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植结构“趋粮化”:劳动力外流的影响及其异质性

已有关于农业种植结构“趋粮化”研究忽视粮食作物的品种结构差异和区域差异,存在以户为单位度量劳动力外流的选择差错及要素替代发生主体不一致带来的行为逻辑分析偏误。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04—2018年村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劳动力外流对农业种植结构“趋粮化”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表明:相悖于现有文献的主流观点,整体上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种植比例的影响不显著,水稻主产区农村劳动力外流甚至会显著抑制种植结构“趋粮化”,这一结论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原因在于,劳动力外流显著促进了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强化了水稻种植“双改单”和复种指数下降的趋势。

关于农村劳动力外流问题的几点思考

“三农”问题始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历经八年时间打赢脱贫攻坚战,我国的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了解决,在此背景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尤为迫切。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外流情况愈发严峻,不少地区出现了弃耕和撂荒现象。因此,如何破解农村劳动力外流的制约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不得不研究解决的难题。鉴于这一现实情况,现以安徽省宣城市旌德县下辖村为例,通过研究劳动力外流的现状和原因,探索引导劳动力回流、破解农村劳动力缺失的对策,为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对劳动力外流的影响研究——基于江西省“百村千户”调查数据

利用2018年江西省“百村千户”数据,运用Tobit模型分析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对劳动力外流的影响,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究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影响劳动力外流的可能路径。结果表明: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促进了劳动力的外流,其中产田改造设施、灌溉设施、道路设施对劳动力产生替代效应,水利设施产生互补效应,电网设施对劳动力流动无显著影响;在异质性影响方面,农业生产性公共设施显著促进了高素质和适龄劳动力外流,对低素质和老年人的外流无显著影响;农户自有机械在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对劳动力外流影响中发挥着中介效应。据此,建议加大对农村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投资,将农户自有机械作为促进劳动力外流的重要抓手,加大农机购置补贴。

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民减贫的影响研究

在打赢全面脱贫“攻坚战”、推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之下,研究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民减贫的影响,对于保障脱贫可持续性、打好农村相对贫困“持久战”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基于2010—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农民减贫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农民减贫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农村劳动力外流对不同地区农民减贫存在异质性;农村劳动力流动能够通过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农村产业结构来影响农民减贫;农民减贫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劳动力外流对减贫效果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特征。

农村劳动力外流、农地流转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目的】检验农村劳动力外流、农地流转以及其他粮食生产的投入要素对中国粮食产量的直接影响和对粮食安全的间接影响。【方法】利用2001—2020年连续20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从农村劳动力外流和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两个角度构建影响粮食生产的模型,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结果】第一,农业劳动力外流显著地正向影响粮食产量。第二,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显著地正向影响粮食产量。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承包耕地流转的面积越大,粮食产量越高。【结论】国家应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非农经济,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近非农就业机会。同时,政府应通过试点创新的方式建立更有效的农地流转政策,推动建立透明化、公开化和制度化的土地交易市场,确保农地流转的有序进行,稳步推进。

劳动力外流对农户技术持续使用意愿的非线性影响

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现实背景下,以专业化食用菌种植为例,探析家庭劳动力外流对农户专业化技术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以及产生影响的内在作用机理,并采用10个省份的农户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家庭劳动力外流对农户专业化技术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效应呈倒U型态势,即家庭劳动力外流对农户专业化技术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先增强后减弱。(2)因果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劳动力外流的影响还部分通过改变农户的技术认知和技术评价间接影响农户技术持续使用意愿,两条路径共同解释了77.95%的总效应。(3)受教育年限、是否村干部、种植规模、成本预期和收益预期等亦是影响农户专业化生产技术持续使用意愿的因素。提出应完善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机制,减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提升其正向影响;同时,完善社会化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削弱其负向影响,有助于新技术的推广和提升食用菌生产的专业化水平。

