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内而外:法官助理的诉讼地位及展开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2条,正式把法官助理纳入回避对象范围,可准用有关审判人员回避的规定.但“在法官指导下负责审查案件材料、草拟法律文书等”的组织法规定,只是对法官助理的内部工作进行了安排,难以成为其对外代表法院跟其他诉讼主体进行各种交涉活动的依据,法官助理在具体诉讼活动中因身份合法性存疑而处境尴尬.现有法规范体系中,法官助理作为审判人员的依据,总体上较为充分.着眼长远,确定法官助理的诉讼地位需要修改或制定相关法律.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切实保障当事人申请回避权实现,同时尽快修改其他两大诉讼法,以保持法律秩序的协调统一.

论基层法院法官助理的职能定位

法官助理制度是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我国在推进法官助理制度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有益经验,但法官助理制度也存在培养机制不够完善、差异化培养不足、配置模式缺乏科学性和角色冲突等问题。只有充分发挥法官助理的作用,明确法官助理的职能定位,才能助力案件审执质效的切实提高。对法官助理队伍分工细化,构建“跟进式”人才培养体系,不仅有利于法官助理队伍的管理和效率提升,也有利于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建设。构建双类型法官助理模式,赋予助手型法官助理更多的业务锻炼机会。进一步明确法官助理的职能边界,规范法官助理的选任制度,有效发挥法官助理的制度优势。

法官助理岗位胜任力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应用研究

建设更具胜任力的法官助理队伍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应有之义,“案多人少”的审判现状亟须更具胜任力的法官助理。提升法官助理岗位胜任力是提升审判质效、促进法官职业化的重要举措。文章通过文献回顾和行为事件访谈构建法官助理岗位胜任力初始指标池,并基于岗位胜任力的洋葱模型,采用德尔菲法筛选和识别法官助理的岗位胜任力指标。调查研究显示,法官助理岗位胜任力指标体系为二级多维结构,包括专业能力、通用能力、人格特质、职业伦理4个胜任力维度,共29个胜任力指标。该体系较为科学合理,能应用于法官助理的人员招录、岗位培训、考核晋升全过程,为司法体制配套改革中法官助理队伍的建设提供了参考。

法官分类的行政化与司法化——从助理审判员的“审判权”说起

法官分类与职权分配本应是司法改革的一个核心议题,而今却呈现出学术供给不足、法律规定不佳、实践运行不畅的局面。事实上,司法实践中已经形成了法官分类行政化的趋势,由此带来了法官任职资历化、法官身份荣誉化、法官权限混同化以及司法行政化等弊端。为让司法回归真正意义上的司法、让法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官,需要重新审视法官分类,推动其由行政化走向司法化:可以将法官分为助理法官、普通法官、资深法官,分别赋予辅助审判权、核心审判权、指导审判权,审理不同的诉讼案件,处理不同的审判事务,并且分属不同的内设部门,以祛除法院系统的大锅饭弊病,走出司法行政化的泥淖。

法官助理角色异化与回归

透过角色分析发现,法官助理除了本色出演外,还扮演了"法官"、"书记员"、"司法行政人员"等角色,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角色异化。究其根源,乃相关规范对法官助理角色定位模糊,司法实务部门对法官助理角色认识不一,法官助理角色掣肘于法院科层化管理所致。为实现法官助理角色回归,应把法官助理定位为辅助法官完成审判业务的人,结合现行法律框架、法官审判工作需求及角色扮演能力规范法官助理的审判辅助行为,在科层架构下构建以身份为基础、职权和薪酬为依托的单独序列管理体制,健全角色评估及责任追究机制。

法官助理的身份困境及其克服

在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过程中法官助理面临着一种难以通过提升个人能力突破的身份困境,这种困境表现为法官助理被剥夺审判权后失落感强烈、法官助理制度存在'名不副实'的现象、法官助理对职业发展缺乏稳定预期、法官助理等待入额的机会成本高昂。法官助理所处的身份困境主要源自改革制度与资源双向供给不足,其中包括外来制度水土不服、本土制度供给不足、司法改革资源匮乏。为了实现司法改革的目标,需要权责利相统一,实施加强审判力量的增量改革、尊重司法规律,科学划分各类人员工作职责、为编内法官助理提供可凭能力入额的畅通渠道,以编外助理为主处理审判辅助工作。

