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刻本叶天士医案》胸痹案解析

《未刻本叶天士医案》收录叶天士10首胸痹医案,既宗张仲景辨治本病学术思想,又有所创新发展。如重视根据湿邪、气郁和瘀血等导致不通的病理因素,治以特色相应用药。同时注重肺、肝、脾胃等脏腑功能在胸痹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强调肺气宣降对胸中气机的作用,凝练了微苦微辛、祛邪宣痹治法;关注肝与中焦气机阻滞,痰邪上逆胸中,凝练了解郁行气、化痰通痹治法;指出血瘀胸痹,采用活血通络、蠲痹止痛法治疗。本文以辛滑温通、流运清阳,微苦微辛、祛邪宣痹,解郁行气、化痰通痹,活血通络、蠲痹止痛等4种治法分类梳理解析《未刻本叶天士医案》胸痹医案,便于临床运用。热在痹向痿转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以“因痹致痿”病机为视角,研究梳理温病学家叶天士辨治胸痹,对于深化胸痹转归预后认识具有积极意义,对于丰富发展“因痹致痿”病机及通痹治痿法也具有推动作用。

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为《金瓶梅》初刻本新考——兼论其最终刊刻完成时间

梳理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否为《金瓶梅》的初刻本相关论述,双方不少分歧属于对个别文献解读的仁智之见,沈德符所见“吴中刻本”就是《金瓶梅》的初刻本则是在不断讨论中形成的重要共识。实际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完成时间以及沈德符“金瓶梅”条所记其得见“吴中刻本”时间。根据避讳情况,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完成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至天启元年(1621)正月之间;根据沈德符生平及其与丘志充交往情况,其得见《金瓶梅》初刻本并撰写“金瓶梅”条时间亦为万历四十八年。文献记载与实物证据的交叉重合,充分证明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就是《金瓶梅》初刻本,其最终刊刻完成时间为万历四十八年年底。

明万历二十四年刻本《王文成公全书》初探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刻本《王文成公全书》,长期以来被业界视为明隆庆六年(1572年)刻本《王文成公全书》的翻刻本而未引起重视,本文通过对此书刊刻缘起、刊刻者进行分析,明确此本为广西官刻本。经与《王文成公全书》“杭州本”“南京本”进行比对,确定“广西本”重刻底本为“南京本”,并参据他本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纠讹、补脱等校勘工作。此次对其初步探索,为研究明代广西刻书史以及阳明学在广西的传播提供线索,对今后阳明学文献的整理、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江户时代(1603—1868)《芥子园画传》和刻本初探

《芥子园画传》(亦称《芥子园画谱》)为中国明清时期著名的绘画技法图谱。江户时代(1603-1868),“唐本”《芥子园画传》传入日本后,被数次重刻、翻印、并施加训点假名,最终形成版本各异的“和刻本”《芥子园画传》。文章重点对1748年“河南楼宽延版”《芥子园画传》、1800年《芥子园画传考》、1819年《译本芥子园画传》三种和刻本的内容、特点、影响等加以探讨,旨在梳理《芥子园画传》在江户时代的传播与接受轨迹,明确其在中华文化域外传播中的作用。

清末刻本书叶掉墨原因与修复方法初探

清末刻本是清朝晚期使用雕版印刷的古籍,是古籍资源保护与利用的重点对象之一。在日常翻阅、数字化扫描及修复流程中常出现掉墨现象,严重影响其文献价值,但该问题尚未受到足够关注。本研究针对古籍掉墨问题设计了几种评估方法,对二十余种清末刻本的掉墨程度进行了调查,并结合修复实际对掉墨原因进行了初步的剖析,建议对掉墨严重的刻本采用刷涂法和包裹法进行保护处理。本研究对古籍刻本的墨迹保护具有实践参考意义。

山东省图书馆宋刻本《文选》修复项目对人才的培养

2010年7月至2011年9月,山东省图书馆进行并完成了宋刻本《文选》修复项目,在项目的筹备和实施过程中,古籍修复和管理人员在理论研究、实践技术、综合能力等各方面都得到了全面培养、提升。本文以宋刻本《文选》项目为例,就古籍修复项目从哪些方面对于古籍保护人才进行培养,以及人才培养的模式进行了阐述。