劳动力外流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劳动力的大规模外流,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呈现出集体经济困难、人居环境恶化和农田水利废弛等各个方面全面衰败的景象。灌溉作为农村典型的公共事务,对于从微观层面揭示劳动力大规模外流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衰败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代表性意义。关于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在已有的实证研究文献中鲜有讨论。本文基于2014年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对全国21个省份的调查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1 507个农户的灌溉行为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农户家庭劳动力外流对农户参与集体灌溉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表明,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劳动力外流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弱化了农村集体行动能力,对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产生了显著负面影响。同时,计量结果表明:平原地区、水资源自然条件一般的村庄、耕地位于灌渠的中游、农户的承包地经营面积较大、农户的承包地块数较多、灌溉对农户家庭收入的重要性较大以及村庄对私自挖渠取水有惩罚措施等变量对农户参与集体灌溉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村庄位于城市郊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灌溉缺水历史等变量对农户参与集体灌溉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用水户协会的有无对农户是否参与集体灌溉没有显著的影响,原因是中国农村大多数用水户协会是行政力量推动下的产物,实际作用并不明显。上述结果表明:近20年来的大规模劳动力流动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出贡献的同时,给农村公共事务的治理带来显著的不利影响。研究大规模劳动力流动背景下的农村公共事务挑战及其应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应作为未来重要的学术方向。由于农村劳动力外流是难以逆转的发展趋势,如何培育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合作资源,实现农村社会有效的集体行动机制,是未来扭转农村公共事务治理衰败的关键。

延边朝鲜族劳动力外流及其影响研究

利用前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及其影响因素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异方差Probit模型,对延边朝鲜族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劳动力外流的特点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年龄、社会资源、教育程度等对劳动力外流有显著影响;女性劳动力流动概率高于男性且婚姻和孩子数影响不显著是朝鲜族劳动力外流的重要特点;生活水平低、朝鲜族自身特点和地理位置促成了延边朝鲜族人口的大量外流,影响了当地经济和民族自身发展。

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分析

劳动力外流加剧了农村人口的老化,并对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结合在安徽省巢湖市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抽样调查研究结果,分析了这一现象对家庭结构以及家庭养老功能的影响,并提出了改善老年人生活现状的对策和建议。

劳动力外流下农村家庭代际支持性别分工研究

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1年、2003年和2006年"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跟踪调查数据",采用随机效应的Logistic模型,从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两个角度研究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性别分工机制的变化。结果发现,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换仍然符合合作群体模式,由于不同性别在家庭中的角色和性别分工不同,老年父亲从子女外出中直接获益更多,老年母亲更多地是获得补偿性支持;儿子仍然在家庭养老中承担主要责任,女儿得到老年父母帮助时提供的补偿性支持更多,劳动力外流促使儿子和女儿对老年父母代际支持的性别差异缩小,女儿在家庭养老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提高。

劳动力外流下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

目的探讨劳动力外流背景下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生活满意度状况及相关性。方法应用劳动参与问卷、生活满意度指数A量表(LSIA)对300名农村老年人进行调研。结果空巢老人在农业劳动强度、农业劳动时间、打工或工作劳动强度、总劳动供给劳累度方面显著高于非空巢老人,而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非空巢老人(均P<0. 05);农业劳动的强度、时间、打工或工作的劳动强度、总劳动供给劳累度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P<0. 01)。结论随着人口老龄化、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农村农业生产劳动力、老年人的生活与健康问题,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子女等多方努力,同时进一步加强农村老年人养老保障,促进提高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

我国粮食主产区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供给安全的影响

在城镇化加速发展、农村劳动力持续外流的背景下,粮食安全成为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性问题。本文将全国主要的11个粮食主产区分为经济较发达主产区和经济欠发达主产区,采用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实证分析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发现:在全国粮食经济较发达主产区,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生产没有显著的影响;在经济欠发达主产区,该效应显著为负。因此,考虑粮食主产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制定差异化的劳动力流动和粮食安全政策,例如在欠发达主产区更关注耕地的使用效率和农业技术推广,在较发达主产区更关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将有利于从粮食供给安全视角实现中国的粮食安全。

