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建与创新——从“制度陷阱”到“制度红利”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构建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已成为当前生态文明研究的重点与热点问题。通过从政府、市场、公众三个层面系统分析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发现生态文明制度尚没有达到优化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生态文明建设遭遇重重陷阱。对此,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应创新生态文明政府管治制度、完善生态文明市场化推进途径、健全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制度,构建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释放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红利"。

以制度体系创新推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制度陷阱”到“制度红利”

"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四大工作部署之一被首次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国已经进入以制度创新为推动力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在此背景下,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维度和参与主体维度回答什么是生态文明制度,深刻剖析当前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政府层面、市场层面、公众层面面临的"制度陷阱",并提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红利"的具体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从人口红利到制度红利: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转换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凭借人口红利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但是,也造成了我国前期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近年,由于我国人口结构产生变化,"未富先老"给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带来了不确定性因素。面对人口红利式微,如何进行制度创新,提高制度质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持续性增长的重要议题。分析我国制度红利对于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机制,可以为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理论借鉴。

经济新常态与社会新红利:制度红利的创造与分享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他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新一代领导集体以新常态定义当下的中国经济,并通过新常态透视中国宏观政策未来的选择,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更是对未来中长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前瞻性规划。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一文中,更加详细地阐明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诸多要点。我们认为,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向新的思维、新的方向转型,这其中新的经济增长点需要我们去发现,新的经济发展红利需要我们去梳理,新的发展特征需要我们去总结。总之,经济新常态作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必然要求我们从经济发展的各个角度、各个领域来进行解读和阐释。鉴于经济新常态对整个经济社会的重要意义,我刊特开设《中国经济新常态研究》专栏,邀请学界专家学者对经济新常态涉及的不同内容进行总结与理论阐释。我们期望通过专栏的开设,为研究经济新常态特征提供一个学术阵地,从而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也期望广大专家学者就经济新常态的相关研究不吝赐稿。

“一带一路”战略体系下中国制度红利二次释放的忽略地带研究——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当中东部相对发达的地区第二次释放制度红利之时,广大的西部地区制度红利的初次释放还没有完成,甚至还没有释放,这种现状导致了中国在红利制度的释放方面落差巨大。少数民族地区的制度红利初次完整地释放,其路径是通过变迁少数民族产权制度,复制改革开放初期东部经济迅速发展的局面,少数民族地区完全具备这个特质。自2011年开始持续5年多的跟踪调研发现一些少数民族的经济行为已经渗透到婚姻、财产、家庭、经商等各个环节,且是向好的。

要素投入与制度红利:未来十年印度经济的增长前景

过去二十年里,印度经济快速增长,引人瞩目。未来这一增长势头能否持续?本文从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和经济改革释放的制度红利等方面分析了未来十年印度经济增长拥有的优势和面临的挑战。笔者认为,伴随资本和劳动力的加大投入,特别是进一步经济改革所释放的制度红利,未来十年印度经济可望持续快速增长。

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能产生“制度红利”吗?——以北京市为例

利用全国31个省级区域的GDP增长率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回归合成评估方法,对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经济效应进行评估,回答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是否能产生制度红利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对北京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且促进效应具有长期性,这一结论经过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因此可以认为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能够产生制度红利。

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与经济增长的模型与实证分析——兼论中国制度红利

通过建立数理模型可知,路径依赖既可以使得经济增长得到良性循环也有可能导致被锁定在低效的状态(lock-in effect),陷入恶性循环;经济增长对制度的影响可以更好地解释朝代兴衰更替;不良制度的存在使得即使有技术的进步,但是经济也不一定得到有效发展;以中国为实例计量可知,在控制了人力、物力资本以及技术等主要要素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大增加了,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和循环,其路径依赖又更进一步加强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离不开制度红利的释放。

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质量: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叠加效应

作为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摸式成功转型的发展中经济体,新中国70年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自然试验场景。通过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历程的回顾,本文发现:尽管市场经济的“制度红利”、劳动力供给的“人口红利”均为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但二者难以单独发挥作用。只有当“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叠加时,才能引致经济发展质量的持续提高。综合运用中国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长时段跨国数据,本文以GDP、劳动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增速变化作为衡量指标,就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质量的变化趋势、动力机制进行了全面的实证研究。实证分析表明:新中国7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质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低位震荡逐渐转向平衡增长,资源配置效率、经济结构逐渐趋于优化,开放效应与学习效应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日益凸显。未来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通过进一步改革充分释放“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的叠加效应。

社会空间视域下就地城镇化的实践逻辑研究——兼论制度红利型就地城镇化

如何基于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双轮驱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格局并完善小城镇经济社会服务功能,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兼具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小城镇战略的理论谱系指出,新时期就地城镇化是小城镇战略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下的理论演化与实践创新。同时,以新乡市“人地挂钩”的政策运作和社会资本代建的集聚提升为例,提出制度红利型就地城镇化理论模式,从动力机制、空间模式、实现路径等维度指出其与制度投入型、政府主导型、行政驱动型等既有理论模式的差异性特征,如动力机制的科层传导性、空间模式的镇村衔接性以及实现路径的双向互构性等。制度红利型就地城镇化在实践中也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例如,制度红利消失后基层社区发展资金的长效保障机制不健全,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市民化进程中职业转换、技能培训、社区心理等体制机制不完善。因此,制度红利型就地城镇化应当在科学有效利用制度红利的同时,积极构建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市民化进程中的职业体系、生活方式、社会心理等长效保障机制。

