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城务工人员若干问题的探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飞跃发展,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务工,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时代潮流,进城务工人员已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我想就这个问题发表几点看法。一、关于进城务工人员的称呼问题＂农民工＂的称呼,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随着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而形成的。但仔细推敲,这个称呼不确切。首先,这个称呼不能准确体现进城务工者的身份。＂农民工＂的称呼概念模糊,说他是农民,又有工字;说他是工人,又有农民二字。最多只能表明他们是来自农村的务工者,不能确切表明他们现在所处的阶层。第二，这个称呼把进城务工者同原住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区分开来，使进城务工人员在户籍、住房、医疗、孩子上学等方面，不能享受城市人口的同等权利，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困难。第三，这个称呼带有旧的门第观念和等级观念的烙印，导致产生“农民工”低人一等的社会偏见，使他们在许多方面受到歧视。因此，取消“农民工”称呼势在必行。许多有识之士在网上和报刊发表文章，建议取消此称呼，我完全赞成。

乡村振兴背景下少数民族务工人员返乡研究:内涵、议题与方法

少数民族务工人员返乡与乡村振兴战略、共同富裕目标乃至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呈现出相互促进之势。相关研究应结合群体特质、时代背景与现实要求,就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创新进行深度思考。在研究视角层面,少数民族务工人员返乡研究应重视对该群体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战略间交互作用关系的探讨,同时不应拘泥于经济层面,需进一步思考该群体返乡后的社会文化再适应问题,及其返乡回流与乡村文化振兴间的关系研究。在研究方法层面,需要对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方法加以借鉴整合,尝试灵活应用混合研究方法、民族志研究方法与口述史研究方法等,以方法创新突破以往研究“只见政策不见人”的固有缺陷。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社会支持对学业情绪的影响:自我概念的中介作用

为了解自我概念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业情绪的影响,并探讨社会支持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以及学业情绪评定量表,在河南省鹤壁、新郑、新乡等地对385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进行调查。在问卷处理时,删除废卷25份,最终有效问卷360份。研究结果显示:(1)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业情绪的积极低唤醒和消极高唤醒维度在不同性别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t=3.026,P<0.05;t=1.974,P<0.05),不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客观社会支持维度在不同年级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F=8.096,P<0.01);(2)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社会支持与自我概念(r=0.655,P<0.01)及学业情绪(r=0.165,P<0.01)间呈现正相关,自我概念与学业情绪之间呈现正相关(r=0.257,P<0.01);(3)自我概念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社会支持和学业情绪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直接效应为-0.278,95%的可置信区间为(0.919,-0.567)。结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社会支持对其学业情绪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且全部影响可能是通过其自我概念来实现的。

“流动与赋能”:外出务工经历影响农村青年女性创业及其绩效的路径——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农村青年女性创业对实现女性赋能和自我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匹配CFPS 2018-2020数据,研究外出务工经历是否能提升农村青年女性创业概率和创业绩效,并分析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1)外出务工经历虽然能显著提高农村青年女性创业的可能性,但并不能明显提升其创业绩效。外出务工的贡献具有教育门槛效应,即外出务工质量能显著提升农村青年女性创业概率和经营收入;(2)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青年女性创业概率的提升作用在东部地区26-34岁群体中表现最明显;(3)心理资本在务工质量对农村青年女性创业概率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作用大于在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青年女性创业概率影响中的部分中介作用;(4)心理资本在务工质量对农村青年女性创业绩效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新时代高校党务工作队伍高质量建设路径探析

高校党务工作队伍是高校开展党建工作的重要抓手。新时代,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党务工作队伍,对于提高党建工作质量,推动高校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目前,高校党务工作队伍建设仍存在思想认识不足、发展规划缺失、培训质量较低等问题。高校应以提高认识、科学规划、加强培训等为路径,加强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提高党建工作质量,推动高校教育事业的现代化发展。

高等职业教育党务工作专业人才培养实践研究——以江西青年职业学院为例

党务工作是处于发展起步阶段的一个新兴专业,国家层面对该专业“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怎样培养人才”的问题仍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对党务工作专业人才培养实践的研究具有现实紧迫性。本研究主要从能力为本的视角,运用了文献综述法,同时搜集了多个招聘平台上“党务工作”这一岗位的招聘公告,并运用微词云统计分析软件对招聘要求进行系统整理、分析,进一步明确党务工作岗位的能力要求,把握党务工作专业人才培养的方向和趋势,旨在探究高等职业教育党务工作专业人才培养的实践路径。