抑制或促进?劳动力外流对农村人情消费的影响研究

人情消费是中国乡村维持社会联系的重要传统,如今却愈发成为农村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农村劳动力外流可能对原有社会人情关系产生不确定性影响。文章首先从人情关系网络视角出发分析中国乡村人情消费独特的内在逻辑以及在此逻辑下不同务工类型(就近务工和离乡务工)可能对乡村社会人情关系带来的冲击;继而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采用多值处理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不同务工类型对农民家庭人情消费的实际影响,并进一步从地区和农户异质性两个方面讨论劳动力外流对农民家庭人情消费的影响差异。研究表明,不同务工类型对农民家庭的人情消费的影响各异,表现为就近务工对农民家庭的人情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而离乡务工对人情消费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意味着离乡务工可能会瓦解或重塑农户原有的乡村社会人情关系,并可能会改变人情消费的方式。此外,农民务工对人情消费的作用效果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也存在差异;离乡务工对人情消费的抑制作用在年轻一代的农民家庭中表现更为明显;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其表现出的抑制效应也越大。

农业劳动力外流、农业要素投入与粮食安全关系的实证检验

"三农"问题关乎到国计民生与社会的稳定,文章基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将全国主要的11个粮食主产区分为经济较发达主产区和经济欠发达主产区两类,应用1990—2013年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劳动力外流、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发现: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和经济欠发达主产区,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生产没有显著的影响;在经济较发达主产区该效应显著为正。同时,研究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要素投入有着密切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外流背景下女儿养老与儿子养老的比较分析

由于农村劳动力外流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女儿和儿子的养老能力和养老意愿受到劳动力外流的影响就不相同,变化的方向和程度也不一致,因此,完善家庭养老制度,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必须改变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为女儿养老铺平道路。

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留守家庭成员时间分配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于家庭留守成员的时间分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运用1997—2006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成年人出外打工对妻子、儿童和老年人家务和农业劳动时间利用的影响。研究发现:丈夫出外打工显著地增加了妻子的农业劳动时间;父亲出外打工对于儿童家务劳动有显著的增加作用,并且对女孩的影响比男孩大;有成员出外打工的家庭,老年男性和女性在农业劳动中的时间投入都显著增加,家务劳动方面,老年女性受到的影响更大一些。

农村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的家庭离散与老人自杀问题透视

劳动力大规模外流使得农村家庭结构的完整性受到极大冲击,许多离散型家庭出现。离散型家庭主要包括留守家庭、隔代家庭和空巢家庭。通过对豫东地区8个村庄自杀案例的实证分析发现,在这三种家庭类型中,老人自杀原因存在较大差异:留守家庭中老人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婆媳矛盾。在隔代家庭中,抚养孙辈的经济压力与对孙辈照顾的代际矛盾是老人自杀的主要原因。而在空巢家庭中,日常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的缺失是老人自杀的主要原因。因此,应根据离散家庭类型进行分类,针对不同类型群体制定不同的制度与政策,从而构建可操作性较强的农村老人关爱服务体系。

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家庭代际交换失衡的影响分析

由于农村地区正处于从自给自足的传统社会进入以市场经济为表征的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结构性的变动破坏了代际交换的条件,赡养成本上升,农村代际交换的平衡被打破。在劳动力外流的背景下,农村社区的初级群体的控制力减弱,子女赡养意愿由自律转化为他律。同时,空间距离的增加使外出务工子女提供时间资源的能力下降,由于生活世界的改变,相对经济状况下降,也导致外出务工子女的赡养能力在事实上下降,进一步加速了代际交换的失衡,从而削弱了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

农村劳动力外流背景下“隔代家庭”初探——基于江西省波阳县的实地调查

以实地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和资料为基础 ,描绘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劳动力外流之后新出现的隔代家庭现象 ,剖析了生活在隔代家庭中“留守老人”的生活感受、经济状况、与子女代际关系 ,以及“留守孩子”的抚育问题。

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社会成本分析

分别对农村劳动力外流的私人成本和外在成本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着重针对其外在成本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