法官与法官助理“法情关系”之构建探究——以A市B区基层法院为视角

法官与法官助理之间存在微妙的关系,这种关系对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与成效产生重要的影响。通过调查我国司法改革试点省份的基层法院发现法官与法官助理之间在审判事务分工与责任承担、服从命令式管理与独立性人格要求、薪酬晋升机制与职业发展规划的矛盾。究其原因,既有改革设计不严谨、法律规定不完善等客观制度问题,也有传统封建文化影响、曲解改革精神等主观因素,因此,我们分析并借鉴域外的法官助理制度,以此完善我国的权责法定制度,优化审判团队模式,创新分离管培机制,培养法官与法官助理的师生之情、战友之情以及法律信仰之情,构建职业共同体的新型“法情关系”——法律人因法律职业的共同信仰,在法律规定分工的职责范围形成一种和谐关系。

论我国“法律学徒”式法官助理制度的构建--以法官精英化的实现为视角

法官助理制度是当下司法改革中推进法官精英化的一项重要的审判辅助制度。学术界尚未提出"司法公务员"式法官助理与"法律学徒"式法官助理的分类,但两者在实践中又以鲜明的对比形态呈现。我国目前推行的"司法公务员"式法官助理受到种种限制,无法破解我国法官精英化的困境。域外存在法官助理的另一种形态——"法律学徒"式法官助理;反观本土,"法律学徒"式法官助理的土壤亦已有之,"法律学徒"的雏形业已形成,但因定位不准而发展受限,故而有必要将两类法官助理衔接使用,以构建我国"法律学徒"式法官助理制度,并确定具体要素。

我国法官助理制度初论

法官助理制度的设置是近年来司法改革研讨內容之一,也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 建立法官助理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实现法官职业化的关键,同时是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有效途径。

论法官助理制度的四维重构

法官助理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的美国,于20世纪90年代经学者引荐至我国,至今已进行了近二十年的试点。经过试点期、推广期的探索,该制度未能发挥出引进者所预期的功效,但为进一步重塑奠定了基础。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正在展开,法官助理制度应以此为契机,从四个维度进行重构。一是该制度之前被塞进过多的价值诉求,如促进法官职业化、提升审判的公正和效率、缓解审判力量短缺等,现应将其功能纯粹化为提升审判效率与培育法律新人。功能追求的纯粹化与专门化更能发挥出制度的功效。二是与处在核心与关键位置的法官员额制相比,法官助理制居于次要与辅助地位,不宜率先推进,而应与法官员额、法官遴选、法官职业保障等关联制度协同推进。三是法官助理的职责设置过于宽泛,在试点期被设定为十二项,在推广期简化为六项,在重塑期又增至十余项。应将其职责集中于中度疑难、中度重复、对裁量权要求不高的次核心事务。四是我国引进的是美国法官助理制度,所结之果却近似于德国司法公务员制度,现应推动录用制助理的有序流动,并稳定合同制助理的成长预期。

司法改革背景下法官助理制度研究

法官助理制度是人民法院员额法官制度的配套制度,当前实践中主要存在六个方面的问题:岗位吸引力不足、各法院法官助理配置比例迥异、养成路径不够成熟、法官助理对当前入额制度的认同感较低、工作质效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职业发展前景不明晰。究其原因主要是招录门槛与职业前景不成正比、职能定位不清晰、缺乏系统的质效考核机制和激励递进机制、初任法官到基层法院任职制度与法官助理个体利益存在偏差、法官助理到基层入额与法官逐级遴选机制无法有效衔接、在职培养体系难以满足司法实践发展的需要。可以通过如下途径予以完善:提升法官助理岗位吸引力,赋予法官助理更加明确的定位,为法官助理顺利入额理清障碍,分类适用员额法官逐级遴选制度,针对法官助理建立系统的质效考核机制和激励递进机制,拓宽法官助理养成路径。

对我国法官助理制度改革的思考

本文着眼于我国法官助理制度改革的实践,分析了法官助理制度的实施是一项涉及到司法资源合理配置和司法理念转变的系统工程,需要以法院其他内部制度的改进和完善作支撑,并进一步指出我国目前不宜简单取消助理审判员制度。