推动外出务工农民群众返乡就地就近市民化

推动外出务工农民群众返乡就地就近市民化,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城镇与乡村协调发展的科学谋划。然而,受一些主观因素影响,外出务工农民群众不愿意返乡。因此,要通过发挥党委政府作用、强化属地责任、优化市域城镇产业布局、提升市域城镇建设水平、打造宜居宜业包容韧性城镇、维护好返乡群众的既有利益等措施,推动外出务工农民群众回到家乡成为新市民,为家乡建设添砖加瓦。

新时代高校基层党务工作及党建活动的拓展途径

坚持党管办学方向,把党的领导落实到高校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确保党的教育方针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得到贯彻落实,是党和国家对高校办学以及党建工作的要求。新时代,社会和经济在不断进步的过程中对高校基层党务工作以及党建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促进高校各项改革与事业发展,就需要高校结合工作实际,对基层党务工作及党建活动践行拓展和创新。基于此,本文对新时代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创新的意义进行了分析,并对基层党务工作及党建活动的拓展途径进行探索,期望可以为高校党建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参考。

从“两工”到“零工”——义务工制度变迁与农村公共服务的半市场化

改革开放以后,面临农业家庭化生产的脆弱性和农田水利建设需要,国家实行了法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制度。随着农民进城,农村“以资代工”现象越来越普遍,“两工”最终沦为农民的沉重负担。2001年之后,国家逐步取消了农村无偿用工制度,而长期以来由“两工”提供的农村公共服务也因此丧失其劳动力基础,于是部分农村尝试雇佣本村村民,探索出“义务工付费”的新模式。研究发现:义务工付费不仅关系到农民的就业和收入,更关系到劳动权益和劳动伦理、农村公共服务的保障和提升,以及农村公共服务在市场化发展中所面临的时代挑战。农民对义务工的态度,也从一种“劳务负担”变成乐于参与的“挣钱机会”和“零工”。由于义务工付费价格常常低于市场水平,因此义务工付费是公益性质的道德经济,是一种农村公共服务的半市场化现象,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伦理风险。

乡村振兴背景下河南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策略

随着河南省返乡创业工作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选择返乡创业,返乡创业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从政策知晓度、利用度、难易度以及满意度四个维度分析,目前,返乡创业政策在宣传与推广、体系反馈与完善、落实与执行。

匠心独运的振兴先锋——记辽宁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大连銮艺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许斌

今年是许斌在大连銮艺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的第21个年头,在这20多年中,他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企业技术带头人,目前担任公司党支部书记、工匠技师和项目负责人。“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是许斌的座右铭,无论是面对业务工作还是党务工作,他都初心不改,始终如一,以实际行动彰显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与担当。

进城务工如何更好融入城市生活

主持人:务工者在城市生活容易遇到哪些问题或困难?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段国春:首先是语言障碍,部分务工者可能无法熟练使用当地语言与他人交流。其次是文化差异,农村与城市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差异,可能导致务工者难以适应城市生活。再次是社会保障不足,务工者可能面临社会保险、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进而产生较大心理压力,时常感到焦虑、孤独等。

外出务工、家庭汇款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基于流失效应与收入效应的分析

本文借助家庭内部分工理论构建外出务工影响耕地撂荒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2016—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外出务工所带来的流失效应造成农户耕地生产有效劳动力投入不足,引致耕地撂荒行为的发生。同时,农户外出务工在非农部门获取超额的劳动回报,由此产生的收入效应并不会正向作用于农业生产性投资,实际导致了耕地保障功能的削弱,反而加剧了耕地撂荒。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外出务工主要是通过增加家庭汇款影响农户耕地撂荒行为。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专业户家庭外出务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耕地撂荒行为的发生;外出务工对具有社会保障的农户家庭耕地撂荒的影响更为突出。因此,在保证农户拥有长期稳定的外出就业岗位和社会保障的基础上,要有效引导土地流转和托管,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以缓解耕地撂荒。

国有企业党务工作者队伍现状及改善对策研究

党务工作者是国有企业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是落实党建工作要求的重要骨干力量。近年来,党务工作者力量不断得到充实,但在文化程度、年龄结构、工作流动性等方面与新形势新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本文以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探究影响党务工作者工作认知、情感、价值的原因,并从以上三个角度出发,为国有企业夯实党务工作者力量、提高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探索“3311”党务工作者培养机制 全面提升基层党建工作质效

