身、监管机构以及政府三个角度对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创新发展提出展望。

制造业工匠型人才创新绩效的形成过程与验证——基于自组织目标理论的扎根研究

文章结合自组织目标理论,以制造业工匠型人才为研究对象,通过扎根理论挖掘和分析工匠型人才创新绩效的形成过程。结果表明,工匠型人才的创新绩效产生于心理目标系统建构和实现的循环过程,由“心理目标触发—心理目标建构—行动过程—行动结果”构成,心流状态贯穿其中;工匠型人才的创新绩效体现在国家、组织和个体三个层面上,三个层面互为基础、不可分割;创新绩效经由结果反馈再一次作用于心理目标触发,产生新的心理目标,从而进入下一轮循环。在此基础上,通过词频分析进一步验证结论。

生命周期视角下债务融资成本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制造业企业往往会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无疑会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因此,文章以2011—2021年相关资料研究债务融资成本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同时,本文针对不同阶段的制造业企业,所实施的创新行为有所不同,债务融资成本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会有所差异。结果表明:债务融资成本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该影响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制造业企业中有所差异。在成长期和成熟期的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显著,在衰退期的制造业企业中影响较弱。

基于熵权法的中国化工企业绿色创新绩效评价

基于绿色创新过程的两阶段模型,结合化工企业实际情况,构建包含创新绩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的绿色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设定权重,对全国化工企业绿色创新绩效进行评价。研究发现,中国化工企业在2018-2022年绿色创新绩效呈缓慢上升趋势,其中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贡献最大,创新绩效和经济绩效欠佳;不同化工企业间绿色创新绩效差距大,且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和地区差异性。因此,我国化工企业应加强创新成果转化,培育资源优势行业,扩大优势地区影响范围,促进各区域均衡发展。

政府研发补助对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绩效的作用

针对政府研发补贴在装备制造业中对不同类型绿色创新绩效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结合锦标赛理论,阐述了政府补贴的激励机制。根据2011—2021年中国A股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以企业绿色研发投入作为调节因素,研究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研发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激励效果,而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在一定阈值范围内,政府研发补助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激励作用,但超过该阈值则会起到阻碍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政府研发补助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同样,大规模企业相较于小规模企业,政府研发补助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更为明显。

数字化转型、平台化变革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技术—组织—创新”范式的分析

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球创新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加快数字化转型和平台化变革,塑造多元互动和整体进化的创新生态系统,是增强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在传统技术经济范式中引入数字要素和平台理念,构建“技术—组织—创新”理论框架,分析数字化转型促进组织平台化变革进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14—202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平台化变革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普遍的促进作用,并且对数字化水平更高和股权集中度更高的企业效果更显著;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组织的平台化变革,基于数字平台形成创新生态系统进而增强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数字化对企业平台化的推动作用主要通过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互联互通实现,这是工业互联网平台发挥作用的两个重要维度。推动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平台化变革,充分发挥数字平台的创新基础设施作用,能够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知己彼,方谋合:创新绩效反馈对企业研发合作的影响

绩效反馈在企业行为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计算机、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数据,探讨创新绩效反馈(以创新结果测度的细化绩效反馈)对企业研发合作的影响,以及企业研发强度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进一步比较上述影响在不同性质企业(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中的异同。结果发现:历史、行业创新绩效期望落差对企业研发合作具有负向影响,历史、行业创新绩效期望顺差对企业研发合作具有正向影响。企业研发强度正向调节历史、行业创新绩效期望落差与企业研发合作间的负相关关系,正向调节历史、行业创新绩效期望顺差与企业研发合作间的正相关关系。在拓展性分析中,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创新绩效期望顺差对研发合作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其落差的负向影响也更显著。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创新绩效期望顺差对研发合作广度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对研发合作深度的影响较小;家族企业创新绩效期望落差对研发合作广度的负向影响更显著,对研发合作深度的负向影响较小。结论具有明确的企业创新活动指向性,有利于丰富企业研发合作决策情景。

