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教分离”制度下自民党与统一教的“利益输送”

实行“政教分离”的日本,政党政治与宗教团体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宪法规定了宗教不能干预国家政权的行政事务,但宗教团体参与社会政治的权利和自由并未被剥夺,由此产生政党与宗教团体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问题。当宗教团体支持的政党执政后,往往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宗教团体提供特殊的政治保护。自民党与统一教正是通过相互“利益输送”连接起来的,自民党是统一教在政权领域的利益代表者和实现者,统一教则是自民党赢得政治权力所需要的社会支持者和财力后援,自民党议员利用政治权力,给予统一教政治和行政上的关照,以换取长期执政所需的“金钱”与“选票”,这明显违背了《日本国宪法》第二十条第一项。安倍遇刺使得自民党与统一教的“金权政治”交易大白于世,亦反映出日本政坛背离“政教分离”原则的政治腐败根深蒂固。

上市公司定向增发中的利益输送行为研究

本文将2006-2007年深沪两市公司定向增发样本分成三组:仅针对大股东及关联方发行组、仅针对机构投资者发行组以及混合发行组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仅针对大股东和关联方发行组存在通过刻意打压定价基准日股价、提高折价幅度等手段以达到降低增发价格、向大股东及关联方输送利益的目的。通过对比样本公司定向增发前后关联交易量,我们还发现,样本公司关联交易总规模、平均单笔交易规模都在定向增发后呈现显著上升趋势,进一步验证了上市公司在定向增发后通过关联交易进行财富转移的可能。

政治关系、控股股东利益输送与民营企业绩效

本文以2001-2005年直接IPO上市的A股民营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研究政治关系对控股股东利益输送和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政治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的利益输送程度高于非政治关系公司,而且这种效应在金融发展落后的区域更加明显,总体而言,政治关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较弱。在不存在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情况下,政治关系能改善企业绩效;但是,在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情况下,政治关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不显著。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上市公司建立政治关系不仅出于政治资本投资的需要,而且是控股股东利益输送的需要。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大力推进我国银行市场化改革,减轻政府官员对银行信贷决策的影响,以改善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促进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

定增折价率与并购溢价率——定增并购中利益输送的证据显著性研究

定增并购为探讨定向增发的驱动因素或利益输送提供了新线索,但定增折价与并购溢价的相关性不仅为利益输送提供更加隐秘的通道,同时也会导致市场评价的错位。本文以大股东是否参与为背景,对定增并购价格要素进行检验发现:大股东的参与是评价其价格偏离是否涉嫌利益输送的重要条件;从整体上看,价格偏离并非利益输送的绝对证据;定增折价率系大股东支持的代理变量,能够有效提升内部资本配置效率;但大股东未参与下的并购溢价率与利益输送显著正相关;进一步观察发现,定增并购主体关联性是价格偏移的关键诱因。由此既验证了"定增折价治理假说",同时也为定增并购的科学决策与全要素监管提供经验支持。

大股东参与、定增并购主体关联与利益输送

定增并购的出现为追溯探讨定向增发的价值驱动性或利益输送性提供了新证据。本文采用2006—2013年交易数据对定增并购中大股东参与效果及其双主体关联性的经济后果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大股东参与行为虽然短期内可能给市场传递涉嫌利益输送的不利讯号,但从长期看却能起到提升内部资本配置效率及公司价值的战略效能,且大股东参与程度越高,其提升效果越显著;进一步观察双主体差异性发现,只有大股东未参与时,定增主体关联度才与利益输送呈现正相关性,而并购主体关联度则以积极效应为主。由此不仅能够自然破除"大股东剥夺假说",同时还可为定增并购的科学决策以及"全要素"监管模式的架构提供经验支持。

现金股利与控股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存在控股股东的情况下,大股东的利益输送通常会造成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犯,进而对资本市场的有效性造成影响。本文认为现金股利发放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是作为控股股东利益输送的一种重要手段,对此的实证结果表明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多少呈明显正相关关系;第二大股东和第三大股东不能对大股东利用现金股利转移现金进行监督;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尚不明显。

企业慈善捐赠下利益输送行为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2009～2013年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基于上市公司2009-2013年慈善捐赠数据,以企业设立慈善基金会、企业高层管理者在慈善基金会任职以及国有控股企业三种关联形式为自变量,验证其对企业慈善捐赠额的影响,以判断企业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研究发现：企业的慈善捐赠出于税收优惠、声誉效应以及战略竞争优势效应的目的在弱化,而更多的是出于利益输送的目的。

所有权安排、利益输送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由大所向小所变更的经验证据

在我国上市公司中,事务所变更行为由大所向小所变更的现象呈逐年递增的趋势,而从效率观出发的传统审计需求理论在解释这一现象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所有权安排是影响企业经济行为动机的基本原因之一,本文根据2001至2004年间选择"四大"和国内"十大"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试图从机会主义观出发,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现行所有权安排下的利益输送动机和行为与事务所变更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大股东掏空行为与上市公司由大向小变更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且发生变更公司的市场价值显著低于未发生变更的公司;控股股东持股规模和这种变更之间是一种凸函数关系,即二者之间呈左高右低并且先升后降的不对称倒U型曲线。

