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水平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动态关系研究

生育水平变动会影响未来劳动年龄人口供给,但生育水平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相关性研究结论尚有争议。基于我国1970—2021年生育率水平和女性劳动参与率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后,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变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从宏观角度揭示生育水平变动与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的动态关联性。研究发现,我国生育水平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相关性由1979—1990年的负相关转变为1991—2021年的正相关,生育水平与女性劳动参与率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总和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已总体呈现出一定的格兰杰因果关系;1991—2021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互动响应关系显著,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动对总和生育率变动的冲击影响呈现滞后性,且影响程度没有总和生育率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冲击影响大。因此,在生育政策调整背景下,我国应充分重视生育水平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互动影响和冲击响应关系,有效保障女性生育和劳动权益,推进性别平等的生育支持体系建设,在提振社会生育水平的同时稳定女性劳动参与率。

中国人口劳动参与率与未来劳动力供给分析

对未来劳动力供给进行准确预测判断将有利于我们未来就业政策、现实人口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的科学制定,也是对未来人口与经济形势准确判定的依据,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在充分考虑人口老龄化、劳动参与率年龄模式变动以及受教育水平提高影响的基础上,对未来劳动供给进行预测。预测结果显示,如果不考虑65岁及以上人口的就业,到2016年将达到从业人员的高峰7.58亿,其后持续减少,到2050年前后减少到6.4亿;如果考虑65岁及以上人口的就业,我国的就业高峰将出现在2022年前后,到2045年以后,劳动力供给将大规模减少。届时劳动供养人口将会大大增加,这必须引起当代人在规划人口发展时的重视。

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劳动参与率保持在较高水平是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通过对1990-2009年的时序数据的分析发现,我国劳动参与率在1990年代以来一直趋于下降。通过对劳动参与率、大学毛入学率、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检验,发现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经济增长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而劳动参与率比重降低又降低了人口红利的作用力度;短期内大学扩招使得劳动参与率下降,长期内则提升劳动参与率,促进经济增长。因此需要采取措施延长退休年龄,改善国民整体受教育状况,促进劳动力市场发展,提升劳动参与率水平。

替代效应还是收入效应?——家庭老年照料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家庭老年照料责任与女性参与劳动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本文运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2009年数据和工具变量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承担家庭老年照料责任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以期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老年照料对女性劳动参与存在替代效应,造成对就业的负面影响。为父母提供照料帮助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下降了23.8%,其中与父母公婆同住的女性,照料责任使其劳动参与率下降49.08%,农村女性照料活动使其劳动参与率下降28.1%。

亚洲女性收入对生育率影响的国际比较研究——基于劳动参与率、受教育程度、就业方式的视角

通过构建家庭效用函数模型,论证了家庭收入增长中女性收入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说明了随着女性收入的提高,会降低生育率。进一步,通过引用女性劳动参与率、受教育程度及就业方式作为女性收入对生育率影响的中间变量,再运用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女性劳动参与率、受教育程度对生育率有着负向的影响,而女性非全日制就业方式对生育率有着正向的影响。再进一步,对亚洲各国生育政策的调整进行国际比较,探讨生育政策的具体措施与影响女性收入的三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最后针对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提出两方面的建议:硬政策的完善和软环境的支持,以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

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及效应分析

劳动参与率是衡量劳动力就业状态的重要指标。本文通过研究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生命周期规律及城乡差别,得出以下基本结论：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加重女性社会保障系统负担；农业领域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农业女性化趋势日益明显。政府要采取措施削弱伴随而来的负面效应。

贸易开放与女性劳动参与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2001—2011年中国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原因,重点探讨了贸易开放的作用。在实证分析中为了有效控制变量的内生性,依据地理特征构造了工具变量。实证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对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具有显著并稳健的负向效应,导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主要因素还包括资本产出比的提高、城镇失业率的上升及步入婚姻,而增加职工平均工资和提高技术女性劳动力的比重则会促进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从某种程度上说,女性作为弱势群体较难被包含在贸易开放利益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抑制贸易开放的发展,而是要趋利避害,综合实施各种措施,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因此,增加职工的平均工资收入及加大教育培训力度以增强女性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并为之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具有尤为重要的政策含义。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呈现出不断下降趋势。这种下降趋势与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是否相关?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特别是劳动年龄结构老化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到底有多大?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的结果表明: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化对劳动参与率具有负向影响。政策启示:政府应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以提高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产业结构,从而带动就业结构的优化,减少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减轻未来对劳动力供给的压力,从而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劳动供给的冲击。

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作为反映劳动力质和量的指标,是影响现代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因素,其变化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文章运用现代定量分析方法,分别从全局和分地区的角度实证研究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影响经济增长的程度和方向,结果表明,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高于劳动参与率,提高劳动力质量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

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与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意识——以湖北省为例

按照社会性别意识状况,公共政策分为性别中性、性别平等、性别差异和社会性别意识政策等4大类,它们对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作用机制和效果各不相同。本研究通过采用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意识代理变量,首次将实证方法应用于其对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分析中,并得出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随女性市场工资率增加而上升,随受教育程度增加而下降的结论,即在统计意义上,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意识对农村女性劳动参与有显著的影响。