平台型领导如何提升团队创新绩效——基于SEM与fsQCA的链式中介分析

为探究平台型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选取团队学习氛围和知识场活性作为中介,团队心理安全作为调节,基于496位高新技术行业知识型员工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两种方法检验理论模型。结果显示,平台型领导正向促进团队创新绩效,团队学习氛围和知识场活性在其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团队心理安全调节团队学习氛围与知识场活性之间的关系。以平台型领导、团队学习氛围、知识场活性和团队心理安全为前因条件、团队创新绩效为结果条件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支持以上结论,并得出提高团队创新绩效的两种前因组态模式,即“领导—成员互动模式”和“团队成员互动模式”。

ESG表现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检验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ESG表现和企业创新绩效对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2—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华证指数评级来衡量ESG表现,探讨了ESG表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ESG表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经过替换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ESG表现通过提升企业声誉,促进企业提升创新绩效,企业市场势力在企业ESG表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中产生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企业ESG表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更加显著。

企业—用户互动、敏捷开发与数字产品创新绩效

数字技术的可重新编程性、开放性等特征增强了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企业通过与用户互动进行敏捷开发以提升数字产品创新绩效,成为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基于精益创业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深入分析企业—用户互动、敏捷开发与数字产品创新绩效间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企业—用户互动通过敏捷开发积极影响数字产品创新绩效,且组织创新氛围将增强三者间的作用关系。研究有助于丰富对于数字情境下企业—用户互动创新的理解,推动敏捷开发研究的发展,为解释数字产品创新绩效差异化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思路,也为数字产品创新绩效的提升提供重要的管理启示。

国有企业技术并购对企业模糊前端创新绩效的影响

基于多维邻近理论,探索技术并购对企业模糊前端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并购双方地理距离与收购方生产链位置的调节作用。利用2009—2019年国有企业并购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并购双方技术相似性对企业模糊前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技术互补性对企业模糊前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购双方地理距离、收购方所处生产链位置正向调节技术相似性与企业模糊前端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及技术互补性与企业模糊前端创新绩效的关系。采用工具变量法、替换样本研究区间和GMM估计法进行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发现,上述结论依然成立。结论有助于深化对国有企业技术并购与模糊前端创新关系的认识,从而为企业通过技术并购实现模糊前端创新提供实践启示。

数字化转型、社会资本和企业创新绩效

随着数字技术快速迭代,如何引导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实现企业层级创新跃升推动产业升级成为业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将以社会资本为切入点,基于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采用文本分析、多元回归分析、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研究并检验数字化转型是否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研究结果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具体影响机制为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获得更多社会资本存量(地区社会资本、企业社会资本、个人社会资本)从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在社会资本3个子维度中,企业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最强,地区社会资本次之,个人社会资本最弱;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在国企和高新技术企业中表现更突出。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

选取2010—2021年省级数字经济指数以及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显著提高制造业技术创新绩效,且该结论在经过增加控制变量、缩尾处理等一系列检验后依然稳健;数字经济能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间接提升制造业技术创新绩效。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在地区发展方面,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一线城市内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在企业性质方面,数字经济对成熟期、国有、高密度人力资本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据此,提出加强数字经济基础建设、推进制造业产业结构数字化升级、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策略的建议,以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促进效应,提升制造业技术创新绩效。

知识获取视阈下创业学习对新创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新创企业需要弥补“新生弱”缺陷,在动态环境下选择适当的创业学习模式、获取创业知识,促进企业持续创新和成长。基于创业学习理论,利用288份新创企业调研问卷,构建有调节的双中介理论模型,研究创业学习与新创企业创新绩效的因果关系,探究创业知识的中介作用,同时,引入环境动态性作为创业学习影响创业知识获取的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①创业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促进作用,加入创业知识后,其在创业认知学习、创业实践学习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均具有完全中介作用;②创业认知学习与实践学习对创业显性知识、隐性知识均具有促进作用,而创业认知学习的正向影响更大;③环境动态性在创业认知学习与创业显性知识间具有负向调节效应,而在创业实践学习与创业显性知识间具有正向调节效应。结论启示,新创企业要善于结合外部环境并选择有效的创业学习方式,促进创业知识获取并进一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政策感知、组织创新氛围与人才创新绩效——人才自我创新期待的中介作用