明清插图本《牡丹亭》中的“写真”图研究——以石林居士序刻本为中心

明清插图本《牡丹亭》中的图像内容、构图版式和传播路径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功能与意义,而学界对《牡丹亭》中特定插图的研究并不多。文章以其中的“写真”图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版本的插图内容与其变化过程。研究发现:石林居士版的“写真”图具有经典性和独创性,既体现在杜丽娘“三重画像”的独特图绘模式所蕴含的创作理念,又表现在后来的出版物对其不断模仿与翻刻;明清两代不同版本“写真”图的创作与改写,反映了特定时期的文化趣味和审美意识,以及不同群体对戏曲文本的接受理解;插图创作传统悠久,从同一系列的“写真”图比较中考察插图的演变规律与功能,可以进一步发掘古代戏曲插图的发展状况与艺术价值。

南宋钱币文字与刻本文字对比研究

与之前的朝代采用篆书、隶书或者多体铸钱不同,南宋时期的钱币文字大多采用真书(即楷书),钱币文字进入了真书时代。与此同时,南宋时期钱币文字与刻本文字书法风格上表现出极高的相似性,在相似性中又表现出地域性的差异性。具体来说,浙本系统广泛刊刻流传的区域,其钱币文字与浙本系统文字书法风格相对一致;在蜀本系统流行的巴蜀地区,其钱币文字与蜀本系统表现出相对一致性。这深层次里反映的是随着雕版印刷和书籍流传,刻本文字字体具有了通行字体的性质,深刻地影响到了钱币文字的字体风格。另一方面,从钱币铸造技术的角度来看,南宋时期钱币的铸造技术与书籍雕版技术之间有紧密的联系,钱币文字也直接采用了类似于刻本的字体。从钱币文字发展史来看,南宋时期钱币文字受到刻本文字影响,采用了雕版体真书入钱文,开启了钱币文字的新时代。

和刻本《金镜内台方议》版本与特色刍议

许弘的《金镜内台方议》作为从方剂学角度研究《伤寒论》的重要著作之一,被日本所翻刻,其和刻本只有一种,即文政四年本。通过资料分析认为,《金镜内台方议》应是明末至1810年之间传入日本。因其学术价值和当时日本汉方医学发展的需求,在千田恭提议下,由丹波元胤主持翻刻。本文对早稻田大学馆藏文政四年本的版本情况进行介绍,并从保留原貌、修改明确错误、对许弘进行考证、避讳字四个方面对其特色进行论述。文政四年本具有更高的版本学价值,对《金镜内台方议》的保存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从回目异文看《红楼梦》刻本的版本流变历程

通过对抄本的“细加厘剔,截长补短”,程甲本确立了《红楼梦》刻本的回目模式。从程高本到翻印本(白文本)再到评点本,《红楼梦》各类刻本的回目互有差异。形式上表现为刻本之间以及一本之内总目与回前目录的异文;内容上则是因文字讹误或文学修订而产生的独属于各本的回目异文。回目异文作为独特的版本标识,揭示了《红楼梦》刻本复杂的版本流变历程。

“文质”观下的中国古代刻本设计美学探析

在中国传统哲学经典中的“文”与“质”,与现代设计中的“形式”与“功能”遥相呼应,在内涵和核心观念上都有着相似性。传统哲学中蕴含的设计美学思想,引导了古代刻本字体设计和版式设计。本文通过对相关案例的分析和研究,进一步证明东方知识体系中哲学价值与造物设计思想的一致性。梳理中国古代刻本设计美学,有助于建构完整的东方设计美学体系,更是一种从设计视角对传统经典的解读。

日本内阁文库藏俞大猷《正气堂集》明刻本初探

抗倭名将俞大献所著《正气堂集》,现存明代原刻本见于著录者仅有五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未收书辑刊》《明别集丛刊》等大型丛书均以清代刻本、抄本为底本影印,明刻本较为稀见且其包含的文献信息没不彰。本文以日本内阁文库藏《正气堂集》明刻本为中心,对俞著存世版本分刻本、抄本、影印本、整理本四类予以综述,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明刻本的面貌、刊刻过程及其独特的文献价值。

《串雅内编》袁氏刻本与榆园刻本的体例比较

《串雅内编》为清代医药学家赵学敏搜集民间治疗经验辑合而成的中医方书著作,其传世版本有多种。袁氏刻本与榆园刻本即是其中的两种版本。二书无论在刊行时间、刊刻体例、依据版本、刊行目的几方面均有不同。袁氏刻本所依据的知不足斋丛书本,要早于榆园刻本所依据的咸丰初年余杭刻本。因此,两书在重刊时,由于出版目的不同,在对待各自所据版本的处理方法上也存在着差异。