中国家庭债务与劳动参与率变动的非一致性关系——以1997-2009年数据为依据

该文采用1997-2009年家庭债务与劳动参与率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单位根、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家庭债务与劳动参与率变动的关系。结果显示:我国家庭债务与劳动参与率变动存在非一致性关系,家庭债务每增加1个单位,会促使劳动参与率减少0.246个单位。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政府应该实施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银行应该完善消费信贷风险防范措施,家庭应该合理控制债务规模与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我国城镇居民劳动参与率状况与成因——基于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

以城镇人口调查数据为微观基础,利用非线性二元选择性的Probit回归模型对我国城镇劳动参与的状况及成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劳动参与率偏低一方面是由于宏观经济调整,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存在大量因缺乏劳动竞争力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沮丧者。为了有效改善这种状况,重建劳动者的市场参与信心是尤为重要的,为此,我们有针对性地提出如下建议:(1)再就业培训是提高劳动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2)通过鼓励创业和发展中小企业创造新的工作岗位;(3)社区就业是拓展再就业的重要渠道。

经济转型期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灰色关联分析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生了变化。本文将对女性劳动参与率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利用相关数据对中国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与其影响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藉此揭示经济转轨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劳动供给的特点,并总结其政策含义。

人口素质对劳动参与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针对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的状况,该文从劳动者自身素质出发寻找原因。以1999-2008年的人口素质要素数据为微观基础,利用主成分回归分析法对影响劳动参与率的主要要素进行了提取。最终的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思想道德素质、身体素质及文化科学素质对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均有影响;其中,思想道德素质和身体素质两个要素尤为重要。即人口素质中这两个要素对一个劳动者进入或退出劳动力市场起着决定性作用。据此,文章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建议。

中国退休人口劳动参与率为何如此之低?——兼论中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挑战与方向

退休人口重返劳动力市场已成为全球老龄化进程中的一个新趋势。中国老龄化速度之快世界少有,劳动力供给持续减少,法定退休年龄偏早,但退休人口劳动参与率始终很低。较高的养老金替代率、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快速变化的劳动力需求、家庭照料负担以及不友好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共同阻碍了退休人口重返劳动力市场。挖掘老年人力资源潜力是世界各国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当前中国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最为行之有效的举措是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最大挑战是人力资本短板,需要建立终身学习体系和就业友好型的劳动力市场制度。

出口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研究

在中国人口结构转变、人口红利正逐步消失的背景下,研究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探讨中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方式是否会加剧人口红利的消失、进而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的影响,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理论上,出口的扩张能够影响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就业供给,或者通过改变行业的生产和资源的重新分配来影响劳动力的性别构成,最终影响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使用200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企业层面数据,经验研究发现,随着出口密度的增加,女性劳动参与率显著增大。在解决内生性、改变变量定义及更换样本估计之后,研究结论均较为稳健。由于女性劳动参与率与妇女生育率之间可能存在的负向关系,说明出口在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同时,也降低了妇女的生育率,出口会对一国人口结构的转变产生影响。因此,中国转变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政策意蕴,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还将有助于缓解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负面影响。这意味着,除了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之外,通过调整出口导向型的贸易发展方式,也是缓解中国人口困境的一个渠道。

从女性劳动参与率审视我国社会政策的调整

近年来,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在25-35岁之间黄金劳动年龄范围内。在这一时期,女性劳动者面临着怀孕哺乳、儿童照料、家务劳动参与以及劳动力市场参与的双重任务,处于工作与家庭的剧烈冲突之中,劳动供给极为困难。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文章从性别歧视、时间和精力上的冲突、情感归属上的冲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借鉴韩国、美国、法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经验,从儿童保育、措施或政策、公平就业机会、防止怀孕歧视、工作时间安排等方面提出提升有家庭责任的女性劳动者的参与率的一些社会政策建议。

退休年龄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自1951年以来,中国的退休政策并未随着平均寿命、经济发展等情况的变化做出大的改变。每年有成千上万的老年劳动者,在其仍有劳动意愿和劳动能力的情况下,因为政策的规定离开工作岗位。过低的退休年龄使得我国的劳动参与率被潜在的低估,如果调整现行退休政策,将修正劳动参与率、减少"人口负债"期问题、缓解未来养老金收支失衡压力和挤压劳动力市场。

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改革与劳动参与率研究

本文将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险因素引入世代交叠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两者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运用2004~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老年抚养比对劳动参与率产生显著的负影响,人均养老保险支出对劳动参与率产生显著的正影响,两者的交叉影响则为负数。为消除内生性问题,采用总抚养比和人均社保收入两个工具变量再次检验,估计结果较为一致。收入提高和教育水平发展与劳动参与率正相关,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一定的负效应。为维持适度的劳动参与率以促进经济增长,需进一步放宽计划生育,落实相关的配套政策。

家庭决策、教育体系与劳动参与率——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失业问题

失业问题既可从劳动力需求不足的角度分析,又可从劳动力供给过剩的角度分析;文章尝试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来研究我国的失业问题,通过家庭决策、教育体系两个方面来分析我国劳动参与率特别是19岁以下人口劳动参与率过大的原因,进而找到改善我国劳动力供给状况的有效途径,以缓解目前日益严峻的失业问题。