在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区域创新与组织创新的最终落脚点是人才创新。以人才自我创新期待为中介变量,结合东部城市调查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系统考察政策感知与组织创新氛围对人才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策感知和组织创新氛围均对人才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人才自我创新期待在政策感知与人才创新绩效之间、组织创新氛围与人才创新绩效之间均发挥中介作用;与政策感知相比,组织创新氛围对人才创新绩效的影响更显著。上述研究结论为解释政策感知和组织创新氛围影响人才创新绩效的内在机理提供了新思路,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和组织管理者通过激发人才自我创新期待提高创新绩效。

多团队成员身份对个体创新绩效的双刃剑效应研究

根据角色理论与个人-工作匹配框架,并基于知识密集型企业员工有效样本多时点问卷数据的实证分析,探究个体多团队成员身份通过角色整合和工作繁荣(积极路径)以及角色冲突和工作疏离(消极路径)对个体创新绩效的整合影响,同时,考察认知灵活性在其间的边界条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个体多团队成员身份既通过角色整合与工作繁荣对个体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间接作用,又通过角色冲突与工作疏离对个体创新绩效有显著负向间接作用;对于高认知灵活性的员工而言,多团队成员身份通过角色整合和工作繁荣对个体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更强;对于低认知灵活性的员工而言,多团队成员身份通过角色冲突和工作疏离对个体创新绩效的消极影响更强。

开放式创新、专利保护与创新绩效

研究开放式创新与专利保护对于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在我国“双碳”目标中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基于2000~2021年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发明专利申请数据和引用数据,运用门限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开放式创新和专利保护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开放式创新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上市企业的创新绩效存在单门槛效应;专利保护对于创新绩效具有双门槛效应;开放式创新对于专利保护具有单门槛效应;专利保护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有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两条路径。结论表明,开放式创新与专利保护相辅相成,企业应在开放式创新基础上建立健全专利保护策略,促进合作的同时保护自身创新成果,以实现更高的创新绩效。

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以沪深A股新能源上市企业为例

本文利用A股新能源上市企业2009—2020年的数据,先后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税收优惠促进了新能源企业创新绩效,对发明创新和非发明创新均有显著影响,稳健性检验通过评估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验证了结论的可靠性。机制分析表明,税收优惠通过增加新能源企业的研发资金投入而非人力资本投入来提高其创新绩效。税收优惠的创新促进效应因企业的内外部特征存在差异性,其对非国有性质、电热供应行业、具备政治关联以及法制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作用更显著。

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提高?——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

以2016—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就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同时探究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及风险承担水平、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提高,且该作用在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融资约束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影响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风险承担水平和政府补助均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因此,企业层面应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促进绿色创新绩效的提高,并积极发挥风险承担水平和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政府层面应完善补助政策,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持续提高。

科创板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传导机制研究

科创板股权激励制度的完善促进了企业创新水平提高,衡量科创板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创新绩效关乎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要提升企业整体创新绩效,就必须利用好新模式下股权激励制度,厘清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的传导关系,探明两者之间的传导机制。文章选取科创板首次推出新模式股权激励计划的乐鑫科技为案例,基于实体企业数据从制度环境、公司战略以及治理需求等方面分析其股权激励动因,探究“M-S-M”三路径的创新传导及协同机制,并从监管部门、公司以及科创板等维度提出了优化股权激励的措施。研究为监管部门制定科创板股权激励监管政策、企业进行股权激励实践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数据支持,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