制度红利、能力构建与产业升级中“低端锁定”的破解

后发地区以承接产业转移为基础的产业升级普遍面临低端锁定困境。其原因在于过分依赖低级要素的禀赋优势,而向下竞争政策和交易效率劣势又进一步诱发对低级要素的路径依赖,难以形成与产业升级所匹配的后天高级要素和区域创新能力。适时采取向上竞争政策,以制度红利替代人口红利,营造有利于高层次产业转移和优势企业成长的新比较优势,是后发地区打破低端锁定、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必由途径。

新时代“一国两制”制度红利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一国两制"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理论和治理实践的伟大创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是"一国两制"1.0版,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安排是"一国两制"2.0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一国两制"3.0版。"一国两制"的国际认同感,是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宏观制度红利。改革开放以来,内地与港澳地区呈现出从市场经济发育差异性到趋同性的转变,带来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经济制度红利,推动探索规划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市场。"一国两制"的科学之处在于"包容他者"与"和而不同"。全球化4.0时代,因应变化的组织架构创新极其重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进一步发挥组织架构创新红利,更好地融入并引领全球化,不断拓展合作型秩序,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将激发“制度红利”

让各类生产要素在全国统一市场体系内自由流动、充分涌流,更加体现市场价值,将会释放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一轮"制度红利"。改革开放后,中国从"一亩三分地"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全面转型,连续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创造着人类经济发展历史上的奇迹。之所以取得如此惊人成就,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解放、发展生产力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既充分体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走出一条"中国式发展道路"。

公众环境信息权整体入法的制度红利

就公众环境信息权入环境信息法的议题而言,目前仅有公众环境信息知情权入法,理论上已经证成的公众其他环境信息权并未入法。有必要在探讨已经入法的公众环境信息知情权的赋能不足缺陷的基础上,推动公众其他环境信息权入法的重要价值意义认知,从而形成完整意义上的公众环境信息入法所带来的制度红利探讨命题。就公众环境信息权整体入环境信息法带来的制度红利命题而言,公众环境信息权整体入法不仅是环境信息流“全过程”民主观念的制度性细化落实,还是贯彻执行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方针政策的微观体现,且能为环境信息质量保障提供更好的制度支撑,可夯实绿色原则实践样态评价反馈所需的信息基础,可筑厚环境多元共治实际效果评价反馈的信息基础。

随着时间推移和改革推进,制度红利还会递增

《中国工商管理研究》：商事制度是规范市场主体和商事活动的法律规章和政策总和。作为一位法学家,您怎样看待这一制度的改革对经济社会的意义与影响？赵旭东：我认同张茅同志归结的：商事制度改革看似微观、具体,实质是一项影响长远、影响全局的综合性改革。因为它直接涉及市场主体的设立与发展,也影响了民生就业,以及亿万消费者的切身利益,真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基于资源错配理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度红利研究

以资源错配理论为基础,剖析了资源错配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关系,揭示了以矫正资源错配释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度红利的影响机制,并在全面总结资源错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释放制度红利的具体措施。结果表明:资源错配理论旨在降低资源错配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制度变革旨在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以提高TFP,矫正资源错配必将释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红利;认为制定有效措施,全面降低中国行业内企业间、行业间、地区间的资源错配,对于释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红利意义重大。

国家级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的经济效应:制度红利与传导机制

作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制度探索,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承担着国家改革重任,对激发创新驱动活力和内生增长动力具有重要意义。以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设立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全面创新改革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显著推动了地区经济增长,且随着时间推移促进效应不断增强,该结论在工具变量估计等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试验政策的经济效应主要通过创新驱动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等传导机制实现,其中,结构优化效应较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制度红利在政府效率和要素市场配置水平较高的试验区表现更显著。因此,应深化新一轮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结合地区产业结构和创新资源禀赋扩大试验范围,推动形成政府与市场协同互促的创新激励体制,持续释放全面创新改革的制度红利。

自贸区设立的区内企业绩效:制度红利还是政策红利?

自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设立以来,中国积极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各自由贸易试验区不断创新举措,推进制度创新。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基于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区内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能够显著提升区内企业绩效,且这种提升作用通过降低融资约束和期间费用等交易成本实现,而非通过降低税收负担实现,证实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区内企业绩效提升源于制度红利,而非政策红利。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非国有企业、重点行业企业和公众关注度高的省份企业绩效提升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十四五”时期建设高标准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从“政策红利”到“制度红利”——论上海自贸区改革前后的行为逻辑及结果差异

2013年7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在上海自贸区成立之前,为推动改革开放和区域发展,我国主要通过几个特区和若干个国家级新区等载体,给予特殊政策,促进经济发展.这一做法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国际贸易原则的不断进步,这些地方的“政策红利”越来越少,其竞争力并没有明显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上海自贸区通过制度调整,实现由政府主导向市场导向的转变,解决政策依赖,真正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政策红利”.这是制度调整的逻辑,也会带来改革开放的不同结果.

地方政府管理体制创新“制度红利”效应的实证检验

地方政府管理体制是政府治理体系的最重要内容之一,省直管县改革担负着地方财政体制与行政体制改革的使命,是地方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的“试验田”。文章以河南省直管县改革为例,基于面板数据评估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的增长效应,利用核匹配结合双重差分方法估计出省管县改革的“制度红利”效应。研究表明:改革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增长,且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随着制度创新的进一步深化,全面省直管对县域经济增长有持续的促进效应,说明全面改革具有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效应;投资仍然是改革最重要的传递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