党组织参与外部治理能抑制国企高管利益输送吗? --基于中纪委“央企巡视”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有别于已有研究关注党组织如何在国有企业内部治理中发挥公司治理功能,本文关注党组织是否能在国有企业外部治理中发挥公司治理功能。具体而言,本文以中纪委开展的“央企巡视”为研究对象,采用准自然实验研究方法,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中纪委“央企巡视”这一新形势下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外部治理的创新模式是否能够抑制国企高管利益输送。研究发现,中纪委“央企巡视”显著抑制了被巡视企业高管在关联交易掩盖下的利益输送行为;通过分组回归进一步研究显示,这种抑制作用在外部审计质量较差、控制权较为集中以及高管持股比例较低的被巡视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进一步地,笔者利用Logit模型检验还发现,中纪委“央企巡视”通过督促被巡视企业提升内控质量对高管在关联交易掩盖下的利益输送产生抑制作用,表明中纪委“央企巡视”作为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制度创新,在抑制国企高管利益输送方面能够充分发挥外部治理功能。

定向增发中的资产注入与利益输送方式研究

股权分置改革以来,定向增发由于其发行门槛低、定价灵活、募集资金额度自由等独特优势逐渐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主要方式之一。文章对我国三种股权再融资方式加以对比,分析了定向增发资产注入的动因、现状以及其中的利益输送方式,为定向增发资产注入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股权结构、治理环境与利益输送——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3-200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治理环境与控股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控股股东占用的资金与非控股大股东的持股比重及个数间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法治水平越高、政府干预越少,控股股东占用的资金越少。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及保护中小股东利益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

股权分置改革前后上市公司利益输送行为研究

依据控股股东股权分置改革前后追逐目标的不同,分别建立了利益输送模型。虽然控股股东股改前以上市公司净资产最大化为目标,而股权分置改革后以市值最大化为目标,然而研究发现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对利益输送的影响方式没有变化,但是影响程度都有所增强。

定向增发资产注入、资产评估与利益输送——来自中国证劵市场的经验数据

股权分置改革之后,我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新股资产注入成为了"新宠",而资产注入过程中必然存在对注入资产的评估,这样的资产评估是否完全公平、公正呢?因此提出了两个假设:向上市公司注入的资产来源于大股东及其关联股东的资产评估增值率,要高于来源于非关联股东的资产评估增值率;上市公司注册所在地省市的市场化进程越快,市场化指数越高,注入资产的资产评估增值率越低。选取的样本是2007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沪深两市的A股市场实施了定向增发资产注入的上市公司,根据此样本验证了以上两个假设的成立。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与管理层利益输送探析

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制度是由公司管理层制定的针对自身业务绩效成果的一项激励机制。但有些上市公司利用这一机会向管理层进行不合理的利益输送,严重地危害了其他股东利益,影响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所以,必须从四个方面加以规范和治理:一是加强股权激励制度监管;二是进一步规范行权价格;三是加强上市公司股票期权信息披露;四是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中国上市公司利益输送行为研究——基于非流通股协议转让与限售股转让的证据

基于非流通股协议转让交易的样本和限售股协议转让交易的样本,实证检验了股改前后上市公司的利益输送行为。发现对于非流通股协议转让的样本,控制权、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审计意见和每股收益都会加重上市公司的利益输送行为;控制权性质、法制水平和总资产报酬率能抑制上市公司的利益输送行为。对于限售股的样本,控制权、两权分离度、控制权性质、总资产报酬率、资产负债率加重了上市公司的利益输送。而现金流权、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审计意见、每股收益能够削弱上市公司的利益输送水平。此外,股权分置改革的实施从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利益输送行为,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量。

定向增发背后的利益协同与利益输送——基于北京银行的案例研究

本文以北京银行定向增发为例,通过研究在定向增发过程中存在的利益输送和利益协同现象,得出定向增发具有"两面性"的这一普遍结论。北京银行在定向增发过程中,存在大股东赚取差价和通过盈余管理低价发行的利益输送行为,当然增发本身也为北京银行的发展带来了利益协同效应。本文以期通过对定向增发的研究,对加强国家对增发过程中利益输送的监管作用和发挥利益协同效应做微薄的贡献。

利益输送与定向增发价格折扣

以2006年1月～2009年5月间进行定向增发的25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利益输送理论能否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定向增发价格折扣。研究发现,以不同基准日期衡量的名义价格折扣率和实际价格折扣率存在较大差异,样本中定向增发的名义折扣率为-24.90%,即存在24.90%的定向增发溢价,而实际折扣率却为27.91%,即存在27.91%的定向增发折价。有关联方参与的定向增发中,名义折扣率和实际折扣率之间的差异更大。结果表明,定向增发价格折扣是上市公司向关联投资者进行利益输送的一种潜在方式。

关联交易定价与利益输送问题研究

本文以2004-2008年上市公司153起关联固定资产交易为样本,以资产评估中经调整的超额溢价比率作为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剥削程度的度量,实证研究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剥削行为以及关联交易背后的利益输送关系。研究发现:控股股东通过非公允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剥削的程度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关系是倒U型的,与上市公司偿债能力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与上市公司当前经营业绩之间存在较弱的U型关系。上述证据表明控股股东通过制定关联交易价格来进行他们所期望的利益输送。

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利益输送研究

通过对2006年到2007年定向增发数据研究发现,只向控股股东等关联性股东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有压低定向增发价格向大股东利益输送的迹象,而定向增发由于非关联股东的参与,定向增发的价格没有被压低;未发现只向控股股东等关联性股东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通过定向增发向上市公司注入不良资产达到利益输送目的的迹象;发现在定向增发的当年,有极少数上市公司通过现金分红,向大股东进行利益输送。

美国慈善基金会利益输送禁止规则探析——兼与中国相关规定之比较

慈善基金会也会出现利益输送问题,即利益冲突问题,应加大对慈善基金会的规制。美国采取对公共慈善组织和私有基金会分别规制的手段。相比之下,中国的监管尚不健全。中国在基金会分类管理、关联交易行为的划定、基金会审计等方面都未能作出充分的规定,导致中国在基金会监管方面漏洞频出。所以,中国应该借鉴美国的经验,完善中国的相关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