浅谈我国法官助理制度的构建

法官助理制度在中国试行、建立和发展经过了较长时间,但却发展的不尽如人意,对法官助理制度问题的研究,我国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相关制度和理论还不完善,司法实践都还处于初步阶段,需更进一步、更深层次的探索和发展。以我国此次司法改革中的实际情况为基础、结合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法院,借鉴外国法院经验,我国法官助理的人员应进行分类招聘和业务分级管理。

论聘用制法官助理制度的完善--以职责定位为切入点

各地法院在组建审判团队、落实司法责任制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面临着在编法官助理短缺的问题,招聘聘用制法官助理来缓解是目前较普遍的做法。但在实际运行中,聘用制法官助理"招不来、用不好、留不住"的问题比较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是对于聘用制法官助理的职责定位不够清晰,导致其招录、使用、管理、保障等方面均不同程度与实际需要脱节,影响了法官助理作用的发挥,与预期效果差距较大。本文从聘用制法官助理产生发展过程入手,对其职责定位进行详细解读,以此为基础分析该制度在具体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针对性完善建议。

开放式诊所法律教育“社会化”探索——构建“法官助理”的订单式培养模式

随着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本科法学教育反映出不少问题。一方面,法科毕业生数量不能满足社会对职业法律人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法科毕业生直接走上法律职业岗位后不能即时发挥功效,再教育和再培训的成本较大。如何使办学规模扩大的同时,保证向社会输出高素质的法律人才,是当前法学教育的一个突出问题。高校若能对各地人民法院试点推行的法官助理制度主动介入,构建"法官助理"的订单式培养模式,不失为开放式诊所法律教育的"社会化"好路子。

法官助理制度改革之新思考

近年来,随着法官职业化进程的日益推进,法官助理制度在我国法院改革中被提上日程。各地法院对审判组织系统内部特别是法官助理的设置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应该说法官助理的地位特殊,其设置也对审判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在实践中因各地做法不一致,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作为一种新生的制度,如何建立并发挥该机制的积极效益,是我们司法改革应该追求的目标。

中国法官助理制度的实践困境及其破解之道

法官助理制度在我国是一种全新的制度,实践中存在着与现行办案模式不匹配、助理与法官配比设计不周全、助理充任书记员易架空制度目的、全部到基层法院入额有违契约精神且缺乏配套制度、入职门槛高成长慢、晋升渠道不畅通、主要精力难以投入工作等问题。必须立足我国法院的客观情况,转变传统思维,借鉴国(境)外经验,正视法官助理个体需求,修正不合理制度,切实发挥法官助理的应有功能,巩固司法改革成果。

基层法院编制内法官助理制度的困境与对策

本轮司法改革推行法官助理制度至今已近四年,但在实践操作中,法官助理制度运行遭遇阻滞,法官助理与法官、书记员职责不清,法官助理并未能如制度预期所愿有效减轻法官负担。同时,法官助理未来职业规划不明朗亦成为一大难题。借鉴域外经验,英美法系中审判辅助人员的职能定位多为限权法官,大陆法系中司法事务官独立于法官专司非诉事务之责。我国编制内法官助理承载二元功能:一为审判辅助功能,二为法官养成功能。虽不能简单移植国外经验,但可以法官助理二元功能为基础明确法官助理的职能定位,对法官助理采取分阶分级培养模式,前期主要由初中级法官助理承载审判辅助功能,后期由高级法官助理承载限权法官功能。

法官助理制度的再思考

法官助理制度的推行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以一贯之的一项改革。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一五”改革纲要指出：“结合人民法院组织法的修改，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对法官配备法官助理和取消助理审判员工作进行试点，摸索经验。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二五”改革纲要更加明确指出：“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法官助理制度。”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推出的“三五”改革纲要则再次重申“完善法官及其辅助人员分类管理的制度”。“建立健全以案件审判质量和效率考核为主要内容的审判质量效率监督控制体系，以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和其他行政人员的绩效和分类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岗位目标考核管理体系。”

我国法官助理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法官助理制度是在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在制度实际运行过程中暴露出的与既有制度的冲突、与法官养成规律不合等突出问题,是法官助理制度必须解开的制度症结。未来的法官助理制度应尊重法官选任制度改革成果、调整四级法院功能定位、遵循法官养成规律。并且通过对法官助理重新进行分类,调整不同层级法院法官助理的招录方式,在基层人民法院探索建立“递补法官制度”,为法官助理成长为合格的法官搭建必要的桥梁等方式,推动实现法官助理制度的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