国网唐山供电公司充分调研所属基层党组织党建工作现状,创新提出“3311”党务人员能力素质培养机制,以“党务工作研讨日”为抓手,通过“三聚焦、三步走、一培养、一输送”探索基层党务工作者能力素质提升路径,进一步基层提升党建工作质效,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担当诠释初心 实干践行使命——两名职工获评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典型就是旗帜,榜样就是力量。党务工作贯穿发展党员、党员教育、党员管理、作用发挥全过程,只有不断规范党务工作、提升党务工作质量,才能为党员队伍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才能凝聚力量,更好地助力公司高质量发展。时建学|党校管理培训一部三级协理时建学,现任党校管理培训一部三级协理。身为一名37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时建学坚守初心、精益求精,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冀北公司党建工作专家服务队总领队,他以实际行动为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双减”政策背景下新生代进城务工家长教育焦虑研究

随着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举家迁移到城市发展,子女的教育问题引起新生代进城务工家长的焦虑。目前,“双减”政策的实施并没有缓解新生代进城务工家长在学业负担和培训负担上的焦虑。相反在市民化意愿催化下和教育内卷背景下,新生代进城务工家长呈现焦虑表征为:教育负担加重、子女综合素质的忧虑、升学择校的不确定性和父母角色转变的不适应。新生代进城务工家长教育焦虑对家庭、学校和社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为此提出三方面建议:优化教育理念,发挥家庭教育功能;发挥实施“双减”政策的主体作用;着力保障教育公平,注入终身学习理念。

外出务工时长与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推动抑或阻止?——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以便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以缓解当地愈来愈严峻的就业压力,从而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并实现共同富裕。基于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背景,文章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系统分析外出务工时长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出务工时长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处理了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基于此结论,文章对其内在的作用机制展开深入研究后发现,农民工流入发达地区城镇务工期间,能够通过积累工资性收入、扩展社会网络等渠道获得有助于返乡创业所需的各种资源。文章的成果有助于丰富和拓展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影响方面的相关研究,针对外出务工人群积攒创业资源、降低创业门槛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也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作用。

风险流动务工是否增加了农户生计韧性——基于西南地区832份易地搬迁移民数据

本文利用西南地区832户移民农户调研数据,运用OLS回归、有序Logit模型等方法实证研究了风险流动务工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就近流动与外出流动务工正向显著促进了移民的生计韧性发展;从长远角度来看,短期流动务工与稳定流动务工对移民生计韧性产生了明显的促进效果;异质性分析发现,就近与外出流动务工对新生代与老一辈移民生计韧性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于分散安置的移民群体产生了负向作用。基于此,提出应增强移民自我发展能力与内生动力,合理引导移民劳动力务工流动,并从源头上增强不同安置方式、安置时间、安置地点的移民幸福感与满足感等建议,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引导。

成都市主城区务工人员AIDS/STDs知信行调查及作用机制研究

目的分析成都市主城区务工人员艾滋病/性传播疾病(AIDS/STDs)知识-态度-行为(KAP)现状、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为该类人群制定有效的防控方针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方便抽样和系统抽样结合的方法收集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AIDS/STDs认知、态度和性行为信息,采用EpiData 3.1和SPSS 26.0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并用AMOS 24.0构建KAP路径分析模型。结果有效问卷257份,AIDS知晓率为55.6%,平均得分(5.59±1.61)分。STDs知晓率为37.4%,平均得分(9.05±3.00)分。有58人(22.6%)和44人(17.1%)对AIDS和STDs持歧视态度。高危性行为的发生率为3.50%。男性(OR=0.500,95%CI:0.279~0.897)是AIDS知晓的阻碍因素。无子女是AIDS(OR=2.748,95%CI:1.385~5.451)和STDs(OR=2.287,95%CI:1.084~4.825)歧视态度的促进因素。年龄越大(OR=0.854,95%CI:0.785~0.929),高危性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低。发生高危性行为分别受到AIDS态度及其知识的直接和间接影响,AIDS和STDs分别的知识对其态度(r=0.15、0.24,均P<0.05)、AIDS态度对STDs态度(r=0.57,P<0.05)均为正相关。即得分越高,越不会产生歧视态度,故提升知识知晓率可减少AIDS/STDs歧视和高危性行为发生。结论成都市主城区务工人员AIDS/STDs知晓情况不容乐观,应加大对重点地区和人群的创新型干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