古籍善本(刻本部分)拍卖行情分析(1994—1996)

真正意义的按一定交易规则,以专场方式通过竞价的形式拍卖古籍善本的,有案可查的是1993年9月22日下午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北京首届稀见图书拍卖会”。中国大陆第一位通过拍卖会竞卖书籍成功者为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赵东鸣,他拍得一部名为《秉烛后谈》(周作人著)伪装书,其实是一本集解放区刊物上阐述我党发展经济,巩固政权等方面的文章共18篇,

和刻本《授时历》底本及其日本注解书考述

《授时历》(1281)是中国历史上一部重要历法,也是江户日本天文历学的基础,对日本传统数理科学产生巨大影响。《元史·历志》在日本不断被翻刻,是江户时代天文历算学者学习、研究的重要内容,出现大量的谚解、注解著述。这些著作是研究东亚传统科学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文献,但至今没有得到充分调查和研究。通过对《授时历》和刻本的底本及其注解书的调查和考证,认为流传最广的宽文十二年梅花堂刻本是最早版本,其底本为明万历三十年国子监本,其他三个和刻本都是梅花堂本的转让版本。通过对日本各图书馆古籍检索调查,掌握了江户时代《授时历》注解文献86种及其收藏情况,并对这些著述进行分类叙要。

明中后期坊刻本的版权观念

明中后期,在先进印刷术与图书商品化的双重推动下,严重的坊肆翻刻盗印与日益凸显的版权观念伴生。此期坊刻本的版权观念,在规模、策略、深度上都超越了前代,促进了古代版权观念的继续发展。不同于官刻系统强制性版权规定与有限的应对范围,坊刻系统更多的是道德层面的诉求,其涉及范围更广阔。对几篇坊刻本版权文献的细读,可以透视出版者、作者的心理轨迹与利益诉求。

清代刻本图书形态论

自中国人发明雕版印刷以来,刻本图书就成了中国古籍最主要的版本形态,而清代刻本则是这一形态发展的最完善形式之一。在传世古籍中,清刻本数量最多,距今也最近,但历来对它的研究确是最少。据此,认为有撰写本文之必要。清袭明制,因此在我看来,官刻、私刻与坊刻照例构成了清代刻本图书三个各具特点而又相互补充的有机形态。

胡刻本《文选》底本的几个问题

目前学界最为通行的胡刻本《文选》的底本来自黄丕烈的收藏,并非淳熙原刊本,其间经历了至少10次递修。递修的时间虽然均在南宋一朝,但重刊的页子超过了全部页子的一半,故在版式与内容方面均都有变化。胡刻本号为重刻宋淳熙本,但其底本与淳熙原刊本之间已经存在了一定的距离,胡刻本与淳熙原刊本之间必定有异。胡刻本虽经清代校勘名家校理,但其与李善注原貌之间已近存在较大的变化。因此,运用胡刻本探讨李善注之成就时,应该小心谨慎。

《串雅内编》袁氏与榆园刻本内容比较

《串雅内编》传世版本有多种,袁氏刻本与榆园刻本是其中两种重要的版本。两书重刊时,在对待各自所据版本的处理方法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袁氏刻本较为忠实于原版本,基本上未加修改;榆园刻本则在原版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方面的加工,并且增加了医家吴庚生的注释,与赵氏原本相比,该版本在语言上更加雅正,内容上更加丰富。

北宋刻本《钱唐西湖昭庆寺结净社集》的发现及其在版刻史研究中的价值

2015年年末,北京卓德拍卖公司征集到一件旧刻本《钱唐西湖昭庆寺结净社集》。对这部书的版刻年代、地点以及作者和书名等,相关人士有不同看法。今研究认为:该书作者为北宋时期杭州西湖昭庆寺的僧侣省常,书名为《钱唐西湖昭庆寺结净社集》。这个刻本的刊印时间,为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三年间。这个刻本的刊印地点,是杭州西湖之滨的昭庆寺。结合其他几部北宋杭州地区民间刊印的书籍,可以推断,北宋杭州包括书坊在内的民间刻书,开始采用一种新的字体,即颜体字。宋代第三大版刻字体系列,即肇始于此,后来在建阳书坊,被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